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日军士兵“松井一三”因自己的名字而引起的一场误会

在近代历史上的1938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一则由“59军在追击战斗中俘虏日军松井等一百三十名士兵”的消息瞬间点燃了整个中国大江南北。当时这则消息被各家报纸纷纷转载。然而事实上，这次事件报道背后的战斗却只是俘获了一名叫做“松井一三”日军士兵。“俘获日军松井一三一名”写成了俘获日军松井等一三一名，虽然消息不准确，但鼓舞人心却是实实在在的，而这次俘获背后的59军在临沂的战绩也是实实在在的。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抗日战争初期，但凡取得胜利的似乎都离不开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就是发动“九一八”事变，以一个师团夺下整个东北的“鲤”师团，也就是日军的第五师团，我们熟悉的是另一个称呼“板垣师团”：平型关，伏击的是板垣师团辎重队和援兵;台儿庄，受重创的是板垣师团坂本支队;昆仑关上，死的是板垣师团21旅团长中村正雄。

充当了这么多“大捷”的背景，并不是说这个师团弱，相反说明这个师团作为日军强悍，是侵犯我大好河山的日军绝对主力。

在台儿庄大捷前，其实还有两场鼓舞士气的胜利，一场是王陵基带川军血战滕县，另一场是59军张自忠和第三军团长庞炳勋共同创造的临沂大捷。

一个军加一个军团，看起来量很雄厚，事实上庞炳勋的第三军团麾下只有一个40军，而40军下面又只有一个39师，5个团。作为曾经的西北军高级将领，庞炳勋即使早早投诚老蒋后必然不被信任的，给一个军团长命令，却只领着一个师的兵力，装备、训练更是可以想象，虽然在蒋阵战韩复渠后，官兵士气大振，但毕竟实力差距在那里。七七事变后，庞炳勋一直在津浦线附近作战，临沂战斗打响时，手中可用兵力已经不足万人。

临沂，距离台儿庄90公里。临沂不保，台儿庄将面临日军两路大军的会师。面对岌岌可危的临沂，李宗仁迅速调遣张自忠的59军从滕县向临沂增援。七七事变后被媒体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张自忠只想痛痛快快战一场，用献血洗刷自己身上的诬名，为自己正名，为西北军正名。滕县距离临沂90公里，张自忠亲自带队仅用一昼夜抵达战场。面对日军强大攻势，张自忠考虑到与其被动守城，不如主动出击，外围打得越好，临沂的压力就越小。于是兵分两路向日军侧后方迂回。

3月14日，日军虽然侦查到有兵力支援临沂，但没料到对方不但不进城依托城市防守，还大胆穿插自己的侧后方，被张自忠打了个措手不及，59军顺利夺占茶叶山高地、白塔村、亭子头等要点。第5师团不愧为日军老牌劲旅，面对侧后被突袭，并没有手忙脚乱，在继续保持对临沂压制的同时，抽调两个大队迅速回援，对迂回的59军发起冲锋。

张自忠并不是第一次对上日军，长城抗战中他带领部队在喜峰口留下“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赫赫威名，他深知面对日军装备更加先进，训练水平更高，要取得优势，必须与日军贴身近战。在沂河两岸逐村、两军逐屋争夺，反复冲杀，战线犬牙交错。双方冲杀不下几十次，59军两个师的连、排长几乎全部牺牲，营长也伤亡近半。

据当时担任副机枪手的阮明刚回忆到：死人像田野里割倒的麦捆子一样，一堆一堆，地面都被血染红了，双脚踩上去黏黏的。

此时临沂城内的庞炳勋见正面兵力减少，也主动出城向日军卷击，与张自忠形成夹击。经过三天血战，59军以3000伤亡解了临沂之围。眼见临沂局势得到缓解，徐祖贻建议张自忠撤出战斗修整，张自忠却想的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他要利用坂本后撤立足不稳断其一指。

16日晚，他要求部队“在坚持5分钟”，全线发动夜袭，这一招击中了坂本软肋，打得敌人节节后退，但是到了天明日军飞机快速支援后，没有空中掩护的59军同样损失惨重，没有发动后续攻击的能力。

就此，临沂战斗拉下帷幕，张自忠携59军，与庞炳勋的第三军团(事实上的一个师)与日军在临沂城下血战五天，用战绩洗刷了自己“卖国贼”的诬名。在后续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中，每战倾尽全力，为抗击日寇做出了卓越贡献。1940年枣宜会战中，遭日军重兵合围，壮烈殉国，成为首位也是唯一一位抗日战场上牺牲的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牺牲后，其夫人李敏慧在悲痛绝食七天而死，夫妻二人合葬重庆梅花山麓。

古代皇帝死后，一般会被封谥号和庙号。在唐宋以前，皇帝死后大部分都是称其谥号，但在唐宋以后，基本上都要沿用庙号。例如李世民的庙号为唐太宗，谥号为唐文帝，我们一般还是习惯称呼李世民为唐太宗。而汉朝皇帝刘彻，他的谥号为孝武皇帝，庙号为汉世宗，我们则更习惯称他为汉武帝。为何到了唐宋以后，对已逝去皇帝的称呼从谥号变成庙号了呢?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秦朝之前是称为王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认为自己的功绩超过了三皇五帝，所以自称始皇帝， 以后沿袭下来就都称皇帝了，某某帝是谥号，某某宗某某祖是庙号 中国古代的帝王除有姓名之外，往往还有庙号、谥号、尊号和年号。合于太庙祭祀称之为“祧”，“祧”这件事情有实际上的作用。如果每个君王的庙都留下，数代之后为数众多的家庙会有祭祀上的困难。而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就会特别追上庙号，以示永远立庙祭祀之意。另外，由于后世皇帝谥号字数膨胀，且几乎只要是后人接位的皇帝子孙都会给父祖上美谥，故谥号实际上无法显示皇帝评价，庙号反而取代了谥号起到盖棺论定的功用。唐朝以前，不是每个皇帝都有庙号，自唐朝始，每个皇帝死后方才都有庙号。

谥号是人死后后人给予评价的文字，相传始创于西周成康时期，由周公旦所确立。唐朝以前，每个皇帝不一定都有庙号，但都有谥号，因此唐以前帝王多称谥号，唐至元代皇帝多称庙号。

年号是中国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一般由皇帝发起。先秦至汉初无年号，汉武帝即位后首创年号。始创年号为元狩，并追称“元狩”以前年号为“建元”、“元光”、“元朔”。此后形成制度。历代帝王遇到“天降祥瑞”或内讧外忧等大事、要事，一般都要更改年号。

一个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如唐高宗有14个;而明清时期，皇帝大多一人一个年号，故后世即以年号作为明清皇帝的称呼，如永乐皇帝、康熙皇帝等。这其中只有两个例外：一是明英宗朱祁镇，他即位之初取年号“正统”，后土木堡之变中这位皇帝被瓦剌军俘虏，其弟郕王朱祁钰继位(明代宗)，改元景泰。朱祁镇于景泰八年复辟，改元天顺，直至他死去。二是清太宗皇太极，他即位时仍为后金的大汗身份，建年号“天聪”，后于天聪十年(1636)称帝，改国号“金”为“大清”，改“女真”为“满洲”，改元“崇德”，这是清代唯一的一次君主在世时改元。至于清穆宗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因为前者并未正式确立为年号，故不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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