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霸排名是怎样的?有人能撼动齐桓公的地位么?

要说谁才是春秋五霸中最厉害的国家，可能不少人还是会选齐国，毕竟齐桓公的名声实在太响了。不过这个说法目前已经过时了，齐桓公虽强但也没强到能统一全国，而且当时其他国家也有超越齐国的势头。下面就为大家分析一下春秋五霸的排名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当然这其中会有比较主观的一面，小伙伴们有不同意见的话可以留言一起讨论啦。

从小编这几天发表的文章来看，很多读者都知道甚至比较了解 “春秋五霸”，也都有自己的看法。如果让大家给“春秋五霸”做个排名，又会怎么选择呢?其实在小编看来，历史早有定论。

通常，“春秋五霸”有两种说法。

一种指的是的：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依称霸的先后顺序排)。这是唐代司马贞，在研究司马迁的《史记》后给出来的说法，不过这个说法有很多人不认可。

其一，宋襄公只有霸主之名，而无霸主之实，就算是司马迁本人来解释，估计也很难把这个说法给说圆咯。只能理解成司马迁时代大家都很看重“礼仪”、“仁德”等儒家经典思想，就这个层面上来说，宋襄公的确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其二，秦穆公称霸时，秦国固然是兵强马壮，打败过最强大的晋国，但同时也被晋国狠狠收拾过两次，而且有西边的戎族等部落牵制，秦国比其他国家更少参与到中原的事情上来，要说“称霸中原”，也有点名不符实，说“称霸西戎”倒是很贴切。

但秦国在春秋时期拿得出手的也就是这位秦穆公了，这时候的秦国比起晋国、楚国、齐国尚且略差一筹，更不要说其他秦公在位的时候了。秦国真正强大起来，还是要从战国中后期秦孝公和商鞅的时代算起。

所以“春秋五霸”还有第二种说法：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种说法呢来自荀子所著的《王霸》，相比司马贞的唐代，荀子生活在战国后期，离春秋时期也就二百年左右，所以小编觉得这种说法更为靠谱。

对比两种说法，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的位子都很牢固，这是为什么呢?

小编认为，作为中原霸主，除了称霸的国君在位时能号令天下，在称霸的国君去世之后或者去世之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这个国家也应该具有十分强大的威慑力才对。如此看来，之前这个问题就很好解释了。

首先看看齐国。齐国其实从齐桓公的爷爷齐釐公开始就算是一方霸主(公元前720年左右)，齐桓公在位的时候国力达到顶峰，一直到齐桓公身死(公元前643年)，称霸大约有80年的时间，但之后的齐国虽无霸权，却依然是一流强国，强大了约250年。

然后是晋国。晋国是从晋文公的父亲晋献公时代强大起来的(公元前675年左右)，晋文公后的晋历公、晋景公、晋悼公又数次将晋国的国力推向顶峰，到后来“三家六亲”执政(公元前550年左右)，晋国才算是逐渐走向了下坡路。但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晋国都是各诸侯国公认的盟主，所以晋国足足称霸了约150年，强大了约200年。

接下来是楚国。楚国从和齐国争霸的楚成王开始算起(公元前660年左右)，到楚庄王时期霸权达到巅峰，直到后来的吴楚争霸(公元前506年左右)，称霸了约50年，强大了约150年。

最后吴王和越王，这两位称霸时间比前面三位晚了许多，这时候已经是春秋末期。吴国从吴楚争霸一直到亡国，称霸了30年，强大了70年。

越国从吴越争霸一直到春秋结束，称霸了20年，强大了50年。

从一个国家的层面上来说，长盛不衰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综合强大的时间和称霸时间，“春秋五霸”的名次是：晋国>齐国>楚国>吴国>越国。

但考虑到吴王阖闾是被越王勾践重伤而死，而吴王的儿子夫差也在勾践的复仇中亡国，故此小编认为越国应该排在吴国前面。是为：晋国>齐国>楚国>越国>吴国。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提出的一种学习思想，意思是向西方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然后用来抵御他们的侵略。这里的“夷”就是洋人的意思，不过为什么要用“夷”来形容洋人呢?“夷”在古代的意思非常多，有平安、杀掉还有姓的意思。旧时代也会用来称东方民族和外国人。但要是用来形容外国人的话那就是当贬义词再用了，那“夷”到底是怎么完成这个转变的呢?

