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收了元宵的“灯”便“探春”女子间流行“斗花”

　　自秦代以来，我国一直以立春作为春季的开始。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春是温暖，是。所以，探春、游春活动一般都安排在地气回升的后。文献记载，自开始，都市人收了元宵的“灯”便出门“探春”，且一度呈现“公子醉未起，美人争探春”的特别景观。

　　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谓：“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骑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唐朝“白富美”不仅乘车骑马、自带食材和帐篷到野外办“探春宴”，还设“裙幄”。王仁裕说，当时长安的年轻女子“游春野步”，遇名花则以草地为席，四面插上竹竿，再将裙子连结起来挂于竹竿，设置临时的饮宴幕帐。这种野宴被时人称为“裙幄宴”，类似现代年轻人在公园或郊外办的野餐。唐朝女子陶冶情操、释放心情“巾帼不让须眉”还体现于“斗花”。所谓“斗花”，就是青年女子们在游园时，竞赛谁戴的鲜花名贵、漂亮。为在斗花中显胜，这些女子不惜重金急购各种名贵花卉。故而，大诗人叹道：“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当然，唐朝的高帅富们也不甘落后，他们则玩起了“看花马”。《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载：“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络，并辔于花树之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囿即驻马而饮”。唐朝富家子弟探春遇雨则携带“油幕”出行，也是“尽欢而归”;而文人骚客则玩起了“颠饮”。书中说，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巅饮。”看来，唐朝的文人也想学魏晋狂人刘伶过把裸奔瘾;抑或是让肌肤真正感受春的气息。

　　与富家子弟比富炫酷的“奢侈探春”相比，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便出现“收灯毕，都人争先出城探春”的景象。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六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开封人争先恐后探春的情况：城南玉津园外的学方池亭榭、玉仙观、转龙湾等，从转龙湾往东到陈州门外，园馆更多，到处是探春的人;城东宋门外的快活林、勃脐陂、独乐冈、砚台、蜘蛛楼、麦家园、虹桥、王家园;城北李驸马园;城西顺着新郑门大路，一直抵达金明池西边的道者院(院前都是妓院)，往西去是宴宾楼，这里亭榭、曲折池塘、秋千画舫皆是探春人的好去处，客人租条小船，挂上帐幔游赏美景……总的来说，“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

　　与唐代富家子女、文人骚客探春“斗酒”、“炫富”、“裸奔”不同的是，北宋的首都人则把文艺、体育、健身等元素融入探春活动。也说明了社会不断在发展、文明不断在进步。“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也就是说，北宋首都的青年男女探春时，红妆佳丽们纷纷在宝榭层楼弹琴奏乐，则对着画桥流水放声高歌。举目四望，到处是仕女荡秋千的欢声笑语;信步行走，随时有男儿蹴鞠豪放轻狂，完全称得上是自发组织的“全民狂欢”。孟元老最后说：“寻芳选胜，花絮时坠金樽;折翠簪红，蜂蝶暗随归骑。”就连蜂蝶也追随着归途的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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