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一日的阅读量有多少?秦始皇竟有三十万字
我们现在推崇多读书,增加自己的阅读量,但是毕竟有选择的余地,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书籍来读。但是在古代,尤其是皇帝,他们每天要读的基本上就是公文了,这些公文不仅需要他们读,还需要批复,一天下来可以说工作量非常之大。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他每天的阅读量究竟有多少吧。
秦始皇忙于公务日览三十万字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文字:“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说秦始皇专权独断,行政事务无论大事小事都亲自裁决,甚至用“衡石”计算处理的文书,每天有明确的定额,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
按照“秤取一石”理解,“石,百二十斤”。秦权一斤的单位量值在250克左右,确实可以说是“秦一斤合今半市斤”。计量史家依据对有自重刻铭的秦权实物的实测数据,得知平均为257克,“百二十斤”则为30.8公斤。参照邢义田先生对于书写《史记》竹简重量几种推算的平均数51.015公斤,如果秦始皇批阅的文书用同样的每简38字的形式书写,则“石,百二十斤”的篇幅可以书写31.79万字。
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必须处理的“书”,竟然超过30万字。这真是惊人的阅读量!
张松:过目能诵一目十行
曹操会见刘璋的使节张松,未予礼遇。曹操属下高级文官杨修却深心器重张松的才华。杨修将曹操撰写的兵书向张松展示,“松晏饮之间一看便暗诵。”(《说郛》卷五八上陈寿《益都耆旧传》)这个故事,《太平御览》、《艺文类聚》这样的类书,都作为“强记”也就是记忆力奇好的典型。
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据此称张松为“世俗命强记者”。然而宴饮之间就能读完一部兵书,首先表现出的是阅读速度的优异。《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又予以文学渲染。罗贯中笔下,张松和杨修有这样的对话:“修曰:‘公居边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试令公观之。’呼左右于箧中取书一卷,以示张松。松观其题曰《孟德新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毕,问曰:‘公以此为何书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松大笑曰:‘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止好瞒足下耳!’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试诵之。’遂将《孟德新书》,从头至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修大惊曰:‘公过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后人有诗赞曰:古怪形容异,清高体貌疏。语倾三峡水,目视十行书。……”后来曹操得知此事,说:“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于是“令扯碎其书烧之。”
《三国演义》淡化了“晏饮之间”的情节,也消弱了张松才能的感染力。不过,赞诗中所谓“目视十行书”,却是直接肯定了张松的阅读速度的。试想一顿饭的工夫能够将一部“十三篇”的军事学著作“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阅读速度确实非同一般。
汉武帝:每天阅读量不足七千余字
《史记·滑稽列传》写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汉武帝连续多日阅读这“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即两个人才能勉强抬得动的“奏牍”,每天中止之处,都认真作了记号,随后再从标识记号的地方接着读,一直读了“二月”方才结束。东方朔上书“用三千奏牍”,邢义田先生分析说,“如果东方朔不用牍而用简,三千简大约重9491.825公克,或9.5公斤左右。”“如果东方朔是用较简为宽的木牍,三千牍的重量更要多上好几倍。”
假设东方朔上书用简,重9.5公斤,依然参照邢义田先生测算书写《史记》竹简重量51.015公斤这一平均数,东方朔上书字数应大略为《史记》的18.62%,也就是9.8万字左右。汉武帝读这些文字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平均的阅读量不足1.7千字。这自然与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政务繁忙与兴趣广泛有关。看来,仅仅就东方朔上书“读之二月乃尽”的故事,是不可以讨论汉武帝的阅读速度的。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样“雄才大略”,同样日理万机的秦始皇,每天处理公文的数量定额竟然超过30万字。
进行这样的比较,其实应当注意到如下事实: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正是履行军政管理的常规性的工作。而汉武帝的日常生活,也会有这样的办公内容的。他阅读东方朔“奏牍”,其实可以理解为“业余”在读“闲书”。此外,汉武帝对于东方朔上书,看来是在一字一句仔细地读,“读之,止,辄乙其处”。而秦始皇处理公务,一定是有主与次、重与轻、详与略的区别的。作为最高执政者,即使“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上奏文牍一一详尽研读。另外,人们还会想到,司马迁的记录,是不是能够完全确信呢?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番话,是出自反对派方士之口。司马迁是这样记述的:“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
涉及秦始皇公文阅读速度的关于这位帝王工作作风的评论,是和对暴政酷刑的批评一同发表的。随后侯生、卢生逃亡。方士的背叛激起秦始皇暴怒。他说:“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随后竟然引起了坑儒这一文化史上的著名事件,“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侯生、卢生关于“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议论,究竟是不是“诽谤”之辞呢?
