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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杜甫在唐代也只能租房?唐代官员60%都没房子

时间2022-04-01 20:50:16发布admin分类历史趣闻浏览46333

不要以为只有现代人才为房子发愁,古代人也有同样的烦恼。例如唐代时期,像白居易、杜甫这样的大诗人也只能租房,当时的官员更是高达60%都没自己的房子,当然当官的人是有公家给分房的。但你要是被贬或者出了什么错误,这房子也就再也不是你的了。不过唐代被誉为最开放的封建时期,人们自然也不会把心思放在房子上,而且古人几乎世世代代都在同一个家里,一般情况都不会选择轻易搬家,也不需要新房。

长安月下,到处灯火阑珊,车水马龙,古老的大唐气象俨然升腾起一派繁荣气象。帝都的四周人群都以能够来到长安生活为奋斗目标,无论西边,还是东边、南边都风尘仆仆赶到长安,有的是科举、有的是做生意,总而言之,盛世滋生人口给大唐带来了从来未有的雍容大气。

然而大唐此时也开始患上“城市病”,住房成了所有人关心的话题,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人群并非普通的老百姓,甚至唐代的官员也为住房难感到焦虑。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四月:“内侍省见管高品官、自身都四千六百八一十八人,除官员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外,其余单贫,无屋室居止,宜每人家衣粮半分。”《旧唐书·宪宗本纪》这段话九十指当时宦官当中,有房子的仅占36.7%,剩下的63.3%……的人都没有自己的房子。

高房价一直都是唐朝主要的“城市病”,很长时间,一些官员都在为解决“住”的问题而发愁。

贞元三年,十六岁的白居易从江南来到京长安,带着自己的诗稿去拜会名士顾况,希望能得到他的肯定,提高自己的声名。顾况看到诗稿上“白居易”的名字,便开玩笑说:“长安米正贵,居住不容易啊!”等到翻看诗稿,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的句子时,马上连声叫好,并说:“好诗!文采如此,住下去又有什么难的!”

但是顾况真的把白居易的才华能够立足在长安想的简单了,很长时期,白居易靠租房子维持生活。在他担任礼部主客郎中、知制诰这一类似皇帝的机要秘书要职的他,此前在已经在长安飘荡了17年。在诗中他形容这段无房飘零的生活“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泊木偶人。”这首诗可谓道尽了白居易在长安租房岁月的辛酸。

作为千百个个大唐租房者,白居易只是其中一位,包括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在长安更是凄凉。他35岁来到长安应试,在长安城南租了一个地方住下,后来因为拿不起房租被迫迁移到长安“八环”以外的地方去住。在破旧的房子里,看到妻儿老小跟自己受苦,他从心底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声,这个“寒士”虽然满腹才华忧国忧民,却被冻得瑟瑟发抖,实在让人生怜。

是什么让大唐的房子如此紧缺呢?无外乎当时的有钱人把房子都给占了,基本每个人手里都有两套房以上,或者更多。除了拥有宽敞的房子外,在长安好的地段房子都被囤积下来,他们又在郊外建造别墅,所谓“东都立第于集贤里”、“有于午桥创别墅”等等的记载。其次由于住宅房屋紧张加之好的地段被寺庙占据,于是唐朝的房屋租赁开始走火,在长安,租房子住是普遍现象,许多人也都习惯,并不以此为耻。唐穆宗时期的高级官员郑权由于为官清廉“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赁屋以居”。从穷困走出来的韩愈对此非常钦佩,曾说“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

此后租房成了没钱却又需要在长安长期生活的官员们基本选择,按照白居易的收支水平来看,他“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每月能赚16000二文工资,换算一下当时的100文相当于现在的20元,折合下来月入3200元。对此收入,白居易说能租费,还能有点结余,以此可见,后期他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满意的。当时的租房业火到什么样呢?就是当时的太子都亲自参与这些商业活动“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贾)昌立大师影唐及斋舍。又立外层,居游民,取佣给。”就是太子给一个叫贾昌的人盖了一套大房子,专门留出一大部分作为出租房屋,以此收租金。

从安史之乱后随着唐朝经济实力下降和社会逐渐动荡,曾经火热的租房逐渐冷了下来,背井离乡,大面积迁徙的离愁别绪开始充斥当时的诗文,以此可知,租房也好,买房也罢,全都需要一个安定的局面。

