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退休后为什么都不继续留下,而是告老还乡?
古代的官员们,如果很荣幸地没有生在昏君的时代,没有遇到一个以杀人为乐的皇帝,安详地活到自己能退休的那一天,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不过,古代官员很多在退休之后,都会选择回家养老,而不会继续留在自己生活了数十年的任职地,这是为什么?自己多年来的打拼都在这个地方,为何退休之后还要回家去呢?
在古代封建有着森严的社会等级,那就是仕、农、工、商。排行第一的就是仕,仕指的是就做官,所谓官字两个口,民不与官斗。古代官员出门八抬大轿,前面仪仗队举着“肃静”“回避”的仗牌,别提多威风。出入朝堂,面见天子,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吃穿住行更是不用说。“学而优则仕”,所有的读书人都以金榜题名作为一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可见多少有识之士挤破了头想当官,更何况普通老百姓了。但官员退休后为何皆告老还乡呢?
1.“明哲保身,远离是非之地”
官场如战场,官场上政治派别林立,又时常发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事情。你一个退休的官员,手中已无权利,为官数十载得罪的人也许都排不上号了,说不定哪天就被卷入某件“大件”,丢了性命是小,就怕落得个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唐昭宗时,本是宦官出身的禁卫军领导杨复恭权势熏天,大肆干预朝政。到了年龄说啥也不愿退休,甚至还杀掉了信使。最后自己也落了个被杀的下场。这种退而不休,说白了就是活腻了。
2.“思乡情绪,落叶归根”
中国古代有科举制度和异地为官制度,古代官员大多是在异地任职。他们必须通过种种途径让统治者知道自己的才能,这就必须离乡。而一旦做了官以后,或留在京城,或充任各地的地方官,很少回到家乡做官的。
为官数十载难免作客他乡,一般士大夫及一般民众均普遍怀有的“落叶归根”观念,项羽就曾今说过“富贵不归吾乡, 如衣锦夜行”。所以官做得再大到头来还是不忘落叶归根,告老还乡,又由于中小地主出身的士大夫都有浓厚的宗法乡土观念,不以他乡作故乡,因而家乡总是难以为他们所忘怀。
3.优游林下,安享晚年
古代人有”致仕悬车“的说法,当了一辈子的官,好不易退休,就该安享晚年。《香山九老秋兴图》,描绘白居易致仕退隐洛阳龙门香山,与其他8位耆老集结“九老会”,远离世俗,忘情山水。真是好不惬意的生活,让人快哉,快哉!
另外古代官员退休后,依然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礼记》记载,卿大夫退休称“国老”,一般官吏退休称“庶老”,当地地方长官时常登门拜访。汉代规定,俸禄两千石以上的高官,退休可领取原俸禄三分之一的养老金。唐朝官员退休后没有退休金,但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宋朝给退休干部发半薪。史料来看,史上绝大多数官员退休后,都是优游林下、安享晚年的。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清朝时期的历史,说到清朝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朝代,而清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关于清朝小编相信很多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清朝的腐朽落后,其实,这是清朝晚期时期的社会现状,在清朝早期的时候,社会形态还是很好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清政府最后改革为什么会加速自己的崩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清政府垮台于1911年,即辛亥年,从历史进入20世纪始,它就进入了自己生命终结的倒计时。清末的政治腐败和人们对政府的控诉,可见于梁启超的行文:“夫孰使我百业俱失,无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腾涌,致我终岁勤劳而不得养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栗一缕之蓄积,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盗贼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这样的政府非倒不可,更何况孙中山的革命党大张声势,筹谋推翻。然而清末立宪派给它指出了一条政治改革的道路,即立宪,可以说,这是清政府唯一的图存之路。事实上,它也被逼走上了这条路,但由于它自己的蹉跎,这条路最终也断送在它自己手里。
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不同,由梁启超在理论上指导的国内立宪人士并不主张推翻满清。在同盟会排满性质的“种族革命”之外,梁启超推重的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革命”(梁氏是体制外人,他的语言如果转换为清政府的官方语言,就是“政治改革”)。此改革以立宪为旨归,用梁氏的话表述就是:“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从专制到立宪,可以说是20世纪任何一种专制政体的政改方向。在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各种压力下,晚清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立宪者的主张,继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这不妨可以视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开始。
那么从1906年到1911年,清政府在它生命的最后六年间,都做了些什么呢?
1906年:是年虽然宣布预备立宪,但立宪的预备期有多长是社会很关注的问题。9月1日的“圣谕”颁下:“……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显然,这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预备立宪,其中不乏遁词,如同在玩时间游戏。当然,立宪就是分权,政府本能地不愿意,能拖一天是一天。只是那时的它无从料及历史留给它的时间只有六年了,多拖一天就是往死路上多走一天。时在日本的梁启超有过这样一个观察,他在写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说:“革党现在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不妨注意这其中的“其机稍息”和“其势益张。”当人们开始信任这个带有政改性质的预备立宪时,即使是革命一方,其势头亦不免“稍息”;当人们认为这个政治改革是虚与委蛇、皮里阳秋时(比如,只是把各部制动来动去),则革命势头必然反弹“益张”。这说明,改革可以遏制革命,改革进一步,革命退一分;但是,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因此,清廷唯有真正立宪而非口头立宪才能自保。
1907年:客观地说,一味指责清政府假改革也不公正,革命派的压力,立宪派的努力,这些都逼使它要调整自己的动作。继预备立宪后,1907年有两道诏书不应忽略。一是9月20日预备成立资政院的谕旨:“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这是朝廷政改的一大动向,按照它自己的解释,资政院即英美议院的前身。一个月后的10月19日,朝廷又下一诏:“前经降旨于京师设立资政院,以树议院基础,但各省亦应有采取舆论之所。”这个舆论之所就是省议会,但清廷将之称为谘议局:“着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谘议局”,“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对于这两道诏书,光绪都明言是“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慈禧虽然顽固,但也果断,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分别开设议会,应是真正的政改之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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