晚清时期有一句话最为人熟知，那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夷，最早是指华夏以外的其他部族。到了清朝，“夷”字被广泛使用，特指外国人。夷，其实是一个贬义词，意思是野蛮的、未开化的，歧视的意思很明显。外国人对于中国人如此称呼自己非常不满，为此多次抗议，甚至不惜动武。中国人抵抗侵略，外国人抵抗歧视。一部“夷”字史就是半部外国人抗争史。

为何说一部“夷”字史就是半部外国人抗争史，而不是全部呢?因为，中国人最早使用这个字的时候，外国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歧视用词。夷，在外国人看来，就是“陌生人(Stranger)”或是“外国人(Foreigner)”的意思。但外国人后来慢慢发现，似乎不是这个意思，总有歧视的意思在这里面，更像是“野蛮人(Barbarain)”,最早醒悟过来的便是英国人，但中国人称呼他们为“夷”已经有了近二百年的历史。

1832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高级职员胡夏米来到上海，致信苏松太道道台吴其泰要求通商。吴其泰非常讨厌洋人叨扰，他称呼洋人的船只为“夷船”。胡夏米对“夷”字提出抗议。吴其泰使用“夷”字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挑刺儿的。他解释说，中国早就有“东夷”的说法，不存在歧视。胡夏米说，我们大英帝国在西边，怎么能用“东夷”呢。再者，你们苏东坡先生早就说过，“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如禽兽然”。你们本来认为“夷”就是禽兽，是绝对的歧视。英国人如此较真，还如此懂行，吴其泰怕了，立即改口称“英商”。

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创办了一本《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本期刊的主要任务就是启蒙中国人，希望改变中国人自大无脑、愚昧无知的现状。此时，郭实腊在中国已经生活、工作十多年，精通中文。他对中国人使用“夷”字贬损外国人非常敏感，他立志要改变中国人这种歧视观念。他在期刊中多次撰文反驳外国人为“夷”的说法。

比如，他引用中国汉代大儒扬雄的说法，“天下有三门: 由于情欲，入自禽门; 由于礼义，入自人门; 由于独智 ，入自圣门。”他认为，西洋人一样知礼行义，应该入人门，所以不能称为野蛮人，不能称之为“夷”。为此，郭实腊还提出了建议，希望用“远客”一词代替“夷”。中国人自古有“怀柔远客”的说法，而且“客”与“主”相对应。郭实腊的另一个建议就是，用具体的国名直接称呼，比如英国人、德国人。不管别人用不用“远客”这个词，反正郭实腊一直坚持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统帅义律与清朝官员多次通信，也曾对“夷”提出抗议。他指出，中国官方的文书中，屡屡将西洋人称为“夷”，英国人是不能接受的。尤其是中英双方交流的书信，也同样大量使用“夷”字，无法体现平等。

其实，在当时的双方交流中，还远不止一个“夷”字那么简单。中方这边，大量的用词用语都是居高临下的，如“天朝上邦，抚驭四方”，“四海宾夷”。英国人就很不爽，明明我们是世界最强大的文明国家，怎么到中国就成了“夷”呢。中方坚持用“夷”的原因很简单，只有中国是天朝上国，是中央之国，其他国家，无论大小、远近，都是中国的藩属国，都需要向中国朝贡的。

即使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中国仍在大量使用“夷”字。1842年，魏源编写了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魏源提出了“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虽然承认洋人有好多东西比中国先进，也知道要向洋人学习，但仍把洋人称为“夷”。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国还是不服的，仍有一种蔑视、贬损的心理。

外国人对“夷”字的抗议，本质原因还是追求一种国家与民族间的平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两国提出，要在北京驻扎使节。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种国际通用的做法。但清廷大为惶恐，怕洋人借机窥探紫禁城的动静。再者，外夷怎能常住在中国的京城呢，不符合天朝的祖制。

外国人的抗争终于在1858年发生了转折。6月，《中英天津条约》谈判，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力争要避免中方再用“夷”字。在《天津条约》的签订时，英方坚持 “夷”字禁令要写入条约中，中方无奈答应。条约第五十一款中写道：“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至此，西洋人对“夷”字的抗争取得了胜利。但“夷”字在中国并没有完全被禁止。虽然公开的文书中，不再使用“夷”字，但在很多私下场合，在民间，“夷”字仍在大量使用。甚至有个别官员，偶尔忘了这个规定，依然会用“夷”字来称呼洋人。上海一位道台就曾犯过此错误，被敏感的英国人发现后，不得不向洋人道歉。

“夷”字的大量使用，其实不光是代指西洋人，对东洋的日本人也同样以“夷”贬损之。为此，日本人也曾大动干戈。甲午战争前后，在中方的各种文书，常常将日本称之为“岛夷”。战前，日本虽有意见，但不敢抗议。战后，日本胜利，硬气了很多。日本驻华公使林董特别就此事致函中国总理衙门，要求中方禁止再对日本人使用“岛夷”一词。中方开始采取的是拖延、敷衍的态度，引起日方不满。日本向清廷施压，要求光绪皇帝出面，颁布谕旨，禁止对日本人贬损。光绪无奈，只能照办。堂堂一个皇帝，竟然为此事，专门下圣旨。从此，“夷”字在中国官方的文书中彻底消失。

一个“夷”字，仅在清朝大约就使用了二百多年。这二百多年，就是对洋人的贬损史。一个“夷”字，代表的是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但暴露的则是自己的妄自尊大、愚昧无知。为了一个“夷”字，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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