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致世人都误解商鞅变法的性质？

　　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商鞅作为统帅率领秦军收复了河西。

　　商鞅被中国老百姓厌恶是很奇怪的事情。商鞅制定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跟贵族作对;制定军功进爵无功夺爵的制度，让老百了发达的机会;废井田把土地分给老百姓让耕者有其田等等，这都是让老百姓占便宜开心的事情。退一步就算我们承认几千年来对商鞅严刑峻法的诬陷，那也是贵贱平等并没有专门欺负老百姓。

　　百姓为什么会讨厌商鞅呢?追根溯源，厌恶来自于《》诬陷商鞅的那些鬼话。讨厌商鞅，这一点在他的《商君列传•曰》中表露无遗。这种厌恶可能是源于“独尊儒术”的洗脑，也可能是源于司马迁对商鞅新法的误解，当然我们也可以解释为躲避汉代统治者的审查。不管是哪种原因，司马迁在《商君列传》前半部分记载了商鞅变法的功绩之后，随即用了四招来抵消读者对商鞅的崇敬，并引导读者对商鞅产生厌恶，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一招，找个人来骂商鞅。找个人把作者想说的话说出来，这是司马迁常用的手法。想要告诉读者这人是英雄，就找一个人，最好是他的敌人赞美道：真英雄也;想要指出混蛋，也找一个人，最好是他正直的朋友痛骂：猪狗不如。司马迁要把塑造成盖世英雄，于是项羽已经临阵脱逃，兵败东城了，也一定要边上的人赞美道：服了，大王确实是盖世英雄。明明礼贤下士，对于一个什么头衔也没有的大梁人尉缭言听计从，可是司马迁还一定要让尉缭大骂秦始皇，长的就不是好人样，将来得势了会吃人。现在司马迁在商鞅身上故伎重演。

　　《商君列传》突然冒出来一个名叫赵良的人，这人讨厌商鞅却又主动跑来。找商鞅不为办事可又不走。身为秦国相国列侯的商鞅却上赶着要跟这个赵良交朋友。赵良不但不，反而当面大骂商鞅。奇怪的是商鞅被骂得，还一句句递话给赵良让他接着骂。《商君列传》一共2608个字，记录商鞅长达24年的变法强国只有1548字，而赵良骂商鞅却用了798字，占全篇近三分之一。司马迁真下本钱。由于这段文字太长且太罗嗦，我们概括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原文对照，体会其中的荒唐。

　　荒唐一，对商鞅不屑的赵良却赖着不走。赵良来见商鞅，贵为相国列侯的商鞅可怜巴巴地要跟赵良交朋友，却被赵良断然拒绝了。接着赵良地骂商鞅和不肖之徒混在一起，贪位贪名。奇怪的是，既然赵良说了，对商鞅这样尽和不肖之人混在一起的人，君子应该躲开，赵良却没有。为什么不走?就像我们常见的拙劣电视剧一样，赵良还要等着说下面的台词。奇怪的是商鞅也不恼，既没有粗暴地乱棒轰出去，也没有礼貌地端茶送客，而是继续地跟赵良聊天。据此不得不让人叹服商鞅的度量，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荒唐二，商鞅尽捡自己的缺点去讨表扬。商鞅可怜巴巴地特希望得到赵良的表扬，说：“你不高兴我对秦国的治理吗?”只要大脑正常的人都能看出来，从赵良的嘴里肯定得不到表扬，这是在自己找骂。果然赵良一副冷脸，损人的话又撅了过来：“能够听从别人的意见叫做聪”，言外之意你很笨，是个聋子。“能够自我省察叫做明，能够自我克制叫做强”，言外之意你还是个瞎子、弱智。“虞舜曾说过：‘自我谦虚的人被人尊重’”，言外之意我根本就瞧不起你。商鞅还不知趣，还要乞求赵良的表扬。于是，商鞅开始历数自己对秦国的功劳。可是数的时候他不挑重要的，比如国家强大，收复失地，粮食充裕，路不拾遗，反而挑那些旁枝末叶，特别是容易引起争议的事情来说。商鞅道：“当初，秦国的习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开，男女老少同居一室。如今我改变了秦国的教化，使他们男女有别，分居而住，大造宫廷城阙，把秦国营建的像鲁国、魏国一样。您看我治理秦国，与比，谁更有才干?”

