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融与共工之战,祝融和共工是什么关系?

在查阅有关炎帝的资料时，很多人可能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怒触不周山是故事中的两个主角，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居然是一对亲父子。祝融是共工的父亲，也就是说，这两位虽然是父子是神仙，因为属性不同，没事总爱动手打架，结果还打出了一件真正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不得不让女娲出面把天给填补上。这多稀罕呢!

据记载，祝融与共工同属于炎帝魁隗氏一脉，注意，“炎帝”并不是单纯指一个人，而是指姜姓部落的首领，也就是说，姜姓所有首领都叫做炎帝。祝融是五任帝，共工是六任帝，之后便被炎帝神农氏所取代。

《山海经》中记载的不周山事件是，身为炎帝一脉的祝融叛了出去，到了黄帝阵营，因此祝融与共工的战争其实是黄帝与炎帝的战争。祝融奉命前去镇压共工，共工不敌，怒而触不周之山，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即便如此，共工最终还是被祝融、颛顼、帝喾等人联合镇压下来了。

也正因为祝融如此不留情面地镇压共工，才终于让黄帝一脉承认，成为专业的对抗炎帝的打手。此后，共工的臣子，相柳氏，也就是一种蛇身九头的凶神，继承了共工的遗志，继续与黄帝一脉对抗，结果被大禹击杀。

不过这样一来，就有另外一个问题，炎帝与黄帝不是联合对抗蚩尤吗，为什么两方会斗得如此厉害?

《绛史》中记载，炎帝与黄帝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两分天下，两方大概是施政的理念不同，因此经常火拼。但至于练手对抗蚩尤，那大概是因为蚩尤掠夺了炎帝的地盘，不得已炎帝才向黄帝求助吧。

但是!中国古代的神话因为记录的古籍不同，就算是同一个名字，如果出现在不同的书里，故事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真的要严肃询问，那最终大概只能发现细思极恐，搅得自己脑袋疼了。

河源事关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大事中的大事。在这里，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多出了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的重大意义。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些“弄错了地方”的意思，但当我们面对世界两大神话主体之一的昆仑神话，面对巍巍昆仑，却有一种中华民族自古是一家的彻悟，当然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

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走一走、看一看总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如今，我们说的这句话相同适合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目的被当今一些人说得很简单，即是联合月氏或乌孙共同对付匈奴，但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关于中华民族的巨大秘密，很少被提起，那就是汉武帝让张骞去找寻中国河(黄河)的河源。

河流孕育文明，如果一个民族不知道自己母亲河的河源在哪里，那么这个民族及其创造的文明，或多或少就有些浮萍的意味，也无法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从这个角度上说，张骞出使西域精神层面上的意义永远大于实际意义。

虽然，我们今天说到张骞出使西域，总是说一些“变现”的成果，即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经济与商贸的桥梁，让沿线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到的实惠，很少提及寻找河源对中华民族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意义的不存在，分明地，它已经早就融入到了我们的血液与骨髓里，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的心里。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被经常说起”的张骞出使西域。

张骞为什么去西域，史书上对此的记载已经非常清楚，即是北方匈奴的强大对汉朝形成了直接威胁。而在这种大形势下有一个小细节，那就是汉武帝听说被匈奴人从河西走廊赶走的月氏(《穆天子传》中的“禺知”或“禺氏”)，对匈奴非常怨恨，觉得月氏应该能成为汉朝抗击匈奴的“帮手”。于是，便派张骞去了(《史记·大宛列传》：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所以，张骞的使命应该是联络月氏与汉朝一起对付匈奴。

怎么对付?就是让月氏人回到河西走廊。这是汉武帝当年想要的联合月氏抗击匈奴最理想的结果，或者说是最佳设想。这一“战略”非常朴素也很实在，但对张骞来说是高难度的，原因是被迫徙走的月氏，在他们新的地盘上生活得还不错，“不愿东还”，张骞也便“失败”而归。(《史记·大宛列传》：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但是，汉武帝并没有因为月氏人而放弃自己的“召回战略”。张骞让他对西域了解了不少后，他决定把在月氏人那里行不通的“办法”用在乌孙人身上。于是，便有了张骞第二次出西域。张骞此行的目的，一是招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东归故地，以断匈奴右臂;二是宣扬国威，劝说西域诸国与汉联合，使之成为汉王朝之外臣。(《史记·大宛列传》：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

