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座动物园是在哪,什么时候建立的?
动物园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娱乐场所。而建立动物园的意义,也是为了对公众提供观赏和教育科普的功能。那你知道中国第一座动物园是在哪建立,又是何时建成的么?这次就为大家揭晓这个答案。其实古代也有小规模的动物园,主要以鸟、鱼为主,兽类比较少,毕竟对于古人来说抓捕兽类并不算一件易事。而中国建立第一座动物园的过程也是非常辛苦,下面就一起来了解下吧。
清朝末年,北京城的精英阶级似乎将动物园作为了一种新型的社交场所。可以说,这个社交场所也是因资本主义革命而产生。1906年,从国外回归的大臣们上奏折陈述欧美各国的先进之处,其中,更是提到了“各国都有动物园和水族院,将飞禽走兽展览其中,以供娱乐... ...”
动物园可以说是19世纪的新发明,早先,这种场所是从西方贵族们的花园中分离出来的,伦敦的摄政公园首先建造,随后,这股风潮就出现在了整个欧洲城市,属于市政文化革新的范畴,与剧院、图书馆、大学、公园等的建设出自一体。
这个时候,动物园属于公园,是向特权阶级开放的休闲场所,到了19世纪后半叶,逐渐为普通大众接受,成为中下层陶冶情操的地方。那时候,在很多人眼中动物园则是一个城市必须要提供的东西,晚清考察团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到了欧美。
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将开办动物园作为教化民众的一剂良药,可以说,也是得到了西方理念的精髓。大臣们也没光顾着看,走的时候还采购了不少动物带走。这就为后来大清的“万牲园”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个“万牲园”也就是北京动物园前身。
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受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委托,于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五日电告农工商部,将原在德国由驻德三等参赞官冯祥光于汉堡向德兽商宝尔德购买的一批野兽和禽鸟,转运至北京作为筹办动物园之基础,并将一头高五六尺能表演杂技的印度母象专门供奉给慈禧。
期间,清政府除了这采购的五十九笼飞禽走兽,各省都上供了特有的动物,这其中,以慈禧为首的王公贵族也贡献了自己的私藏。要知道,跨洋过海运输动物是十分耗费财力物力的,如果,没有清政府的大力支持,该园创立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实现。
筹建时,得到禀报后慈禧心里非常愉快也对此十分重视,甚至,亲自定下动物种类还贡献了自己的爱宠小猴子。让民众们在观看游览中获得研究之意这就是官方定义的开办初衷,那么,研究什么呢?自然是农业理论,在精英们的观念中,这个万牲园实际上也是个“农业试炼场”。
终于,1907年,万众瞩目的“万牲园”终于开业了。
慈禧记忆力很强,她还记得端方送给她的一头大象。当时,此象为两名德国人看管,并签订了合同。他们虽护养象只,但“时言于总理,月粮不足,但总理不听其言,此象逐渐饿毙。”两名德国人一看不好,即溜之大吉。提起大象,慈禧总是耿耿于怀,心中不悦。
其实,在园内不仅有动物园,还有植物园、博物馆等,甚至,还有餐厅、茶馆,赢得了人们的齐声喝彩,当时的报纸极力赞叹它的包罗万象。资料显示,展览出的动物大概有40多种,等待民国时期,略有增加。不过,由于经费的不足和管理上的不善,导致很多珍稀动物频繁死去。
这里面的植物园则采用了玻璃温室,共十间,在中了中外大量植物,还有花草盆栽装饰其中。园内的茶座和餐厅兼具中西两种风格,如果游客累了,随时可以坐下休息。茶座设在满是长廊和莲花池的院子里,风景绝佳。
万牲园的正中央有一座万字楼,站在楼上,整座园中的景物尽览无余。除了高楼,园内还有乡土风味的茅草屋,叫“观稼轩”。慈禧在万牲园游览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茅草房里用的膳。园内还有西洋咖啡馆,设在牡丹亭中,室内多用玻璃装点,桌椅也都是西式的。
所有的菜价都分为四等,最差的第四等也要每人半块银圆,在当时已经很昂贵了。一开始的时候茶餐厅的座位还分男女,到了民国也就取消了。园内的照相馆也十分气派,是座三开间的大楼,内部陈设很华美,利于取景。
其中,最特别的是,园内其他地方也可取景,一时间此地被誉为北京城内最佳的照相地点,不过,价格也很昂贵就是了。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园子,当然是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关注。很多人都在呼吁“要建更多的这样的园子,不仅在北京建,还要推广到全国... ...”