　　这等于是给了赵良更多骂人的把柄吗。赵良乘势夸奖五羖大夫，贬斥商鞅靠宠臣推荐没有名声，营建宫阙是残害百姓。最后干脆引用《》的诗痛骂道：“老鼠还懂得礼貌，人反而没有礼仪，人既然失去了礼仪，为什么赶紧去死呢!”后来甚至地诅咒到：你死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已经没法再露骨了，基本算是破口大骂了。可是相国商鞅还是不急不脑。

　　荒唐三，商鞅听了赵良的话能免死吗?最后，司马迁总结道：“商君弗从。”言外之意，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话，所以后来被杀。可是我们看看赵良说的这些话，基本就是你不是人，不是东西，猪狗不如，马上就要死掉，商鞅该从哪句?不错，赵良的话有一句，让商鞅告老还乡，让商鞅劝秦王重用像赵良自己这样隐居山林的人。商鞅真的告老还乡就能免于一死?答案大家都清楚，死得更快。赵良痛骂商鞅的这段话可信吗?不可信!在没有录音、录像的蛮荒时代，文字都是用毛笔费力地写在竹简上，怎么记录下如此冗长的对话?商鞅的私人会见，谁会去一言一行地记录下会见内容?根据程步读史原则，这样的对话应不予采信。司马迁借赵良之口大骂商鞅之后，还觉不够。因为有头脑的读者会提出疑问：不对呀，商鞅不是这样啊?怎么打消这些读者的疑问呢?第二招，让商鞅自己承认错误。

　　第二招，一定要让商鞅自己承认错误。《商君列传》记载：五个月之后，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一班人告商鞅准备造反，于是派人去逮捕商鞅。商君出逃。当他跑到边境想住店休息时，遭到了店主的拒绝：“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闻听此言商鞅长叹道：“唉呀!新法之弊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于是商鞅离开秦国逃往魏国。你看，赵良骂得对吧，商鞅自己都承认了，他的新法给秦国百姓带来的是灾难。现在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活该。可是，这段情节可信吗?同样不可信。破绽太多。破绽一，商鞅为什么要住店?是因为马没有草料还是天黑没法赶路?好像都不是。因为商鞅没有住店也一样去了魏国。与接见赵良一样，商鞅住店好像就是为了去接受侮辱，然后说出必需要说的台词，“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破绽二，商鞅搞不到一张证件吗?商鞅去魏国的时候身份还是相国列侯，搞不到一张通行证吗?那个时代证件没有照片，没法计算机验证，列侯兼宰相的大印盖上去，小小的店家敢不让住店吗?破绽三，商鞅就要住你敢不让?即使是今天，几辆奥迪停在一个乡村小旅店门前，没有身份证旅店老板敢说不让住店?何况公元前300年，面对不知道什么来头的大人物，一个小小旅店的小老板敢说个“不”字吗?如果不是守法的商鞅而是其它蛮横的权贵，只怕是被满门抄斩都不知道怎么死的。那个时代的一个小旅店老板，没这么大的胆。

　　破绽四，谁给商鞅做场记?商鞅住店是是一个像电视剧一样的场面，可是谁在边上做场记?不会有。谁听见了“新法之弊竟如此”这句话?店老板?商鞅的随从?听见了，默记下来，然后告诉别人，传到史官耳朵里，写进司马迁的《史记》?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即使有，那也只能算是。有没有记错?有没有误传?商鞅也许说的不是“为法之敝”，而是“为法之利”，“嗟乎，为法之利一至此哉!”看看，我变法的成果多么大呀，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连一个小小的旅店老板，都敢于依法抗拒权贵。能够变法如此，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了。为什么不是这样?一字之差，褒贬迥异。

　　第三招，一定要四面碰壁人人唾弃。司马迁已经让商鞅自己承认错误了，但是这还不够，还要用旁人的态度来进一步贬损。于是《商君列传》进一步写道：“商鞅离开秦国逃到魏国。魏国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卬而打败魏军，拒绝收留他。商君打算到别的国家。魏国人说：“商君是秦国的逃犯，强大秦国的逃犯跑到魏国来，不送还不行。”于是把商君送回秦国。你看，魏国人都讨厌商鞅，他现在是孤家寡人，自作自受。可是我们要问几个问题了。第一，秦国用什么办法向魏国发布的通缉令?“魏国人”的信息太灵通了。秦国派人抓捕商鞅，商鞅星夜逃往魏国。商鞅没到，秦国的通缉令却已经在魏国家喻户晓。是电话、电报还是电视通缉?荒唐!