二次出使与首次出使相同，汉朝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给张骞配备了300人，每人两匹马，还带了不少银子和财物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但是张骞到了乌孙时，事情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乌孙虽然收下了他带来的礼物，但对“重回故里”的事并不感兴趣。主要是有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乌孙王对汉朝并不十分了解，甚至不知汉朝是强大还是弱小;二是，乌孙国已经分裂，乌孙王的十多个儿子之间打打杀杀，虽说表面上都臣服于乌孙王，但实际上已经一分为三，乌孙王并没有能力完全说服他的儿子们举国东迁;三是，乌孙臣服匈奴的时间太久，大臣们都怕匈奴，不想迁移，担心会惹来麻烦。

为了完成使命，张骞不惜动用以汉朝公主与乌孙和亲的办法。骞谕使指曰：“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史记·大宛列传》)意思是说，如果乌孙能向东迁移到浑邪王的旧地去，那么汉朝将送一位诸侯的女儿嫁给昆莫做妻子。

最终，这种金钱与美女的“外交手段”没能让乌孙回到河西走廊。乌孙王也许是觉得拿了汉朝的钱财有些不好意思，在张骞归来时，送了汉朝天子几十匹马作为“答谢”。然而，后来的情况却让人们没有想到的，因为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就连汉武帝也始料不及。因此，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历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通过这些，我们不难看出，史籍同样弱化了张骞出使西域中的寻找河源的意义。

当然，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种“弱化”不等于其意义的不存在，反而使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里显得非常弥足珍贵。

提到中国河(黄河)河源，大多数人恐怕会想到大禹治水，对此，大约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尚书•禹贡》中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古人对“导河积石”的基本认识是，河水是大禹从积石山处导引出来的。积石山只是大禹“引黄工程”的起点，而非真正的河源。那么，真正的河源在那里呢?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也许只能依靠“河出昆仑”的古老传说了。

《山海经》中有关中国河河源的记载是，从敦薨之山(今天山东段)有敦薨之水(今开都河)流出来，向西注入泑泽(今罗布泊)，此后潜行(伏行)地下千余里，从积石山下石门处“冒以西流”。这就是“重源伏流”说。但此说在当时没有什么影响，直到汉武帝时代才被发扬光大。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国后，给汉武帝写了“考察报告”。张骞说，在于阗以东，有水东流注入盐泽(罗布泊)，此后潜行地下，又从南面冒出来。中国河的河源就在那里。虽然这是《山海经》的翻版，但在后世的影响极大，甚至还有传说说，张骞还在罗布泊乘张骞槎来到了月球，见到了嫦娥。

这就是成形于北朝初期的“张骞泛槎”的典故，唐代达到高潮，其朝野喜欢、接受程度，几贯穿朝代始终，为上至帝王将相、文人雅士赋诗作文，下至世俗民间文学，远及西域敦煌文学等广泛采纳。

然而，其影响为何如此之大?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都有寻找母亲河河源的渴望和梦想。

同时，汉武帝又是一个欢祭祀天下名山大川的人，也就当然不会“错过”中国河之河源了。所以，在张骞之后，我们看到汉武帝继续派出使探寻河源(汉使穷河源)，进一步强化了当时人们对河源的认知。而中国河河源“重源伏流”的说法也被“固定”了下来。

“伏流”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重源”即是认为认为黄河有两源，一是叶尔羌河(葱岭河)，一是和田河(于阗河)。这一点，在《汉书》中讲得非常详细：“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河源事关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大事中的大事。在这里，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多出了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的重大意义。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些“弄错了地方”的意思，但当我们面对世界两大神话主体之一的昆仑神话，面对巍巍昆仑，却有一种中华民族自古是一家的彻悟，当然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

在以后的岁月里，中国人依然没有放弃对河源的探寻，甚至到了民国，当时的学者对河源考察均止步于鄂陵湖、扎陵湖，直至197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组织16个单位的科研人员重新勘测黄河源区，最终才将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各姿各雅山的卡日曲确定为黄河正源。

今天，重述这些，无非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不断寻找和重塑自我的历史，而在这2000多年漫长过程中，大汉王朝无论如何都是我们的精神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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