秦始皇所谓“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应当指的是“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一类指责。就现有资料分析,没有理由判定“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这样的未必可以归结为“不德”的批评是“诽谤”性语言。侯生、卢生只是自方士的立场出发,从神秘主义文化的视角,以为“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所谓“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很可能只是对秦始皇行政风格的客观性的描述。这一情形,其实和秦始皇琅邪刻石自我标榜诸言辞中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忧恤黔首,朝夕不懈”,“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的说法大体一致的。他的政治目标,可能确实是要实现会稽刻石所谓“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的境界。
应当承认,秦始皇有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有严刑酷敛的暴行,又有种种政治失误,使得“百姓怨望而海内畔”,“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贾谊:《过秦论》),演出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他确实是一位少有的勤政的典型。即使他对下级繁多的上报文书或者只是大致浏览,或者只是择要批复,31.79万字的总数量,以“日夜”在文案旁工作12小时计算,每小时过目的文字数量也平均在2.65万左右。这样的工作量导致的劳累可以想见。所谓“朝夕不懈”,所谓“莫敢怠荒”,果然不是虚言。而秦王朝行政特征的峻急节奏,也可以因此有所体现。不仅秦始皇处理公文的效率十分惊人,他在相当艰险的交通条件下多次辛苦出行,“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秦始皇会稽刻石)的实践,也可以大略真切地反映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的行政史的实在。
看过盗墓题材的小说、影视剧作的人都知道,三国时期的曹操一直被盗墓贼奉为自己的始祖。虽然按照时间严格来算,曹操并不能算作是盗墓的第一个人,但是他是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正规编制军队,名号也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被奉为祖师爷。那么,曹操这样一个祖师,他有没有盗过别人的墓呢?
在中国历史上,历来不缺盗墓的话题,小到民间盗墓贼,大到帝王将相都有干过这种有损阴德的事。盗墓的小毛贼多得数不清了,近代比较闻名的掘墓大盗,非民国时期的军阀孙殿英莫属。他动用大军,以军事演习做掩护,用武器炸药暴力破开了清东陵慈禧的墓,盗取了数不尽的财宝。
清朝的乾隆皇帝也干过盗墓的事,或许应该是盗陵。不过,他的手段相对比较文明,打着维修明永陵的幌子,借机盗取了永陵的木料,自己用来修殿建陵。
要说盗墓这一行当,历史太悠久了,但是,不管是发丘派还是摸金派,他们公认的祖师爷却是三国时期的曹操。盗墓的人出门干活之前,必须先摆上香烛,拜拜祖师爷曹操。
要说曹操在三国时期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为何却成为这行的祖师爷呢?那正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曹操一介枭雄,但是在那个一切讲究正统的年代,不管他是多么能干,还是被当时世人冠以“曹贼”的名号。然而,刘皇叔刘备却完全没有这样的负面形象。
正是当时的这种价值观,使得曹操的任何负面都会被放大,像“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之类的,而曹操能成为盗墓祖师爷,一方面是因为他盗掘的大墓实在是非同一般,另一方面是和陈琳的强力宣传有关。
