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古代骑士头盔为何要装个猪脸?难道是为了避邪吗?
对于比较喜欢了解冷比起时代盔甲的小伙伴们来说，猪面盔这个名字相信都比较熟悉了。猪面盔是在14世纪期间出现的非常著名的一种头盔，可以说这种头盔在欧洲的冷兵器时代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猪面盔取代了以往传统的桶盔，并为欧洲带有封闭式面罩的最后一代头盔——伯格纳特盔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虽然在国内猪面盔这个称呼耳熟能详，但是这其实并不是严谨的翻译，而更多的是对这种头盔早期造型的描述。猪面盔最早诞生于14世纪的意大利的帕多瓦，其造型最大的特点，无疑就是整个顶部的尖角，以及同样尖尖的面罩。不过猪面盔的面罩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出现使用，对于面部的防御，和当时意大利地区流行的头盔一样，大多是使用可拆卸的护鼻来补充。因此早期的猪面盔相对于桶盔来说，在防御面积层面上优势不大。不过由于猪面盔的造型基本比较贴合头部，且体型较小，因此往往被佩戴在一个更大的头盔下，以此来为头部提供双层防御。
不过在1330年开始，猪面盔配置护鼻的方式逐渐减少，相应的，类似于当时桶盔那种，可以向上翻起的面罩开始出现在猪面盔上。这种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猪面盔上的尖角，则是受当时欧洲肆虐的黑死病所影响。因为当时欧洲人认为，鸟类尤其是乌鸦，之所以不会受黑死病的影响，正是得益于它们鸟喙的型状，因此将当时的面罩也做成了类似的型状。
伴随着面罩在猪面盔上的出现，这种头盔逐渐开始从一种辅助防御性质的防具，成为了一种真正独立的头盔防具。并且这种可掀起的面罩结构，对当时的桶盔，以及之后的一些列头盔发展，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不过在14世纪时期，虽然护喉已经出现，但当时猪面盔依然采用比较古老的，镶嵌锁子甲的方式对颈部进行保护，也因此，猪面盔在相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无法彻底淘汰古老的桶盔。
到了14世纪末，伴随着步兵地位的上升，其实们不得不更加对步兵武器所带来的威胁更加重视。这也让护喉和猪面盔，在这一时期终于得到了结合。虽然镶嵌锁甲的方式，一直到15世纪依然存在，但是这却也让猪面盔得以彻底取代桶盔。成为15世纪最声名显赫的头盔。
也正是在14世纪初~15世纪末这一段历史时期，猪面盔的发型开始发生极大的变化。原本尖锐的面罩，开始逐渐变得圆滑，同时猪面盔另一个堪称标志的长条眼洞，开始被更多的小孔取代。这两个改变，前者有利于节省猪面盔的生产成本，而后者则利于给佩戴者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
但是在猪面盔的演变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这种头盔和护喉的结合，对于佩戴者的脖子和头部活动，带来了非常巨大的不便。与此同时，为了能够应对早期火器的攻击，工匠们不得不将猪面盔做得更厚，这让头盔的重量虽然被分配到了肩膀和脖颈，但是依然对佩戴者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因此到了16世纪，伴随着伯格纳特盔的出现，猪面盔便逐渐淡出战场，更多的是在这一时期骑士比武中使用。这种全封闭式头盔，也就此即将迎来最后的纪元。
在唐玄宗统治时期发生了一桩非常有意思的考试舞弊案。当年大字都不识一个的安禄山给唐玄宗打了个小报告，说是今年的考试录取有问题，外面都传开了。唐玄宗得知后便亲自接见被录取的考生，进行复试。然而复试的结果让人目瞪口呆：新科状元，一位叫张奭的人，手持试纸，最后居然是连一个字都没填上，交了白卷。当时的人们送给这位交白卷的状元一个称呼，叫做“曳白”。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事件发生在唐玄宗刚刚将年号由“开元”改为“天宝”的第二年，事件背后的黑幕是这样的：李林甫以宰相的身份兼领吏部尚书，即一边干总理的事情一边兼职官员选拔工作，因为忙不过来将官员选拔工作(即本次科举)交给两个手下去干。
这两个手下看到有个叫张倚的人近来特别得玄宗的青睐，刚好张倚的儿子张奭也参加了这次科举考试，为了巴结张倚，于是将他儿子张奭列为第一名。
结果出来，自然天下哗然，因为当时科举录取率奇低，整个大唐帝国的科举考生一万多人但只录取六十四人，淘汰率之高堪比如今的特种兵选拔，连我们的诗圣杜甫、大历十才子之首的钱起都曾有过落第的经历，名不见经传的张奭何德何能能得第一呢?
但是不满归不满，却没有人有机会对唯一能够公正裁定此事的皇帝大人申述，因为当时满朝文武在李林甫的专权下噤若寒蝉，所谓的“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就是唐人在形容这种局面的。
但是这件事后来让安禄山知道了，当时正处心积虑希望取得玄宗信任的安胖子当即将人们的这种不满情绪告知了唐玄宗，这才有了那次处理结果，揪出一个千古罕闻的“白卷状元”。
这个事件看似跟李林甫没有多大关系，可是，事实上若不是李林甫长期以来压制言路堵塞圣听，他那两个手下无论如何也不敢作出如此明目张胆之事的。
从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的转折，李林甫可谓关键人物!
