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珀现状 昨日神童出家后又还俗

说到“宁珀”其实大家应该不知道这个人，但是这个人真的很刁了，话说他以前是可是神童哦，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想必大家有听说过吧，他就是这个版的第一人了，但是其实他到后来竟然出家了，但是最近又被曝光竟然还俗了，那么宁珀最新的现状是什么呢?下面就跟随小编来分析揭秘看看吧!

宁铂

中科大78级(首届)少年班学生

1968年出生，江西赣州人，人称“第一神童”。

1978年，10岁的他因一封给当年国务院副总理的举荐信进入中科大少年班，和时任副总理方毅对弈连赢两局而家喻户晓。

1982年，毕业留教。

2002年，去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失败。

2003年，在南昌出家为僧，在江西一所佛寺担任该寺佛教学院的讲师。

现已还俗，研究佛教，做心理咨询。

1978年，中科大招收了88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神童”，组成首届“少年班”。当年家喻户晓的是宁铂，连如今的百度总裁张亚勤也在那时受宁铂影响进入少年班。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全国上下求贤若渴，喊出口号“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少年班的成立缓解了当时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焦虑，背负了国人众望和时代使命。媒体铺天盖地宣传宁铂，他待过的葡萄架也引起关注，国外参观者点名要见宁铂，他的大学生活从未宁静。

他备受争议，但此后又不接受媒体采访，被称为少年班最有名也最神秘的人。

宁铂到底是怎么想的?2018年3月23日，他反问红星新闻记者：“你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和情况发到网上去让陌生人品头论足吗?”

宁铂告诉红星新闻：“(我)近况还不错，可以做自己心甘情愿做的事情。”

少年班“第一人”宁珀：昨日神童仍少年，今日青灯伴古佛

在中国科技大学中有一条非常出名的校园道路——天使路。

路旁矗立着一座五层小楼，透过树荫能够看到五个别致的大字——“少年班学院”。

少年班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与众不同的尝试，自然也需要冒更大的风险。

关于少年班的讨论，从1978年至今，从未真正停息过。

事实上，讨论少年班没有意义。

少年班走出许多精英如庄小威、张亚勤、尹希等等，超过70%的少年班校友活跃在海内外经济、金融、IT、制造等领域。

他们有着和常人不一样的选择，也有着和常人不一样的能力。

至少像这些真正的聪明人，你让他按部就班地学习，反倒是种摧残。

身处少年班，真正让这些孩子难以承担的，反倒是被称为“神童”。

第三十七期少年班学员即将入学时，时任院长曾说：我们的学员不是神童。

神童二字给这些人的压力太大，人们给予的关注也实在太沉重。

曾经的少年班“第一人”宁珀于此最有发言权。

当年的宁珀

宁珀被称为少年班“第一人”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智力，也与他的经历有关。

1977年，这一年正式恢复高考，这一年改变很多人的一生，而这一年对于宁珀来说也绝不普通。

他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给当时中科院院长方毅，向方毅推荐了这位江西赣州八中的天才儿童。

方毅同志(中)

当时对于中国而言，人才最为重要，中国太过缺乏科技方面的中坚力量。

方毅批示中国科技大学，让他们派人去赣州考察宁珀。

当时一同接受考核还有两位早慧少年，他们一起考数学，其中11岁的宁珀以67分排第二，第一名则是80多分。

或是因为另外两人年龄较大，最终只有宁珀被录取。

1978年，特地为了录取宁珀，上级通过审议，另开设了一个少年班。

这也就是少年班的由来，同时也是宁珀被称为“第一人”的原因。

随后，中科大为这第一批入读少年班的21名学子举行了开学典礼，开始了“神童教育”的摸索。

宁珀在同一批录取的学生之中，谈不上最优秀但名声却是最响。

公众完全认定他就是“神童中的神童”，当时的报纸如此描写宁珀：

2岁半熟背30多首毛著诗词，3岁能数100个数，4岁能识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自学《中医学概论》，8岁能下围棋，熟读《水浒传》。

有一张宁珀与方毅对弈的照片在当时也颇为著名，对弈的结果是宁珀两盘全胜。

从举荐信一事开始，宁珀就已经深陷舆论的漩涡中难以分辨。

宁珀在入学之前曾去找过倪霖，倪霖也曾和他坦言自己对他有两点担忧：

一是宁珀被捧得太高，他需要自己认清自己;二是宁珀太过早熟，早恋倾向严重，希望他克制自己。

但那些年，宁珀几乎完全忘了这些话。

13岁的宁铂(右三)

当时少年班初诞生，全国都笼罩在对科学的热忱情绪中，这一时期被后世称为“科学的春天”时代。

而宁珀也在这种无限高昂的热情中被捧成了当时的“报红”。

人们热切到什么程度?一张宁珀在中科大校园葡萄架下读书的照片在报纸上广为流传，使这个葡萄架变成了新生和外来游客必须参观的地方。

宁珀也因此变得极端自尊，但是同时又极端自卑。

图为画家丁一林之作《科学的春天》：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来它被认为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一时期后来即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时代。

当时少年班普遍存在年龄问题，例如最小的“神童”谢彦波入学时仅11岁，连生活都无法自理。

而宁珀的问题则是过于早熟，他11岁便进入了青春期。

尽管宁珀多才多艺、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确实有着一副有趣的灵魂，但当时中科大男女比例11:1，多苦闷他也只能憋着。

