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额头真的有月亮吗?历史上的包拯是什么样子?

1.包拯

包拯包青天，是北宋时期的名臣，二十八岁时考中进士，但因为父母年迈，因此包拯请求就近任职。不过包拯的父母又不希望他离开太远，于是包拯辞官回家，几年之后父母去世，知道守丧期满，包拯还是不忍心离去，孝心可鉴。如果不是同乡的父老前来劝慰，恐怕就没有后来的包拯了。

进入仕途的包拯，先后在多处任职，在每一个职位都是尽心竭力，为朝廷解忧，为百姓谋取福利，甚至弹劾权贵，为人公正，铁面无私，为百姓申不平，赢得了百姓们的爱戴，因此在民间有“包青天”的美誉。不仅如此，后世还将包拯视若神明，一直当做神明来崇拜。

2.现代包拯的形象

现代人心中的包拯，形象是比较固定的，基本上都是来源于各种影视类的作品，面色发黑，额头上有月亮的标记，“凶神恶煞”的脸，但是偏偏看过的人们都不会觉得害怕，或许是因为标志性太鲜明，看得很习惯，人们对这样的包拯一直都是崇敬与喜爱的，根本不会有排斥的心理。

3.真实的包拯

真实的包拯到底是什么样呢?首先，脸是不黑的，人家还白着呢。之所以是黑脸的形象，因为很多人觉得，白脸是镇不住反派的，想要第一眼就让做贼之人心虚，如果不来点“猛料”可不行。在加上京剧当中，白脸代表着奸邪，黑色与之相反，久而久之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还有额头上的月牙，当然也是不存在的。而后世的作品当中之所以会出现月牙，源于对包拯的传说，人们认为他白天处理人间的事情，晚上处理阴间的事情，有一个月牙的标记就可以自由来往于阴阳两界不受阻碍。月牙也代表着“明镜高悬”的意思，表示包拯做官非常清明。

其实，不管现在的人对于包拯有什么样的演绎，不论是什么样的脸色，有没有月牙，都是一种人们美好的寄托和想象，相信一生为民的包大人，是不会介意这些事情的。

不要以为只有现代人才为房子发愁，古代人也有同样的烦恼。例如唐代时期，像白居易、杜甫这样的大诗人也只能租房，当时的官员更是高达60%都没自己的房子，当然当官的人是有公家给分房的。但你要是被贬或者出了什么错误，这房子也就再也不是你的了。不过唐代被誉为最开放的封建时期，人们自然也不会把心思放在房子上，而且古人几乎世世代代都在同一个家里，一般情况都不会选择轻易搬家，也不需要新房。

长安月下，到处灯火阑珊，车水马龙，古老的大唐气象俨然升腾起一派繁荣气象。帝都的四周人群都以能够来到长安生活为奋斗目标，无论西边，还是东边、南边都风尘仆仆赶到长安，有的是科举、有的是做生意，总而言之，盛世滋生人口给大唐带来了从来未有的雍容大气。

然而大唐此时也开始患上“城市病”，住房成了所有人关心的话题，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人群并非普通的老百姓，甚至唐代的官员也为住房难感到焦虑。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四月：“内侍省见管高品官、自身都四千六百八一十八人，除官员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外，其余单贫，无屋室居止，宜每人家衣粮半分。”《旧唐书·宪宗本纪》这段话九十指当时宦官当中，有房子的仅占36.7%，剩下的63.3%……的人都没有自己的房子。

高房价一直都是唐朝主要的“城市病”，很长时间，一些官员都在为解决“住”的问题而发愁。

贞元三年，十六岁的白居易从江南来到京长安，带着自己的诗稿去拜会名士顾况，希望能得到他的肯定，提高自己的声名。顾况看到诗稿上“白居易”的名字，便开玩笑说：“长安米正贵，居住不容易啊!”等到翻看诗稿，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的句子时，马上连声叫好，并说：“好诗!文采如此，住下去又有什么难的!”

但是顾况真的把白居易的才华能够立足在长安想的简单了，很长时期，白居易靠租房子维持生活。在他担任礼部主客郎中、知制诰这一类似皇帝的机要秘书要职的他，此前在已经在长安飘荡了17年。在诗中他形容这段无房飘零的生活“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泊木偶人。”这首诗可谓道尽了白居易在长安租房岁月的辛酸。

作为千百个个大唐租房者，白居易只是其中一位，包括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在长安更是凄凉。他35岁来到长安应试，在长安城南租了一个地方住下，后来因为拿不起房租被迫迁移到长安“八环”以外的地方去住。在破旧的房子里，看到妻儿老小跟自己受苦，他从心底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声，这个“寒士”虽然满腹才华忧国忧民，却被冻得瑟瑟发抖，实在让人生怜。

是什么让大唐的房子如此紧缺呢?无外乎当时的有钱人把房子都给占了，基本每个人手里都有两套房以上，或者更多。除了拥有宽敞的房子外，在长安好的地段房子都被囤积下来，他们又在郊外建造别墅，所谓“东都立第于集贤里”、“有于午桥创别墅”等等的记载。其次由于住宅房屋紧张加之好的地段被寺庙占据，于是唐朝的房屋租赁开始走火，在长安，租房子住是普遍现象，许多人也都习惯，并不以此为耻。唐穆宗时期的高级官员郑权由于为官清廉“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赁屋以居”。从穷困走出来的韩愈对此非常钦佩，曾说“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

此后租房成了没钱却又需要在长安长期生活的官员们基本选择，按照白居易的收支水平来看，他“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每月能赚16000二文工资，换算一下当时的100文相当于现在的20元，折合下来月入3200元。对此收入，白居易说能租费，还能有点结余，以此可见，后期他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满意的。当时的租房业火到什么样呢?就是当时的太子都亲自参与这些商业活动“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贾)昌立大师影唐及斋舍。又立外层，居游民，取佣给。”就是太子给一个叫贾昌的人盖了一套大房子，专门留出一大部分作为出租房屋，以此收租金。

从安史之乱后随着唐朝经济实力下降和社会逐渐动荡，曾经火热的租房逐渐冷了下来，背井离乡，大面积迁徙的离愁别绪开始充斥当时的诗文，以此可知，租房也好，买房也罢，全都需要一个安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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