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如何防范天灾?天灾对这些朝代曾造成毁灭打击

最近广东地区迎来了超级台风“山竹”，所以广东个别市区也提前发出了停课停工的通知，好让大家在家中做好避难的准备。很庆幸现代的高科技能够预测自然灾害，好让大家提前做好防备，但在古代并没有这么先进的装备，大家是如何防范天灾的呢?实际上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的确不是很多，沿海城市每年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自然侵害，如果是经验丰富的渔夫定能提前发现什么，这也是人类一种预警的本能。

《史记》曰：周孝王七年，厉王生，冬大雹，牛马死，江汉俱冻。

意思是说，周代昏君厉王出生的时候，气候出现了异常，冬天寒冷导致牛马全死，江水河流全部冻结。周厉王之后，我国历史上开始了长期大混乱时期，历史上类似的大混乱时期有好几次，特点就是人们生活困苦，人口下降。古代史学作者们通常归结于政治家们的影响，他们认为君王昏聩则百姓饥寒交迫。这些著名的时期有西周末年和春秋前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和元朝。

政治家对历史的影响实际上绝对没有这么大，比如纣王是有名的暴君(也有一种说法是他并非暴君，只是常年征战，导致国内空虚，被周朝趁势而入)，导致国家灭亡，可是武王即位后，天下很快就太平了，并没有陷入乱世;暴秦二世而亡，很快就迎来了文景之治，以及汉武大帝时盛极一时的大帝国;隋炀帝穷兵黩武，开运河修筑宫殿，隋朝灭亡后，唐朝很快就开启了大盛世。难道是因为所谓明君的诞生?

须知，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天下四分五裂，征战不断，但中国总人口却在持续上升，文化和经济愈发繁荣。

三国、五代等时期，一些雄才大略的君主曹操、苻坚、刘裕、柴荣等人，并不能够阻挡混乱的局面。在元朝，蒙古人依靠武力维持着国家空前的统一，却不能阻挡社会混乱。战国不稳定，百姓能吃饱，元朝政局倒是稳定，百姓们饿殍遍野，国运60年。实际上，蒙古帝国能够所向披靡，也不得不感谢地球这一时期处于寒冷季。

古代皇帝个人的英明或者昏聩决定了一切吗?文景之治讲究无为而治，汉末年的皇帝虽然政治玩不明白，却也没有一个穷奢极欲之徒，为何能够招来由于百姓饥饿而引起的黄巾军大起义呢?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历史，大约有传说开始的华夏文明到现在共经历了4个温暖期和寒冷期，我们发现，西周末年、东汉末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十国的天气居然是长期寒冷时期，而经济繁荣发达的时期，一般都是温暖期。

很明显，温暖期粮食产量高，缺少衣物的古代人也不容易冻死。《史记 殷本纪》中，生活在河南地区的商纣王攻打山东地区，坐骑是大象，可见当时的气候温暖，所以当商朝灭亡后，周朝能很快的恢复经济;著名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只靠在河南地区采薇就能生活。

《史记》曰：晋庄伯元年，不雨雪。就是说，春秋时期晋庄伯的时候，山西居然不下雪，可见其温暖。我们从流传的春秋五霸时代的故事去看，气候温暖繁荣了经济和文化，天下是四分五裂，人民却有食物，精英从容思考。

隋唐是我国的另一个温暖季节，两唐书《玄宗》载：天宝元年冬无冰，二年冬无雪。但是后来，虽然国家经历了安史之乱，但后期依然有过中兴，虽然经历了黄巢大乱、五代十国大混战，天下的总人口居然没有减少，歌舞艺术、诗歌等持续巅峰!

宋代气候应该也比较暖和，宋江等人造反的梁山水泊有800里，说明唐古拉山的冰雪大量融化，黄河水位非常高。宋代的经济我们都知道，很多极端观点据此认为宋朝是最强的。

元朝初期，气候就开始变得不太好，忽必烈讨伐日本的大军两次遭遇台风，全军覆没。要知道忽必烈的军队从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前期还取得了多场胜利。大军不可能被台风直接刮死的，如果这个台风必然具备彻底摧毁农作物的能力，必然有由于台风过后产生了极低的气温。

再向上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骤减，除了战乱之外，也由于这一时期气候寒冷，人相食的事情比比皆是。

统治者对百姓的影响真的很大吗?为什么有些统治者不作为被视作无为而治，有些人不作为则被视为荒废政务?在古代生产力比较低的情况下，农民靠天吃饭，皇帝也要靠天吃饭，一场大台风毁掉一个王朝绝对不是痴人说梦;同样，生产力水平如果提高了，老百姓自然能够吃饱饭，如果非要说跟皇帝有什么关系，那就只能感谢皇帝不拿好日子瞎折腾。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鼎盛的时期，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诗歌，唐诗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也对世界上多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影响。

