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遇到西方列强的是明朝,结果会怎么样?

很多人在了解清朝末期的历史时，对于清政府对内打压农民起义，对外屡屡向列强低头，割地赔款表示极度的不满，认为清政府完全就是没有骨气，加上闭关锁国，已经落后了那么多，却还以为自己是世界的老大。因此，有人会想，如果当初与西方列强的对抗的是明朝，结果会怎么样?明朝能否做得比清朝更好呢?

一、历史不容假设

首先这是一个并不严肃的问题，历史是已成事实的过往，是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既然是一门学科，似乎以“假如”“假设”为题，大有几分戏谑之意，概只有当下茶余饭后才会由此雅兴对此进行琢磨探讨。

二、明清实力对比

明清两朝是我国封建专制的最后两个王朝，清承明制，两个王朝又都是大一统王朝，坐都北京，是我国君权达到顶峰时期。纵观明清两朝发展似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又有极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即是大清是我国东北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多民族王朝，似乎也犹如此才使得清朝多出勤政的皇帝，较之于明朝在这一点上似乎更胜一筹。

同时也使得我们通读中国历史的时候，并未发现我们所熟知的如文景之治、大唐盛世、亦或清朝的康乾盛世，这种举国强盛的局面鲜有出现，而且较之于大清国的皇帝，似乎明朝的皇帝除了开国的朱元璋与后来夺国篡位的朱棣，其他的几位皇帝并没有引起我们太多的关注。即便被我们所熟知也如被土木堡夺走的明英宗;深度“恋母情结”的明宪宗朱见深，宠溺比自己大18岁的万贵妃;怠政懒政，数十年不理朝政的嘉靖帝跟万历帝爷孙二人组;“锁匠皇帝”天启帝以及病急乱投医，诛杀功臣袁崇焕的崇祯帝。

这仅仅是从皇帝个人来看，如果由此衍生其他问题更是如此，比如太监干政，历史上太监干政屡见不鲜，比如东汉阉党乱整，再如唐朝宦官干政更是到了将皇帝视为儿戏的地步。而这些太监的干政都是出现在皇权危机，朝堂党政倾轧之时，很少有国运不久即开启太监理政的先例。明太祖朱元璋始设司礼监，明英宗时太监就开始参与国政处理，进行批红。而且明代君主为了实行恐怖统治，还对全国进行监控，设立厂卫制度：锦衣卫、东厂、西厂，弄得满朝文武大臣人心惶惶，惴惴不可终日。

对外关系上，我们都指责清朝统治者鼠目寸光，闭关锁国使得中国的看不到世界发展的速度而逐渐沦为列强分割的“肥肉”，“东方雄狮”成为“东亚病夫”，但了解历史的都知道，闭关锁国并非清朝首创，在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朝政府就逐渐关闭了中国的大门，而且纵观东亚历史都了解，当时推行这一政策的也非中国一国，与中国相邻的朝鲜、日本等国也有类似的政策。

反观清朝，由一个东北边陲的少数民族政权异军突起，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付遗甲为资本，率自己身边三十个人，能在短短几十年内，统一女真各部成为一个敢于大明王朝分庭抗礼的政权，实为不易。同样以皇帝自身为评判的角度来看，清朝皇帝中除了慈禧的儿子同治皇帝以外，其他皇帝均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被称为最为勤政的皇帝雍正，在位十三年，所批阅奏章的字数统计多大五千万字，比有明一代的所有皇帝加一起还有多。在对待皇子教育上清朝也是极为尽心。比如道光皇帝一怒之下踢死了自己一位读书不认真的阿哥。

三、西方文明的劲流

西方文明是一种强势文明，自从新航开辟之后，世界的历史就逐渐改变为世界史，世界彼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东方文明是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近代的资本主义文明也就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破坏了当地的原有传统，另一方面也在播撒近代文明的种子。这种双刃剑的观点早在马克思论述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中就已经提出过。

在西方不断革新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的专制体制似乎已经很难摆脱“王朝循环”的宿命，在外国人看来中国自秦至清以来，中国的专制王朝就陷入了一种周而复始的发展状态，都是以鼎力革新为开始，以天灾人祸为结束。以至于神圣的皇权都被国人戏谑为“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

所以，在古老的东方，即便是到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机户出资，机工出力。”，那也只不过我国江南一地而已并没有在全国出现。而且也未催生出一支强势阶级，这种发展极为不均衡的社会形态下，使得近代社会发展极为畸形。正如杨天石先生所说：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似乎只占中国的10%都不到。比例很小，并不能形成一支革新的独立阶级。

四、清朝皇帝的暗殇

清朝皇帝有他们的幸运，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享国二百余年。但他们又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即便有力挽狂澜的明君英主，似乎也无法改变历史的格局，几次错失追赶世界的机遇。