李林甫在相位上一呆十九年，比唐玄宗时代的任何一位宰相都长。在他登上宰相之位后，做的相当有名的一件事就是处心积虑地防止人才被挖掘，以免对他的地位形成威胁。于是，当玄宗的年号由“开元”改作“天宝”之后，很多事渐渐变了。
先是大唐守边的领兵大将渐渐成了胡人的天下，因为胡人大多不识字(所谓“生年不读一字书，但知游猎夸轻越”)，不识字就没办法像之前那样，由边将的身份“出将入相”，入朝担任宰相，也就不会威胁到李林甫的相位。这也为后来安禄山掌握数个节度使的兵力以至有实力发动叛乱埋下了祸根。
诗圣杜甫也让李林甫给坑过，天宝二年的科举舞弊只是一个开始，杜甫参加了天宝六年的一次人才选拔考试，就在他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一腔热血进京赶考之时，李林甫却大手一挥，让全天下的学子都打道回府：一个都不录取!
李林甫给玄宗报告说这是因为“野无遗贤”，这些人都不中用，所以就让他们都回家了!
好个“野无遗贤”，这个“口蜜腹剑”的大奸贼就是这么忽悠玄宗皇帝的，而玄宗也是这么稀里糊涂就相信的。玄宗大概忘了，他所敬仰的曾祖父唐太宗当年在参观考场之后，看见新被录取的进士们进进出出的样子，曾开心地说出那句名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你现在一个都没录取，天下英雄，怎能入你彀中呢?或者，此刻的唐玄宗，大概认为他确实早已做到将天下英雄都收入囊中了，所以“野无遗贤”也就不足为怪了。
李林甫的手段十分了得，成果也是十分丰硕，我们可以为他列一份成绩单：
自开元二十二年拜相以来，李林甫略使小计便搞掉了先后同朝为相的张九龄、李适之，又于开元二十五年以“潜构异谋”之罪将唐玄宗的三个亲生儿子——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人废为庶人，旋即赐死。
再借新太子“与大臣交通”案，不但先后两次逼得新太子李亨与妻子离婚，令其以三十几岁的年纪因心力完全憔悴而两鬓斑白，更借机剪除了户部尚书裴敦复、刑部尚书韦坚、陇西节度使皇甫惟明、北海太守李邕、户部侍郎杨慎矜等等一干不听话的异己。
甚至，那位从小与太子一起长大的名将王忠嗣也被李林甫搞下马，王忠嗣此人为大唐镇守边疆，最巅峰时曾配挂四颗将印，身兼四个节度使之职，在边疆的权势之大，就是后来的安禄山也难望其项背。但是，这样的人一样被忌才的李林甫陷害去职，后不明不白死去。王忠嗣之死，成为大唐朝政彻底失去根治的标志。
在持续的人才压榨下，帝国的英才纷纷流落人间，朝堂渐成尸位素餐者的聚集地。在李林甫权倾朝野的近二十年时间内，大唐帝国的人才被压榨到难以维续的地步。
李林甫死后，接替他担任帝国宰相的杨国忠，据说最多的时候身上居然同时兼了四十个职位。
“当政府头目感到人才枯竭，少数人非大肆卡位、猛兼其差不可之时，也就是人才大量倒流到反抗阵营，准备随时颠覆政府之日。用来观察治乱，屡试不爽。”(《柏杨曰(三)》之《杨国忠有四十余兼职》)
安史之乱爆发后，当国家需要有人来应对这场大动乱的时候，发现几乎找不到现成的人来，蠢笨如杨国忠，只会给老糊涂的唐玄宗出丢下子民独自逃跑的主意。没有现成的人才那怎么办?只好优先提拔那些看起来忠心耿耿的人吧!因为这个缘故，太子李亨在动乱中即位后，只好将千里追随而来的房琯提拔为宰相。
但是房琯等人忠心是挺忠心的，打仗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大唐打响对叛军的绝地大反击之后，房琯战前放话：“贼军虽多，安能敌我手下的某某”，结果仗打下来，损兵折将，一败再败，害得我们诗圣杜甫的眼泪一直没停过，刚刚哭完战死陈陶的四万义军——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又要祭奠在青坂之战中惨死的大唐将士——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悲青坂》)。
尽管李林甫如此十恶不赦、作恶多端，然而作为领导者的唐玄宗却始终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在逃到蜀中之后，悔恨无极的唐玄宗还念念不忘李林甫的才能，对身旁的人道：“李林甫之才不可多得。”
虽然他随即又加了这么一句：“但这个人妒贤嫉能，以此至败。”
旁边的人不解地问：“陛下既然知道这些，何故久任之?计今日之事，林甫所启也。”
据说，听完这话后，唐玄宗的反应是“愀然不乐”，长久地说不出话来，不知道，这其中饱含了多少悔恨呢?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在这场由盛世到乱世的转变中，尽管李林甫算个关键人物，然而动乱的根源，正是帝国的拥有者——唐玄宗。
倘若不是唐玄宗对于国事的不闻不问，试问作为臣子的能有多大能耐将一个原本好端端的超级大帝国折腾得鸡犬不宁呢?
我们从上述那个白卷状元的事件即可瞧出一些端倪!
按照日后通常的做法，科举学子们在考场上答完试卷被录取仅仅是通过初试而已，决定名次的还要在金銮殿上接受皇帝大人亲自考核，也即通常所说的殿试。通常状元探花榜眼都是由皇帝亲自评选出来，即“钦点”。
但是从上述那个案件来看，如果不是安禄山将这个事情捅出来，玄宗可能连过问都不过问一下，直接将底下汇报过来的人员名单照单全收。试问，留下如此大的空挡，可以给底下人多少营私的空间?
可以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才是帝国衰弱真正的祸乱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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