唐诗在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基础上，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诗体形式的运用，还创造出了风格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裁，这对格律音韵有着严格要求的新诗体，将中国的诗歌语言文化艺术，推到了一个历史上成熟的巅峰。

唐朝诗歌文化的鼎盛，离不开唐代无数优秀诗人的作品，但为什么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唯独唐代的诗人独领风骚呢?这与唐代的取士方法有关。

古代的取士方法，从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到汉时的“察举制”，再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至隋唐，“九品中正”的取士方法已不太适合统治的需求，于是隋文帝杨坚首创“分科举人”，到杨广时期，科举取士制度正式成为国策，隋灭后，唐朝沿用了隋的科举制，并在隋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以进士科为重，明经科次之。

“进士及第”是当时读书人最大的荣耀，无数的读书人寒窗十年，就只是为了一朝“及第”，一来可以光耀门楣，二来一展胸中抱负或解决生活困顿的问题，而唐朝时，进士科主要考的就是诗赋，所以唐朝科举也有“诗赋取士”之说。基于这个原因，唐朝诗风的盛行就不难理解了，如《资治通鉴·唐代宗广德元年》中载：“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声病”，就是诗歌韵律上的毛病。所以在唐代，往往有诸多“白首穷诗”的读书人，一生究诗研赋，只为考上个进士，这倒让很多杰出的诗歌作品，在这蹉跎的岁月里，被创作了出来。

唐时的考进士，比之明经科，难度可是为历朝之最，所以也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唐朝的大文豪韩愈，就曾多次不第，甚至连“诗圣“杜甫，在考时也是名落孙山，可见难度之高。除了两位外，更有无数才学出众的唐代才子纷纷落榜，这也是为什么留存的唐诗作中多存郁郁之意的原因了。

唐时科举难考的问题主要还是出自科举制度上，唐朝的科举并没有采取“糊名“制，士子考试前可以公开推举，谓之“通榜”。而考进士的士子，往往会将自己的作品递呈给朝中有声望的人看，称为“温卷”，像韩愈，在科举期间就曾多次给宰相上书自荐，考官会根据考生的社会名望和才德作为取士时的参考。

这样的科举制度，让许多出身不好，或名声不显的读书人，科举之路异常坎坷，如杜甫，虽然身后获得诺大的名声，但在当时却是名声不显，所以导致仕途不顺，一生穷困潦倒，连儿子都被饿死。而杜甫的诗作，虽然多发忧国伤民之情，但骨子里散发而出的，主要还是自身难展一身抱负，以图回报国家之心罢了。

再如唐诗《己亥岁二首》的作者曹松，一生研诗备考，却无一中第，直到71岁高龄，碰上了皇帝心情不错，才下旨选拨一些出身贫寒，参加过多次科举没有考中的考生，特赐“恩榜”，才最终成为了进士。当时同榜的五人中有二人已经超过了七十岁，剩下的三人也都过了六十岁，于是这次的放榜就被时人称为“五老榜”。

“五老榜”谓之当时的佳话，但实际上，这更像一种讽刺，曹松当年被授校书郎，后迁任秘书省正字，但如此风烛残年，那堪劳累，及第次年曹松便逝去。

曹松在唐代无数杰出的诗人中名气并不算显赫，但他在科举路上蹉跎一生所作的《己亥岁二首》，却是唐诗中的杰作，如“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更是千古名句。曹松一生都在科举路上蹉跎流浪，因生活在底层，也见多了穷苦百姓的苦难，再加上屡考不第，心中自然难免存有怨愤，“凭君莫话封侯事”是讽刺当时的镇海节度使高骈的诗句，高骈因镇压黄巢有功，被封渤海郡王，在曹松眼里，高骈之流不过是“功在杀人多”而已，就像“一将功成万骨枯”中深深流露出来的厌恶和愤恨。

唐朝的诗风因科举而鼎盛，又因环境而变化，所以盛唐诗歌多是意气风发之作，而中晚唐诗歌，因为战乱和朝政的腐败，往往胸怀抱负的有志之士，却不得所用，一生流浪坎坷，因而诗歌的表现变得内敛沉郁，多有愤怒讥讽之作或显露厌世归隐之心，正如晚唐著名诗人韦庄，从“平生志业匡尧舜”，到后来的“又拟沧浪学钓翁。”这是大多数晚唐诗人政治理想破灭后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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