如果让大家穿越到古代当皇帝,恐怕没人会拒绝,印象中皇帝过的日子堪比神仙,实际上真是这样么?这次我们就为大家讲讲清朝皇子的一天究竟是怎样度过的,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轻松,反而非常辛苦。一年四季都要早起晚睡,可能比我们的告终时代还要令人崩溃,毕竟清朝皇室对于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琴棋书画都是基本的素养。如果让你去体验下皇子的日子,可能这个皇帝不当也罢了。

中国古代,清朝是对皇子教育要求最为严格的朝代之一。

不过,清朝入关之前,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生活很是艰辛,皇子的教育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清朝入关后,顺治皇帝虽然年幼,但由于他父亲死得早,摄政王多尔衮又不愿意顺治皇帝学习,所以少年顺治皇帝每天就是疯玩。以至于后来多尔衮死了,顺治皇帝开始亲政时,连奏章都看不懂,只好恶补文化知识。《左传》《史记》《庄子》《离骚》,什么书都看。

经过一番恶补,顺治皇帝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超过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书法也写得极好。

或许正是因为这段难忘的经历,顺治皇帝很重视皇子教育问题。以皇三子玄烨(康熙皇帝)为例,顺治皇帝很疼爱玄烨,可在教育问题上严格要求、从不放松。《啸亭杂录》记载一份玄烨6岁时的课程表。按照这份课程表,玄烨每天5点钟就要起床,温习功课;7点--9点学习中国礼仪文化;9点--11点学习满蒙汉文字及文章;11点--13点是午间休息;13点--16点学习武术、弓箭、骑术;16点--18点是自习和做作业时间。

算一下,玄烨每天的学习时间长达11个小时。《郎潜纪闻》记载,他十七、八岁时,甚至一度因为读书过劳,累得咳血。

严格的教育,使得玄烨学识远超祖父辈。官方档案《清圣祖实录》记载他“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还真不是非过誉之辞。

康熙皇帝亲政后,忙着清除鳌拜、平定三藩。在那以后,康熙皇帝为皇子教育建立了正规制度。根据《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是说皇子、皇孙们到了6岁,就要出外就学。

学习的时间是:“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从早5点到下午3点,共学习10小时。

我们现在有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学生在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不用上学。清朝的皇子们就没有这么幸福了。他们是没有什么双休日、法定节假日的,全年无休。只有大年初一、端午节、中秋节、皇帝生日和自己生日,才能休息一天,算一下,全年只有5天休息。

醇亲王奕譞在《竹窗笔记》中提到自己当年读书的场景:“读书者每日至下屋歇息不过一二次,每次不过一刻,且须师傅批准。读书间隙许可讲书论史,但不准外出闲逛。”休息时间少得可怜,还必须得到老师批准。外出闲逛?那是不存在的。

清朝皇子学习的内容很繁杂,除了要学习汉文经典,还要学习满文。清朝是“马上得天下”,骑射在皇子教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皇子到14岁后,就开始学习骑马、射箭、拳术、鸟枪、刀剑、火器等。很显然,清朝有意将皇子培养成文武全才。

正因为对皇子教育很重视,清朝很尊重皇子的老师。我们知道,古代有一种很最贵的谥号,叫“文正”,无数文臣渴望在死后得到这个谥号。然而,清朝近300年时间,只赐予了8个“文正”谥号。其中,除了力挽狂澜的曾国藩外,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做过皇子的老师而得到这个谥号。

乾隆时期,上书房总师傅叫王杰,负责皇子教育。王杰性格耿直,对皇子要求严厉。一天,王杰责罚读书不用功的皇子下跪。这一幕恰好被经过上书房的乾隆皇帝看到。乾隆皇帝感到很不舒服,对王杰说:“你教了之后是皇帝,他不让你教也是要当皇子的,这难道不是君臣之道吗?”

王杰回答:“教了后,是尧舜一样的君主,而不教便会变成桀纣一样的昏君,这是为师之道!”

乾隆皇帝听了无言以对,下令皇子重新跪下去。

有了皇帝的支持,老师们对皇子的责罚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别人谁都不敢阻拦。醇亲王奕譞在《竹窗笔记》中说:“如届时功课未完或罚书罚字,俟师傅准去吃饭方去,随侍内谙达、太监等无敢催促者,下书房亦然。”没有完成功课,等待皇子的便是罚书、罚字,不准吃饭。

对于清朝皇子教育之严格,清朝文学家、史学家赵翼曾经在《檐曝杂记》中不无感慨地说:“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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