200年,官渡之战前,陈琳为袁绍讨伐曹操而写的檄文里面说:“又梁孝王,先帝母昆。而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陈琳的檄文意思就是说曹操亲自上阵,指挥士兵挖了汉朝梁孝王的陵墓,把棺材撬开,尸体给拽出来,金银财宝全部被洗劫一空。只要是他盗过的墓,棺木全都被撬,无一幸免。
这个梁孝王的身份地位可了不得,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刘武。创造汉朝鼎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是他老爹,汉景帝刘启是他同父同母的亲哥哥。
不但如此,他还深得母后窦太后的宠爱,汉景帝对他这个弟弟也是好的不得了,将他封到最为富庶的梁国(河南商丘一带),给他的赏赐更是数不胜数,甚至说过死后传位于他的话。
梁王也比较争气,战功卓著,刘启给他的封赏超过任何人。占据富饶的梁国,又有不计其数的封赏,梁王富可敌国,据史书记载他的珠宝玉器比景帝都还多。
他死后,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都跟他一起被埋到墓里了,结果便宜了曹操。据记载,曹操从梁孝王墓中盗得的金银财宝就有十万斤,靠这些财宝养了几十万士兵好几年。
陈琳这人可了不得,是被称为“建安七子”之一的大文豪。文笔相当的厉害,将曹操盗墓的情形刻画的栩栩如生、声情并茂,让人看了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简直是口诛笔伐,据说当时吓得曹操头疼病都不疼了。
在古代,这些有名的文人的影响力可是非常大的,他们的话能起到后世的媒体一样的作用。因此,他们往往也是各方势力争取的对象,而陈琳就是袁绍的宣传部长。袁绍和曹操又是死对头,先不说曹操是否真的盗过梁孝王的墓,即使没有,陈琳这一纸檄文一出,曹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就像美国想打叙利亚就拿化学武器说事一样,实际上,只是为战争找一个借口而已。陈琳夸大宣传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那曹操到底有没有如陈琳檄文中所说的盗了梁孝王刘武的墓呢?估计这事也不是空穴来风,可能还真干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曹操遇到了和军阀时期孙殿英一样的窘境,就是没钱了。
董卓在进京之后,废了汉少帝而立汉献帝,完全把持朝政,开始倒行逆施。身为典军校尉的曹操看透董卓,逃到陈留后得孝廉卫兹赞助招了几千兵马,而他自己的钱财也全花光了。
公元190年,十八路诸侯起兵联合讨伐董卓,但是各诸侯都畏惧不前,只驻军不进攻。曹操看不下去,自己带兵和董卓手下大将徐荣干了一仗,结果败得挺惨,士兵损失殆尽,连他自己也差点挂了。后来,曹操又跑到扬州招了些新兵,这时的曹操差不多上山穷水尽了。
在其后的几年里,曹操又东征西讨,战黄巾、伐袁术、黑衫军、陶谦、斗吕布、张绣等,打仗就是打钱,这么多士兵连年的征战,粮饷从哪来?论人力、物力、财力曹操和袁绍是完全没法比的,哭又哭不过刘备。曹操要想弯道超车,只能玩点儿歪门邪道了。
梁孝王墓如今已经被找到,它就是位于河南永城的芒砀山王墓。此墓虽然规模宏大,据说有北京“十三陵”的四倍大,但是里面却空空如也,只剩下些瓶瓶罐罐了,确实已经被洗劫一空。
至于到底是不是曹操所为,这个不好说,因为在他之前董卓曾经指使吕布把都城洛阳附近的陵墓给扫了个遍。虽然有陈琳的檄文,但是并不能作为曹操盗掘梁孝王墓的十足证据。
不过,即使曹操没有盗梁孝王的墓,估计也是盗了其他人的墓,陈琳虽然有可能迫于袁绍的压力有夸大的可能性,但是怎么没听说刘备盗墓呢?
其实,三国里面除了董卓(吕布)、曹操盗墓以外,孙权也干过这种事,而且是在他称帝以后,阵仗更大。据说,为了寻找第一代南越王赵佗的墓,孙权派出5000兵,千里迢迢跑到广州,到处挖掘。虽然没有找到赵佗的墓,但是却成功的盗掘了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的墓。另外,长沙王吴芮是高祖刘邦夺取天下后封的七个异姓王之一,孙权也派人把他的墓给挖了。
干的是同样的勾当,董卓、孙权的动静都不小,为啥曹操却最出名呢?看来陈琳的宣传确实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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