　　第二，不收留商鞅的“魏国人”是谁?没有电视和报纸，大多数魏国人应该不知道商鞅长什么样。商鞅去魏国也不会沿街乞讨。所以，一般平民百姓把商鞅抓住送回秦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商鞅想投奔魏国，当然应该是直接去见，熟门熟路。而魏惠王也正在求贤若渴，没有不收留商鞅的道理。就算魏惠王记恨商鞅，也应该把他杀了，可是也没有。这说明，怨恨商鞅并把他送回去的魏国人不是魏惠王。不是百姓也不是君王，那就剩下一种可能了，朝中的大臣或魏惠王的近臣。商鞅想见魏惠王，不得不亮明身份，被大臣或近臣识破、拒绝，然后被送回秦国。可是这种假设也站不住脚。商鞅当年还只是魏国宰相公叔座的门客时，就能打通秦孝公的近臣景监的门路，让景监在被秦孝公责骂的情况下仍然为商鞅引荐。现在贵为列侯，财富权势天下无敌，怎么就不能打通魏惠王身边的一个门路?所以司马迁所说的魏国人子虚乌有。第三，既然“魏国人”害怕得罪秦国，把商鞅抓住了送回秦国，为什么没有交给官府?难道不怕强大的秦国怪罪魏国人私放要犯?既然商鞅没有落到秦国官府的手中，为什么他老老实实地回到危险的商地，而没有转道去楚国、韩国和赵国?而回到商地又为什么没被逮捕，还可以发兵攻郑?司马迁这段商鞅走投无路的情节没编圆。

　　第四招，再编造一个谋反的罪名《战国策》记载，商鞅告老还乡回到封国之后，受人挑唆，把商鞅车裂处死。这里没有谋反的情节。而《史记》却多出一段文字：“商君被魏国人送回秦国后，回到他的封地商邑。商鞅和他的部属发动商邑中的军队，向北攻郑。秦国出兵攻打商君，把他杀死在郑国黾池。秦惠王把商君示众，并说：‘不要像商鞅那样谋反!’随后将商鞅全家满门抄斩。”商鞅的这个谋反罪证，同样有很多破绽。破绽一，商鞅为什么要发兵攻郑?按照《史记》的文字，商鞅是去攻打郑国，按照人的解释商鞅是去攻打郑县。但不管是郑县还是郑国都有点莫名其妙。如果谋反应该直接去攻打咸阳，要复仇应该去攻打魏国，攻郑没由。破绽二，商地有多少军队听命商鞅?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朝廷已经发布命令逮捕商鞅，秦国人也都痛恨商鞅，现在商鞅回到封国，却没有人把商鞅逮捕送交朝廷，窝藏罪犯是要受到处罚的。商鞅发兵，商地人跟随，这也是灭门的死罪。如果真有这么多人冒死追随商鞅，干嘛要腹背受敌去攻郑，何不联络受秦国威胁的诸侯，在商地抵抗秦军割地为王?如果真有这么多人随商鞅造反，那最后被杀的就不会仅仅是商鞅和他的家人，还应该有一些将、尉。而实际却没有。

　　所以我们说，司马迁给商鞅栽赃的这个罪名，漏洞百出，实在难以自圆其说。相比较而言，还是《战国策》的记载比较可靠。事情很简单，没有赵良的痛骂，也没有旅店的尴尬，更没有赴魏攻郑的荒唐，秦惠王刚一继位，已经忍耐很久的公子虔等人终于等来了复仇的机会。他们怂恿秦惠王处死商鞅，并夷灭了商鞅的全家。

　　用稳健和有序的手段，通过变法维新，给秦国人带来强大和富足的卫国人商鞅;明知公子虔要报复却依法办事两次都没有杀公子虔的商鞅，还有他那不幸的家人，就这样死于公子虔和秦惠王的狭隘和残忍。更为不幸的是，由于司马迁的上述鬼话，商鞅在后人心目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公正的评价，后人又杜撰出更加耸人听闻的文字，比如严刑峻法，比如一次就在渭水边杀死700人等等，使商鞅沉冤千年。有禅让、废立、专权、逃亡、割据等诸多生路的商鞅，为什么最后落得个车裂身死，满门抄斩的悲惨下场?商鞅是为理想和信念而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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