皇帝的龙袍脏了能洗么?洗坏可没人敢负责

龙袍是古代皇帝专属的礼服，一般龙袍上会绣有9条进龙，还有各种寓意吉祥如意的图案。一件龙袍的制作是无比精良珍贵的，那如果龙袍脏了的话，能用水洗么？其实古人对这个问题也很犯愁。如果把龙袍给洗坏了，那应该由谁来担责呢？如果是让洗龙袍的人负责，可能到最后就只有皇帝本人敢洗龙袍了。还有一点我们要明白，皇帝并不是天天都需要穿龙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穿着便服，所以龙袍也没那么容易脏。

中国古代，皇帝的身份无比尊贵，龙，是皇权的象征。和他有关的事物一般都被冠以“龙”字。比如，皇帝的座位叫“龙椅”。

“供皇帝穿的龙袍，我朝(指明朝)的织造部门，设在苏州和杭州，织机花楼高一丈五尺(4.995米)，由两名巧匠对比设计好的花样图本，每织几寸就变换提织龙形图案的另一部分。不同房间分工合作，成品龙袍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所用丝线先染成红、黄等色，制作工具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人工和成本要增加数十倍，表示对皇帝的忠敬。其中的细节繁多，无法每一项都详细考证。”

人工复杂，造价昂贵，样式有严格规定，似乎这就是龙袍的主要特征。清代的文献是这么说的。这里可以看到，到了清代，有的龙袍上甚至还缀满了珠宝，用金线编织!

这么昂贵的衣服，到底怎么清洗呢?万一搓着搓着搓掉了两颗东珠，偷偷缝回去?

“你龙袍呢?”

“洗坏了，有得穿了不起啊?”

关于龙袍如何清洁的答案，估计各位心里都有数了——那就是不洗。

由于生产龙袍的复杂工艺和材料的金贵，又因为那些鲜艳的染料不比今天牢靠，入水很可能掉色，所以龙袍一旦制作完成便不会再清洗，只是由专人每天进行护理，保持龙袍光亮如新。

明黄色缎绣金龙朝袍 清乾隆 清宫旧藏

很多人可能要说了：“那不得臭了?”“皇上天天穿脏衣服不难受吗?”

别被影视剧塑造的皇帝形象给欺骗了。在现实中，皇帝的龙袍并不是每天穿着去上朝、去后宫、起居的“唯一指定服装”——反过来想，如果皇帝真的和电视里演的一样，一套衣服，一年四季不带换的到处跑，这皇帝还不如普通人呢。

实际上皇帝的衣服多种多样，从不拘泥于龙袍。比如狩猎的时候穿猎服。

回家了穿便服，就是料子比较好的普通衣服，舒服就行。

皇帝真正穿龙袍的时候，一年大概也就那么几次，都是在出席重大活动的时候才穿，例如太后生日，祭拜上天，皇帝大寿等等，可以这么理解：龙袍是一种吉服，穿它，是为了体现节日的隆重。

还有“拍证件照”的时候也穿

龙袍虽然不洗，但是同一样式都会有很多件备着，以防真的出现前边提到的龙袍意外损坏的情况，使皇帝没有龙袍穿。此外，根据场合的不同，龙袍的样式还有许多差别。

蓝缎织金团龙纹袷朝袍 清康熙 清宫旧藏

黄纱绣彩云金龙单龙袍 清乾隆 清宫旧藏

清代的一位皇帝少说也有几十上百件不同功能和样子的龙袍，而他又不需要每天穿着，所以大多数龙袍都只穿过一次便不会再穿，甚至有的龙袍从织造出来就从未穿过，最后弃用了。

红色金龙妆花缎皮朝袍 清雍正 清宫旧藏

“知县”“县令”，这两个词都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古代的一种官职，听上去好像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县的长官，以至于我们经常误以为，县令其实就是知县，只不过可能是不同时期的不同叫法罢了。那事实当真如此吗?真实历史上，县令和知县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这样两个官职?县令和知县相比，哪个官职更大?

