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是"汉高祖"还是"汉太祖"?或许我们都叫错了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在称呼刘邦的时候冠上“汉高祖”的名号，并且一直以来似乎都是这样。然而偶尔也会遇到将他称为“汉太祖”的情况，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错误的。但是细读史书却发现，刘邦似乎真的不是“汉高祖”，可是皇帝的各种号那么多，谥号、庙号等，我们又该如何区分呢?

每当跟朋友讲起刘邦时，大家都习惯性的称之为“汉高祖”，但很多的历史学家称他为“汉高帝”。著名学者李敖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把汉朝的皇帝都背了下来，在说到刘邦的时候说的是“汉高帝”。他又说我们平常说“汉高祖”是错的，应该是“汉高帝”，坐在下面的复旦大学的教授也点了点头，表示认同。那么，用“汉高祖”来称呼刘邦为真的错了吗?我不是历史学家，因此也不敢反驳说李敖错了。但，在我看来，称呼什么都没错。为什么呢?

刘邦，庙号为高祖，汉景帝时改为太祖，自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开始，多以最初的庙号“高祖”称呼，谥号为高皇帝，所以史称汉高祖、太祖高皇帝或汉高帝。因此，称“汉高帝”和“汉高祖”都没有错。按照庙号称刘邦为汉高祖或者汉太祖都可以;按照谥号称刘邦为汉高帝也可以。至于李敖先生所说的错，只是庙号与谥号的不同称呼而已，在我看来这不是错，谥号表示后人对皇帝的尊重，而庙号在汉朝时不是每一位皇帝都有，因此称刘邦汉高祖更加的体现了尊重，所以司马迁先生的称呼完全正确。汉高帝没错，汉高祖更没错。

我国古代皇帝的称呼往往和年号、谥号和庙号联系在一起，比如汉高祖就是庙号，隋炀帝就是谥号，乾隆皇帝就是年号。当我们在称呼某个皇帝时，用到“祖”或是“宗”，这是按照庙号来称呼;用到“帝”，这是按照谥号来称呼。

我国古代的帝王除有姓名之外，还有庙号、谥号、尊号和年号。

一：庙号

庙号是皇帝于庙中被供奉时所称呼的名号，起源于商朝。最初并不是所有君王都有庙号，一般君王死后会建筑专属的家庙祭祀，但在几代之后就必须毁去原庙，而于太庙合并祭祀。合于太庙祭祀称之为“祧”。“祧”这件事情有实际上的作用，如果每个君王的庙都留下，数代之后为数众多的家庙会有祭祀上的困难。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就会特别追上庙号，以视永远立庙祭祀之意。有的君主死后，会有多个庙号，庙号并不唯一，这是追尊、改谥等原因造成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刘邦了，开始是“高祖”，后来改成了“太祖”。到了唐朝以后，每个皇帝都有了庙号。

二：谥号

谥号是后人根据死者生前事迹评定的一种称号，褒贬不一。大约在周穆王前后，给地位较高或较有身份的死者加以谥号的做法已常见。古代帝王可以称呼其“谥号”，大臣、名人也都有“谥号”。用谥号称呼皇帝或者大臣、名人是一种尊重的体现。因为是尊重的体现，因此很多后世之人都用“谥号”来称呼，因此“谥号”几乎成了这些人的别名。比如曾国藩，我们经常称他“曾文正公”，再如岳飞，我们称他为岳武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三：尊号

为尊崇帝、后，所加上的称号。始于秦。据《史记·秦始皇纪》有“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尊号一般很长，大臣们把好的词语都往皇帝身上加，尊号一般在皇帝在世之时便开始有群臣上请，并不断加长。

四：年号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先秦至汉初无年号，汉武帝继位后始有年号的出现，始创年号元狩。此后形成制度。历代帝王凡遇到“天降祥瑞”或内忧外患，遇到大事、要事，都要更改一下年号。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比如唐高宗有14个;到了明清，皇帝大多一人一个年号，因此，后世之人也习惯用年号加皇帝来称呼明清的皇帝。

在古代文献中，对前代帝王多不称姓名或尊号，都称庙号、谥号或年号。

说到崇洋媚外这件事情很多网友应该知道这个事情也还是很有意思的，很多时候自己都是非常的对这个事情嗤之以鼻的，但是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也有这样的行为了，那么中国的人这样的心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下面我们就着这个问题以前来分析揭秘看看吧!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句话常用来比喻那些崇洋媚外的现象。中国人崇洋媚外的毛病屡遭诟病。为何一个堂堂大国失去了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呢?中国人的崇洋心理究竟从何而来?简单说起来，这事还得怪我们的清朝祖宗。正是他们的盲目自大、愚蠢无知，为子孙造了孽。如果从因果的角度来讲，后代子孙就是一直在为那些祖宗还债。这就是一个国家转型的代价与成本，但是这个代价难免太大了，今天的我们仍在承受。