在当时人看来,万牲园让众多市民有了个休闲娱乐的场所,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园了。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甚少有休闲的观念,也缺乏更现代更卫生的休闲方式,所以,很多男人才走上吃喝嫖赌的道路。
这个园子的出现开启了现代娱乐方式的先机,获得了以泰晤士报为首的国外媒体的高度评价,称其为:“中国人一手创办的事业,是社会剧变之中市民们的自豪。”事实上,出于成本考虑和等级上的限制,万牲园里来消费的主要还是一些mendicant的文人雅士。
他们在院子里雅集交友,聊天休憩,感染下令人耳目一新的西方文化,喝喝咖啡、吃吃西餐,这可是当时最时髦的事了。一些知名高官也喜欢来,荣庆就频繁进出万牲园,不仅在最适合游玩的春末和初秋去,隆冬时节也不断光临。
当他因为政权更迭而移居天津时,也总会抽空去玩,像是在履行某种仪式一般。他常常带着自己的家人一起去园子里,还会在哪里约见老友,甚至偶遇朋友。他最喜欢坐着有苏州特色的灯船,沿途欣赏美丽的景致,饿了就去吃中餐有时也吃西餐,冬天的时候他就乘着冰床游船。
荣庆喜欢照相,园里各处景致都有他的留下的身影,甚至,在餐厅吃饭他都要照相留念。万牲园,似乎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万牲园建立之初最大的噱头就是动物园,可是,对于我们的文人士大夫而言,反而是园里的景色和餐厅、照相馆最有吸引力。
1950年3月1日,万牲园以“西郊公园”的名义正式对外开放,1955年更名为北京动物园。
说到玉真公主其实大家也知道的她也算得上是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了,话说和什么李白王维都是有关系的,而且她个人也十分的了得,救魏瞻一命不说,自己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啊,但是最近有看到一则消息,那就是说玉真公主与王维好像有很多的关系,其实简单说王维好像被玉真公主包养过的,那么有的网友问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下面跟随小编一起来揭秘分析看看吧!
王维(701年-761年),字摩诘,祖籍山西祁县,其父迁居于蒲州(今山西永济市),遂为河东人。
盛唐山水田园派诗人、画家,外号“诗佛”,今存诗400余首。重要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王维精通佛学。
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维摩诘菩萨讲学的书。王维很钦佩维摩诘,所以自己名为“维”,字“摩诘”。
古代文人迫于生计,曲意逢迎,自我流放,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如有的史官“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其实为的就是自己的饭碗,为的就是自己的脑袋。
史官或文人,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为自己的主子歌功颂德,被自己的主子包养,从生存的角度讲,任何人都无可指责。
但引起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的是唐代大诗人王维。据有人考证,王维与唐玄宗妹妹玉真公主关系非同一般。
玉真公主与唐玄宗是同胞兄妹,深得她这个皇帝哥哥的溺爱,以至于年龄很大了也不出嫁(二十岁左右,但古代女子很难挺到这个岁数不嫁人)。
可能是为了逃避,玉真公主“缁衣顿改昔年妆”,出家当了道士。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又没有婚姻所累,她这个道士当得极其逍遥自在。这期间她结识了大量的文人雅士,其中就包括王维。
王维与玉真公主的暧昧关系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王维在开元八年首次应试名落孙山,后因音乐才能受到玉真公主的赏识,在次年就顺利进士及第;
二是王维与李白同岁,文才相当,同是孟浩然好友,又同在玉真公主寓所住过,但历史文献中找不到丁点儿有关他们之间友谊的记载,这可能是因为王维和李白都是玉真公主的情人,而他们是情敌的缘故;
三是王维进士及第后得封为太乐丞,品级虽不高,但是皇室宫廷宴乐乐队的小头目。可后来却因一个小过失贬去山东济州做了司库参军——工作是看粮仓——而这可能与他未经玉真公主同意“擅自”娶妻,不愿再侍候公主有关。
推理过程就是这样,结论是王维是玉真公主的情人,曾被包养过。这事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如此解释的确是比较顺畅。
也难怪,王维诗画双绝,在大唐时代才气的知名度比李白、杜甫还要高。再加上他“妙年洁白,风姿郁美”,是一等一的帅哥,受到公主的青睐是很自然的事情。
