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战争中,越南处理战后尸体,中国为何不趁机攻击?

战争的出现难免就会死人，而死掉的士兵在战争结束后基本上都会有胜利的一方进行处理。如果不处理的话，尸体腐烂后很可能就会造成瘟疫，散播在军队中。但是处理尸体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在一场战争的结束，确保安全了才会处理。但是就在中越战争中，越南人在处理尸体的时候，正式在战斗期间，中国军队确不趁机攻击，这是为什么呢?

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是由胜利的一方帮助战败的一方掩埋尸体。当然除了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之外，最最重要是防止尸体腐烂后会滋生细菌。特别在夏天这种天气炎热的时期，不仅要掩埋尸体，还要在掩埋前对尸体进行消毒处理。在抗日时期，我国军队就多次负责掩埋日本士兵的尸体，而且还有部队里专门的记录，现在都依然能够查到。

除了由战胜方负责掩埋尸体之外，还有将阵亡尸体留下来，给随后前来支援的部队进行处理。战胜方会带走自己死去的战友，那敌军的尸体就等待其支援军到来将其掩埋。

曾经在1984年间，我国进行了对越反击战的时候，中国军队歼灭了敌军一个加强师，三千多名士兵都堆成了一座小山，越南支援部队到来时也不敢贸然收尸。随后中国军队通过散发宣传单以及用喇叭通知越南，允许在白天带走尸体，但不能携带任何武器装备。

与此而来的是一种收尸队伍的出现。这种队伍通常由附近的老百姓组成。有的时候部队接到紧急任务，无法派遣支援部队前去收尸，就会通知附近的老百姓帮忙掩埋尸体。而在战争中，老百姓是无辜的，所以在老百姓收尸期间，敌军也不敢做些什么来难为老百姓。

在笔者看来，其实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不乏有对老百姓下毒手的军队。而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就非常值得赞扬。

再看古代皇帝的画像时，可能大家都会有个疑问，因为感觉这些皇帝都长一个样子，几乎看不出什么区别。实际上这些皇帝的真实样貌肯定不一样，但他们也没机会把自己的容颜给永久保存下来，在古代给皇帝画画的人都是高危职业，只要皇帝不满意肯定就是杀头罪。所以请画师给皇帝画像，几乎都是要进行手动PS的，怎么帅怎么画，但这种画像也很难保存下来，而且不是所有皇帝都这么自恋，所以想知道他们真正的样子，也只能是个无解谜题了。

这十三位帝王神态各异，着装亦不同。画面右侧第一位是前汉昭帝刘弗陵，他是汉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公元前74年，汉昭帝二十一岁时驾崩。画面上最后一位皇帝是隋炀帝，在位十四年，公元617年，宇文化及发起“江都兵变”，将其缢杀。

如果《历代帝王图》的作者是阎立本的话，那么南北朝与隋时代的图中帝王，阎立本或许有缘目睹。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历史事件的可能，现实中，阎立本是不太可能见到这么多历代帝王的。至于汉昭帝、汉光武帝、魏文帝等两汉三国帝王，以及西晋时代的晋武帝，阎立本无论如何都无法亲见。

更何况，现在的学术分析认定，《历代帝王图》实际分为不同时期创作的两个部分，其中前汉昭帝至陈宣帝这一段为北宋后补，陈文帝至隋炀帝这一部分创作时间较早。因此，《历代帝王图》的作者是否是阎立本，学术上依旧存在争议。毕竟，阎立本不可能在北宋之后，继续创作这幅作品的前半段。

既然《历代帝王图》的作者，不太可能亲眼见到画面中的这些帝王，那么，他创作这些帝王像时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姚思廉在《陈书》中记载陈后主曰：“后主生深宫中,长夫人之手,既属邦国疹瘁。初惧贴危，屡有哀矜之诏，后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宾礼诸公，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以衡轴……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寤生，自投于井冀以苟生，视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

从图中人物形象来看，陈后主身着弁服，其色白，微泛粉色，戴黑色鹿皮弁冠，身材矮胖，皮肤白净，右手微抬至下颌处，身材上颇有文弱之态。这种神态与史书对于陈后主的记载倒是大致相同。

与陈后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身边的北周武帝宇文邕。从画面上看，周武帝身着黑色的衮冕服，戴冕冠，浓眉大目，刚须长髯，体格魁梧。这种图像描绘与《周书》中对于周武帝的记载颇为符合：“沉毅有智谋……号令恳恻，唯属意于政。群下危服，莫不肃然……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至于征伐之处，躬在行阵，性又果决，能断大事。”周武帝在位期间，扩大府兵制，完善均田制，重用关陇政治集团，并实行表面鲜卑化而实际汉化的政治措施。575年举兵伐北齐，577年灭之，统一中国北方。如此英明神武之君，其所作所为正与画面人物气场相同。