今天的国人有俗语“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而晚清的中国也有句流行语，即“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划时代的一句话，是中国人面对西方文明心理产生变化的一个关键节点。探究中国人的崇洋心理发展，有必要首先从这句话开始。

“师夷长技以制夷”，此话出自魏源之口，诞生于1840年代。夷，就是西方。夷人，就是洋人。在当时的中国，“夷”带有明显的贬义，那时的中国人是瞧不起外国的。虎门销烟时，两广总督的代表会见美国洋商，还称人家是“哪个海洋偏僻角落里来的红毛夷人”。鸦片战争后，上海、天津陆续开埠，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吃西餐。夷人用着刀叉，吃着半生不熟的带血的牛肉，在中国人看来就是茹毛饮血，是根本没有开化的象征。那时，国人打心眼里鄙视这帮洋人。

在外国租界，中国人第一次见到了众多西洋事物，比如电车、电灯、电话、照相机……。虽然感到很新鲜、很好玩，但中国人仍然持鄙夷的态度，统称为“奇技淫巧”。当时的国人，看到火车，“诧所未闻，骇为妖物”。因为实在想不明白，冒着蒸气，跑来跑去大家伙跟怪物有什么区别。一列火车就能吓到中国人，对待外国事务，国人除了鄙夷外，还有一种恐惧心理。

18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这是一场由清廷主导的改革开放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还称呼洋人为“夷”，但已经有了向西方学习的态度。在此期间，有很多知识青年、政府高官外出留学、公干，这批开了“洋荤”的人视野大开，深受西方文明影响。如学生以留美幼童为代表，官员以郭嵩焘为代表。他们在享受西方物质文明带来的便利、自由的同时，也在思考着国家的前途，尤其是对西方政治文明更是羡慕不已。可以想象，他们也会为国人的自大无知而惭愧。

与此同时，租界文化在国内逐渐大行其道，也可视为西方文明在中国的近距离传播。比如上海百姓逐渐接受了西餐，并以此为时尚。用刀叉、切牛排、切面包，吃奶酪、喝啤酒。洋烟、洋酒、洋布、洋火、洋油、洋车……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以前令人鄙视的“夷”不见了，逐渐以“洋”字代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方面也曾为“夷”字恼火，多次向清政府提出交涉，不得在任何公开的文件再提此字。

另外，媒体的兴起也助推了西方文化在国内的传播。随着沿海大城市的开埠，各种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今天的国人在图书馆翻开当年的报纸，仍会惊讶，居然会有那么多的商业广告。确实，那时的报纸广告就已经是琳琅满目，一些新生商业公司为了招揽生意更会大做广告。如照相馆、西餐厅、洋布店、洋油店、轮船公司总是有各种促销广告出现。报纸越发达的地区，人们就越容易接受西方文化。无形中，报纸不断发挥着启蒙的作用。

洋务运动期间，人们直接感受到的就是先进的西方物质文明，随之影响的便是人们的行为方式与思想观念。用洋货成为时尚，享受西方生活方式也成为了潮流。此时，“奇技淫巧”观念逐渐淡化，人们更愿意称为“洋货”。“夷人”变成了“洋人”，“夷务”变成了“洋务”，“西番”也改成了“西洋”。

在政治层面，越来越多的思想开明人士，希望不仅要引进西方物质文明，还要向西方的政治制度学习。比如康有为就主张，要全面学习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后来的康梁变法、清末立宪虽然没有成功，但都是在全面学习西方政治文明。废除科举、创立新军、创建学堂……无一不是在学习西方。

从西方到中国，从民间到朝廷，都在发生着变化，一股“西风东渐”的思潮正影响着这片古老的土地。以照相为例，当照相馆陆续在大城市出现的时候，宫廷内喜欢拍照片的人还不多。慈禧比较守旧，直到清末才开始接受照相，并逐渐喜欢上照相。老佛爷不仅爱照相，还要进行各种制度改革。至此，如果用阴谋论的话说，那就是西方文明完成了对中国的全面渗透。

从对西方文明的鄙夷、恐惧，到接受，再到崇拜，中国人用了大概六十年。孙中山在《民权主义》一文中说，自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

崇洋好不好，六十年时间长不长?或许日本人给了我们一个参考。在对待西方文明方面，日本人也经历了与中国人几乎相同的心理历程。他们比中国人更崇洋、更彻底，但他们只用了三十年就完成了国家的全面转型。相反，中国人在崇洋的同时，还有各种排洋运动，比如义和团的爆发。正是在这种一面崇洋、一面抗拒、破坏的矛盾心理下，中国人走过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还在转型的路上。

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