如果近代没有慈禧的干政，如果光绪皇帝是一个长寿的皇帝，似乎中国近代的历史真的会改写，但正如前文所述，历史不容假设。清朝皇帝的“锅”，就在于他们没有审时度势，顺势而为，而是保守残缺，错失改革良机，这一点可以与日本形成强烈反差。但即便如此，正如朱维铮先生所说：鸦片战争前清朝的GDP比欧洲所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这时的中国依然如同马可波罗所描述的那样物阜民丰。

但时代的主流不容如此，改革已迫在眉睫，清朝不缺一个勤勉的皇帝，而缺少一个适时的改革大帝，如果康雍乾三朝在位，亦或结果大大不同。所以我们说即便是明朝时期遇到西方强劲的西方文明，历史的历程依然不会改写，甚至有可能更为严重。

曹操一生最大的遗憾或许就是没能称帝，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不过曹操背负的心里压力的确也是非常大。不仅是朝中大臣都反对曹操称帝，曹操警惕后人对他的评价。不过曹操虽然称帝内心很纠结，但如果他能完成统一三国大业的话，想要称帝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那曹操最有机会完成一统三国的机会是哪次呢?可能大家也都猜到了，就是在赤壁之战的时候，曹操如果没有轻敌稳扎稳打的话，还是有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的。

曹操生前就完成消灭孙刘，统一全国的唯一机会，其实就出现了一次，也就是在赤壁之战的时候。赤壁之战输了之后，三国鼎立之势就形成了，孙刘联盟，协同作战，曹魏要再灭孙刘任何一方，就都不容易了。

曹操到公元207年才彻底平定原属袁绍的地盘，成为诸侯中势力最为强大的一个，也成为当时最有希望统一全国的一个。

当时还存在地方势力包括荆州刘表，东吴孙权，益州刘璋，汉中张鲁，关中马腾，辽东公孙。表面上看，每一个都有可能对曹操构成威胁，但威胁最大的其实不是别人，就是荆州刘表。其他人的威胁相对来说，都要小很多。

208年，刘表病死，刘琮幼年继位，曹操认为一举消灭荆州刘表势力的机会来了，所以才出兵南下。曹操还没到荆州境内，刘琮就在他舅舅蔡瑁等人的裹挟下，奉表请降，只剩下前出的刘备还在坚持抵抗。但刘备当时的实力太小，只是稍作抵抗，就马上撤退了。

所以，曹操南征的目标马上就从攻占荆州变成了追击刘备。因为刘备当时有意逃亡江陵，而江陵是荆州钱粮囤积所在地，如果被刘备占领，对曹操接下来稳定荆州是很不利的，所以曹操率军全力追击刘备，迫使刘备改变方向，退往夏口，和刘琦汇合。

这时候，曹操的南征目标又发生了变化，因为荆州不战而降，太顺利了，所以曹操认为可以顺势利用占据上游之利，沿江东下，一举消灭东吴。如果能就此彻底消灭东吴，那么曹操基本上就算是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部分任务。

其实，曹操这时候的最佳选择并不是一鼓荡平东吴。因为曹操南征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东吴了，无论曹操的目标是荆州还是刘备，还是孙权，因为东吴和荆州的地盘唇齿相依，所以东吴都不会作壁上观，已经进入临战状态。

曹操当时的判断是，以他战胜袁绍、逼降刘琮之后的绝对实力来说，击败孙权是不成问题的。而且，东吴内部当时确实也出现了主战和主降两种声音，但在鲁肃的劝说下，年轻的孙权还是选择了与曹操一战，而没有投降。这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的。

因为这时候曹操已经占据了荆州全境，除了刘备占领的一小部分和被东吴占领的一部分之外，其它部分都已经被曹操占领。如果曹操以他这时候已经占领的北方为大后方，稳扎稳打，并同时从淮南出兵，两面夹击，那么东吴要扛住这样的攻势，是很难的。

但曹操急于求成，想毕其功于一役，所以没有稳扎稳打，也没有从淮南出兵，而是直接以荆州为前线，进攻东吴，要和东吴进行战略决战。结果是孙刘联盟在赤壁之战中击败了曹操，加上曹操军中发生了瘟疫，曹操不得不率军北撤。之后，刘备抢先占领了荆州大部分地盘，接管了荆州。

从当时各方的形势来看，如果曹操选择稳扎稳打，同时从淮南和荆州两个方向进攻东吴，胜算要更大。但荆州轻而易举的投降让曹操麻痹大意了，因为在此之前，荆州的绝对实力都在东吴之上，东吴都不战而降了，孙权还有什么理由不投降呢?

但战争本身就是在必然之中存在着大量的偶然性。孙权能够顶住压力，决心抵抗，这本身就已经是偶然，而孙刘联盟能够在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就更是偶然的了。而曹操在战败之后没有退守荆州，而是直接放弃已经占领的荆州，撤回北方，就更是偶然了。

所以说，曹操一生中唯一一次统一全国的机会，其实就出现在占领荆州之后，但又在赤壁之战中战败这段时间。历史就是如此，给你的机会窗口往往非常短，抓住了就可以成就帝王霸业，抓不住，历史就要改变轨道，走向另一条路。曹操就在赤壁和统一全国擦肩而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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