因此，我们可以大概推断，《历代帝王图》的创作者，虽然并未见过图中所出现的若干帝王，但他对于人物面目与气质的刻画，却基本依照历代帝王在位期间的历史事实和史料记载来进行描绘——尽管人物面目是虚构的，与真实人物有一定差距，但画面与这些帝王所呈现出的历史气度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此外，细看画中人物的衣着打扮，多数均为唐代风格。伍莉莉在《历代帝王图之服饰探析》中曾分析：“《历代帝王图》所描绘的十三位帝王，其中七位着的是冕服中的衮冕服。从汉光武帝刘秀到隋文帝杨坚七位帝王相差约600年，《(历代)帝王图》没有按照他们所属时代来绘制其服饰，他们所着的衮冕服大致相同，基本符合《旧唐书 舆服志》(的记载)。”这一点，从旁证明此图最可能为唐代所作，也佐证了作者是依靠想象绘制了此图。

究竟是谁画了《历代帝王图》?

《历代帝王图》的作者是否是阎立本，目前在学界是存有争议的。这幅作品被定为阎立本所作，主要是因为北宋名臣富弼对这幅作品的题跋。其曰：

“阎立本家世善丹青，故文艺之外，□□□□□□□颇□过之，正观中时为主爵郎，图此列帝像，大特□妙观，其容止有(旁有一小字“殊”)别尊卑异宜，固非庸常画工所□窥其阃域，总章年尝相唐高宗，官至中书令，□位显而画迹难得，故传于世者少，虽(以下文字缺漏，不可读)都之大。唯王金吾家有西升经(以下文字难以辨识，有半数文字缺漏)庚子□□□□□□□洛阳富弼记。“

这段题跋，在作品画心之后，绢本所作，但是损坏已经很严重了。今日我们所能看到的这段题跋的第一个字，已经无法辨认，而第二个字是“过”。显然，这段题跋的前面部分已经丢失。又因为时间久远，题跋损毁严重，大多文字难以辨识，或已经脱落。

富弼现存题跋的“健康”状况，与此图的情况很相似。此图在流传过程中损毁严重，也经过多次修补装裱。根据波士顿美术馆官方的提示，这幅作品，从右往左，第二、三帝;第四、五帝;第六、七帝;第七、八帝;第九、十帝之间，共有五处隐约可见的断痕。这说明，这幅作品的重新装裱应当是将已经破损断裂的几段重新装裱在一起，并最终形成今日模样。

北宋之后，这幅作品递藏有序，作为阎立本难得一见的画作，这幅作品也受到了不错的保护。我们很难想象，这幅作品曾经历过怎样的浩劫，才最终变成今日这幅模样。

回到题跋和画面本身上来。关于此图的作者是否是阎立本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富弼作为第一个肯定此图作者为阎立本的人，其依据为何。在今日看来已很难解释清楚。

或许，富弼的时代，因为距离唐代时间不远，还有一些可资佐证的直接记录。富弼的题跋，直接影响了后代学者对此图作者的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此图的作者一直被认为是阎立本。

今天，学界关于此图作者的归属，实际有三个不同的观点：其一，作者为阎立本;其二，作者为郎余令;其三，作者为杨褒，认为此图是杨褒的摹本。三种观点中，尤其以阎立本、郎余令较为突出。

关于阎立本的说法，源自富弼，此后为历代鉴藏者所采用。郎令余说也并非没有道理。根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载，初唐时，郎余令曾绘制过历代帝王图像。其文曰：“郎余令，有才名，工山水古贤，为著作佐郎。撰《自古帝王图》，按据史传，想象风采，时称精妙。”

考张彦远与阎立本生活时代有重叠，《历代名画记》亦是中国古代书画史研究的重要史料，颇为可信。此外，郎余令本人对于前代历史极其熟悉。魏征受命编撰《隋书》，他的底稿便是郎余令所著。关于郎余令，《旧唐书》中有传曰：“孝敬在东宫，余令续梁元帝《孝德传》，撰《孝子后传》三十卷以献，甚见嗟重，累迁至著作佐郎，撰《隋书》未成，会病卒，时人甚惜之。”郎余令卒于唐太宗初年，他在未完成的《隋书》中有修史取鉴的治史思路，《旧唐书》中关于他进献的《孝子后传》，大抵上也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郎余令对历史非常熟悉，《历代帝王图》的人物面目虽非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但却基本符合史书记载的情况。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按据史传，想象风采，时称精妙”一句，明确指出，郎余令对于历代帝王的描绘，是出于史料的记述。这种创作方式，再结合郎余令写《隋书》时的出发点，《历代帝王图》应当有劝谏帝王的创作意图。当然，这一点也是符合中国古代早期绘画的创作动机。由此，美术史学者金维诺先生认为郎余令才应当是此图的真正作者。

《历代帝王图》的作者究竟是谁，就现有的资料来说，保持传统观点，即认为阎立本为此图的作者，或许更为慎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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