从春秋战国时代起，秦国等诸侯国已经逐渐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由中央直接统治，而此时的县级最高长官就已经被称为“令”了，这是“县令”的起源。

到了秦汉时期，常规情况下，一般对人口万户以上的县的长官称为“县令”，不满万户的则称为“县长”。

到了南北朝时期，每个国家的疆域都很不稳定，人口也大量流失，每朝每国一般将县的最高长官统统称为“县令”。

当然，在唐朝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偶尔有县里的其他官员临时代理县令职权的情况，这时候这个官员就被称为“知县事”，这是是“知县”一词的起源。

总体来说，秦汉至隋唐，主流的称呼还是县令。

而此时，由于中原王朝作为千年东亚文明圈的宗主，县令一次也被传播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称为这些地区各国的一县之长的称谓。

到了宋代，“县令”这一称谓开始出现变化。

由于唐朝后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极其严重，也导致了五代十国军阀混战的严重后果，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后，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剥夺武将们的兵权，而对于如何抑制地方官员的权力也是苦思冥想。

终于，赵匡胤从唐朝的“知县事”职位里受到启发，他索性不再正式任命地方官员，而是由中央派遣官员下去，代理地方的事务，称为“知事”，“知”谐音为“执”，也就是执掌、主持的意思，相应的，以前朝代的县令、太守、刺史等称谓也统统被相应的“知州”、“知府”、“知县”等“知”字头的名称代替。

赵匡胤通过这个办法，逐渐废除了前朝的前朝的刺史、太守、县令等职位，从此，宋代以后在名义上就没有正式的地方官了，地方事务都是由中央派遣官员署理，“县令”和“知县”一字之差，其背后是中央集权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会发现，那些明清时代的电视剧里，府县的最高长官都是“知”字头的称呼。

不过元代县的主官改称县尹，明、清还是以知县为一县的正式长官，正七品，俗称“七品芝麻官”。

知县虽然品级不高，但是在明清时期，要当上一名知县，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多读书人辛苦一辈子，等了一辈子，也没当上县太爷。

在清代，一个人要坐上知县的位置，要么通过正常的科举之路，要么就走买官、举荐的他途。

在清代，一个读书人，要一路通过童生试、乡试、会试三大关口，先后取得秀才、举人、进士的功名，这才拥有成为知县的资格。这每一关都很不容易，几乎都是百里挑一的竞争激烈。

而如果要买官，在清末，捐个知县的价格需要4600两银子，这相当于130个家庭一年的生活开支，除非富贵人家，一般人家根本捐不起。

但是，不管你通过科举，还是通过买官，你都是只获得了做知县的资格而已，接下来，你就得排队候选，等待“出缺”。

清朝时期，全国有1500个知县的职位，但是每3年一次的会试会产生200多个进士，再加上6年一次的大挑考试以及不定期的恩科考试，即使在清朝前期，竞争者已经非常激烈，而到了清朝后期，买官之风流行，就把更为庞大的买官者放进了这个等待的池子里。

而只有出现在职知县死亡或者去职了，才能补上一个候选官员，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等待的时间是极其漫长的。

郑板桥44岁中进士，中二甲第八十八名，但他在京城等了一年，也没等到朝廷的分配，不得不回到家乡，5年后，他再次入京等待，刚好受到慎郡王允禧的重视，在允禧的推荐下，郑板桥才有机会去范县做知县。

郑板桥运气还算不错，有一个叫刘黎阁的人，候补了26年，很多人候补了一辈子，也没等到上任的圣旨，有个叫王竹的人，候补了20年，好不容易等到了上任荆溪知县的圣旨，却在4天后就去世了。

还有很多人，等了小半辈子，终于等来了官位，但却已经在漫长的等待中耗尽家财，而他们任职的地方往往相隔千山万水，为了赴任，他们不得不举债上任，上任后，为了还本付息，他们也只能从地方上搜刮民脂民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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