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有没有考勤制度?

现代人上班工作都会有一个考勤制度，上下班都需要打卡，用以管理工作时间，而且方式多样，非常方便。那么在古代，没有这些工具的时候，官员们是如何上下班，又是如何知道是否有人迟到早退或者缺勤呢?今天就来看一看，明朝时期官员们的考勤制度，缺勤会受到什么惩罚呢?

“上班点卯”的由来

要了解古代治“懒庸”，得先了解古代官员是怎么上、下班的?古代上班时间比现在早。《诗经·齐风·鸡鸣》中，妻子催丈夫起床：“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都已经到了;东方已经亮了，上朝的已经忙碌了。”由此可见，从春秋起，古人就有了“鸡鸣即上班”的传统，往后，这个时段就定型为“卯时”，即早晨五至七时。于是，“上班点个卯”也就流传至今。

古代上班早，下班也早。清朝规定春夏下午4时下班，秋冬下午3时下班。至于白居易笔下的“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那是因办公和生活区相隔远，当时又没汽车，所以走回家就是“逼夜”了。

古人上班第一件事是“开会”。在中央，皇帝每天早上要举行“朝会”，也叫“上朝”，属最高国务会议。参会官员是“六部九卿”等省(部)级以上官员。朝会内容两项：一是皇帝做出决策，征求大臣意见;二是大臣有重大事项，需报请皇帝批准。“朝会”的时间，根据议程多少有长有短，一般多在辰时(上午九时)结束。正常情况下每天如此，所谓“君王不早朝”，那是例外。

明代缺勤20天处杖打100大板

上午九点“散朝”后，各官员在宫门外吃完皇帝恩赐的“早点”后，就各自回衙门，或落实皇帝在“朝会”上的最新旨意，或处理日常工作。这是京官一天的工作模式，地方与京城大同小异，不赘述。

古人治“庸”，首先从“迟到早退”抓起。古代官员以“清、慎、勤”为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对迟到早退，缺勤或朝班失仪等“庸懒散”行为，历朝均有惩治办法。

明朝“治庸”流行“打屁股”(即廷杖)，规定缺勤1天处笞20小板，每再满3天加一等，满20天处杖打100大板。

为不因迟到而挨打，明朝曾发生一起冬天高官误跌御河溺死的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魏忠贤当权时，紫禁城不准点路灯，说是为防“火患”，还禁止官员骑马坐轿，冬天天亮晚，路上又黑灯瞎火，结果是百官“戊夜趋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于是“追尾”之事经常发生。一天，一名住得离宫较远的官员可能起晚了一点，因怕“朝会”迟到，一路小跑，加之当天早上下大雨、路又滑，慌乱中没辨清方向，竟失足御河，命丧九泉。

唐代迟到扣工资

对于迟到缺勤，除了“打屁股”外，还有扣工资、降级、撤职甚至“坐牢”等五花八门的处罚措施。

先说“迟到扣工资”，唐玄宗时，“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唐会要》卷二四)。到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再说“缺勤被撤职”的，清乾隆时，一个叫钱在上的翰林给皇孙当老师，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由此失去了外放考差、收受孝敬的赚钱机会。还有“因旷工而坐牢”的规定，唐律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

明代张居正的“考成法”

抓考勤当属“治标”，那如何“治本”呢?如何对付那些“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的庸官，历代都在“推陈出新”，明朝张居正的“考成法”很有代表性。

“考成法”类似现在“目标管理责任制”，但他的做法似乎更有操作性，用“三字”概括，就是“稳、准、狠”。

现以对六部尚书(国务院各部长)的考核为例，其管理方法是：首先，将各部长每年须完成的工作和完成期限登记成3个账簿，并分别在本部“给事中”(专门负责弹劾，不受本部门领导)、都察院(中纪委)、内阁(国务院)留存;然后，各部长每月须呈供完成工作情况的依据，分别亲赴给事中、内阁和都察院，对照账簿，完成一件、就勾销一件;最后，内阁、都察院、给事中等三部门，逐件核实官员提供的工作完结依据，如有部门发现其没有如期完成工作的，就按规定予以处分。

按此办法，万历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抚按诸臣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万历四年，山东17名、河南2名官员，因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张居正当政期间，按《考成法》，裁革的冗员竟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很多人都喜欢把刘邦和刘秀拿出来作比较，一位是东汉的开国皇帝，一位是西汉的开国皇帝。其实放到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刘秀是中国整个历史上难得出现的好皇帝。刘秀是少有的开明君主，还勤于国政、改革开拓，很快便让东汉重新振作起来。刘邦虽然也很伟大，但是历史形象就没刘秀这么好了，毕竟当时的对手项羽抢走了很多风头。

汉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朝代之一，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汉朝这个首屈一指的大一统王朝，前后一共经历了400多年的时间，而西汉和东汉都是中国历史上十分辉煌的时期。刘邦和刘秀分别是西汉东汉的开国皇帝，而他们两个分别有这不同的性格特点。刘邦恨，而刘秀是君子。

放眼古今中外，在整个历史上，也很难找到刘秀这样伟大和完美的人物，汉末曹植专门写文章讨论过，《汉二祖优劣论》中，他认为，两人中，毫无疑问是刘秀更强，在文中他认为，“世祖体干灵之休德，票贞和之纯精，通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蜀汉丞相诸葛亮也专门针对曹植的评论做过文章进行补充，他的文章名字叫《论光武》，其中说到：“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由此可见，两个重要历史人物对刘秀的评价之高。

刘秀有太学生、贵族、豪强这三种身份，他在政治上有优势，在军事上有谋略，再加上禁止掳，争取民心，这就决定了刘秀的必然胜利。不同于刘邦得天下后诛杀功臣的冷酷无情，刘秀分封了功臣为列侯，只解兵权。不设丞相，使三公成为虚位，扩大尚书台的职权，把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

在经济上，注意民生，与民休息。刘秀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经常发救济粮，减少租徭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这段统治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光武中兴，其间国势昌隆，所以也号称“建武盛世”。

所以，和刘邦相比，刘秀的手段更高，更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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