开元十九年,王维丧妻。此后三十年余生里他一直孤身未娶,而仕途倒一帆风顺,直至尚书右丞。我们无法探知王维在这一过程中的想法,可由他“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这两句诗来看,他的内心还是比较痛苦的,似乎在忏悔,似乎在寻求一种解脱。
好在本文不是探讨王维是否真的被包养,而是由别人推测王维被包养,进而引出对文人良知的一种反思。
文章开头说史家为生存而出卖“史德”的事历史上很多,是因为在汗牛充栋的史书中只有极少一部分史家写的史书被作为信史为后人所研究。
关于“史德”,《左传》上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是当时齐国的崔杼杀了国君,齐国太史于是在史书上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就把他杀了。太史的弟弟继任,继续这样记载,崔杼又把太史的弟弟杀了。
另一个弟弟继任,仍是这样记载,崔杼只好住手不再杀了。南史氏听说太史全死了,拿着写好了“崔杼弑其君”的竹简前来,听到事件已经如实记录,这才回去。
这个故事说明还是有史官视“史德”重于生命的。但我并不赞成上面史官的做法,因为他们死得太亏了。他们的死只能说明他们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是只任人宰杀的鸭子。如果上面的太史不受制于崔杼,就不会发生无谓的死亡。
于是这里就讲到了文人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身。答案是获得自由身除政治因素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的独立。
再次回到王维这件事上,想一下他为什么去结识玉真公主,俗一点是为了求得科第门路,再俗一点就是为了生存。从王维中进士后的举动来看,其实他并不真想依附于公主门下。
一个大男人,靠女人吃饭,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强硬的底气——除非他有这方面的爱好。可惜的是王维除此之外却又没有别的选择。他有才,但没财。
他不能像现在作家写本畅销书就能够衣食无忧。所以,只要王维不想死,在没有获取功名之前,绝难逃脱被包养的命运,所不同的仅仅是包养人的不同。
而这不是只有中国文人才面临的问题。欧洲历史上就曾经存在过一种传统,一些贵妇人常常以保护神的姿态帮助那些具有才华的文化人,而那些文化人也因为生活的压力不得不依靠这些“富婆”。
譬如华隆夫人与卢梭。当他们结识时,华隆夫人是一个大卢梭10岁的寡妇。卢梭吻她睡过的床,匍匐在她走过的地板上,吃她嘴里吐出的肉……华隆夫人则精心地把卢梭养起来。而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交往了13年,书信往来多达1100多封。
柴可夫斯基得到的则是每年6000卢布的回报。还有更露骨的,巴尔扎克22岁时,在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中写道:“留神一下,看看能否物色一位有巨额财产的富孀。”
想被包养之心切,溢于言表。还好因为文化的不同,他们之间的交往很多都是神交,没有深刻影响到自己的作品思想,没有打上做作或迎合政治的烙印。
但经济独立所凸显的意义已经越来越明显。为了摆脱被包养的命运,中国文人是积极探索过的。近代最具叛逆精神的鲁迅是公务员兼大学教授。丰厚的工资成了他能够畅快淋漓地痛骂和批判黑暗当局最强有力的后盾。
周作人更是正宗的大学教授。就连性情中人的徐志摩,也来回奔波于上海、南京、北京各大高校。想想若他们没有经济独立,我们今天读到的可能就不是犀利的杂文,动情的诗歌,而是迎合大众口味让人沉溺在鸳鸯蝴蝶中的卿卿我我。
你或许会说这是现实主义,很俗,但它的的确确很务实,很有效,因为有钱才能人格独立。台湾作家李敖就深得其中五味。他认为要有勇气、不怕孤立、勇往直前,得有支撑力量,最重要的是有经济基础。
在这方面,他认为自己是精明的“个体户”、“单干户”,是谋而后动、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李敖说,他能挺直腰杆,跟他薄有财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板脸色、不怕被封锁有绝对关系。他像伏尔泰一样,是有钱支撑的文人,早就脱离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窘境。
美国第三任总统富兰克林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板站不直。他认为金钱是一种力量,是竞争的力量,可以保护我们的自由。
“你没有金钱时,就没有支撑点。”“腰包里揣一点钱,才能够谈一切,否则的话,一切都落空。”作为一个文人,腰包鼓自然就会摆脱被包养的厄运。
因此,你若也是个文人,一定要先摸摸钱袋问下自己,我被包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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