再加上他那份自尊，他连主动对女孩子张口说话都极为困难。

带着红领巾的谢彦波在课堂上演示老师出的习题

另一方面，他还受到了来自学业方面的压力，这真的是一盆冷水彻底将他从众星捧月的风光中浇醒。

宁珀喜欢天文学，但是当时的中科大没有天文学，他需要转校去南京大学。

但无论他怎么申请，始终只能得到一句话“既来之，则安之”。

明眼人明白，中科大不会愿意放走这位名人。

于是，宁珀在老师的安排下开始学习理论物理。

这在当时，是一条通往圣殿的道路，更是当时国内科学界红极一时的学科。

人们仿佛看到一颗科学巨星冉冉升起，但事实却截然相反。

此时的宁珀始终提不起对学术学业的兴趣，不及格的科目比一般学生都更多。

但与此同时，外界的赞美始终没有间断。

他表现极差，赞誉又极高，仿佛他只要还是神童，实际如何已经不要紧。

许久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宁珀平淡地说，自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

宁珀时刻感觉到作为神童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于舆论的过分渲染。

他在许多场合下扮演自己的角色，在众人面前只能克己复礼，个性受到极大的压制。

另一方面，他在无法学习天文学的情况下，转而对神秘的“星象学”进行研究。

这使他在当时的中科大内部，拥有了“怪异”的名声。

本科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成为了全国最年轻的讲师，这是他最后一个辉煌记录。

他曾参加了3次研究生考试，都在临考前逃避，他对他人解释，他认为神童无需考取功名也能成功。

但后来他自己也坦诚自己只是不能接受失败，以至于拒绝挑战。

他还考过三次托福，都没有成功。

对于宁珀来说，他拥有的“成功”只是表象，他自己始终不能认可。

于是2003年时，在全国人民关注神童教育时，他遁入空门，青灯古佛相伴。

早在1988年结婚之后，宁珀便有亲近佛教的迹象。

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围棋、哲学和宗教上。

他还看一些佛学相关的书、吃素，偶尔也练气功，也试过辟谷22天。

他时常为了远离中科大，向远处“逃亡”，但最终还是回到了中科大。

同是1998年，宁珀参加一次央视“实话实说”的节目，参与讨论“神童教育”。

节目录制时，宁珀频繁抢过话筒，用很快的语速，很激动的情绪，不断抨击“神童教育”。

而在场的一些人忍不住笑出声，对这个人所说的话不置可否，这也是因为他们无法把这个宁珀和当时名震四海的神童宁珀联系在一起。

可悲之处莫过于此，心声皆因世人愚昧而埋没。

2002年他第一次出家，被中科大找了回去。

但这一次他没有气馁，2003年，他在山西成功遁入空门。

他亲自打乱了他人为他安排的成功之路，换了一种方式成功。

但同时，这也是媒体、教育、舆论一起逼出来的“成功”。

2003年这一次事件，让中科大开始反思对“神童”们的培养是否有些拔苗助长。

此后为了避免对少年班学子们的过度赞誉，近些年，中科大颁布了一条“少年班学生在校期间学生以学为主，尽量不接受采访”的纪律。

另一方面，宁珀伴佛而生并不是坏事，他对南传佛教教法有着深入的研究学习和实践。

他时常四处宣讲佛法，观众听着无不感慨内容之精华。

宁珀大师曾在一次讲经中说道，佛门所谓“活在当下”，是指明心见性之时，不恋过去，不贪未来，安住当下。

可见宁珀确实从佛门大道之中，找到让他解脱的法门。

如今每年，仍有不少智力超常的学生期待进入少年班学习。

但少年班得益于宁珀的挣扎，已不再是当初那以“神童”为傲的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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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希特勒凭借着自己优秀的演讲获得了许多人的追捧，一直走到了人生的巅峰，当上了德国的元首。那么希特勒到底以什么理由来获得了德国民众的追捧呢?难带真的仅仅只是几次优秀的演讲吗?现在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下吧。

二战结束后，驻德美军清查盖世太保的财务，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曾经在纳粹时期权倾一时秘密警察组织，竟然没有贪污事件。联想起许多国家屡屡出现的腐败，不禁叫人感叹:管中窥豹，日耳曼民族的素质和教养由此可见一斑。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素养、自律廉洁的民族却如此拥戴希特勒这样一个制造种族灭绝的杀人犯，甚至不顾一切后果地跟从他，把整个欧洲，包括他们自己拖进了不堪回首的浩劫之中，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

德意志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BrunoKoch)。他在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信写得十分诚恳，情感也很真挚。看得出，这位农民非常实在，真心实意地希望帝国元首能够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请求。

像这样普通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以及邮寄来的包裹来自德国各地，有些还是来自欧洲其他的国家。写信的有男女老少，职业形形色色，有工人、农民、国防军士兵、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而来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参差错综。多数来信是表达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你，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就是一个民族。”“你递给我们你的手和你的目光，这目光至今仍使年轻的心荡漾;美好的幸福它永远将我们陪伴，这一刻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还有不少是写给希特勒本人的情书。从“坚决保证真正的爱情”，愿意与元首结为伉俪，到表示立誓要为领袖献身，奉献出自己的贞操。一些年轻的姑娘在信中写到:“亲爱的元首，听说您没有孩子，这令我难以平静”，“亲爱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位萨克森女人的愿望。”

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堆满了这些求爱者寄来的精心编制的五颜六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袜子。当然，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还没来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处理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别执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干扰元首”，对不起，自然会有人通知盖世太保去收拾他(或她)。当时的德国，有不少写信者被宣布为“精神有障碍”，被送进所谓“疗养院”。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不明真相者继续不断地向领袖抒发情怀，表达情感。

在“莱比锡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的《普通的法西斯》这部纪录片中，曾真实地记录下了德国民众是如何狂热地追捧希特勒的。

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的大会上，庄严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纳粹)的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卐”字，十分醒目。对于党旗的设计，希特勒自鸣得意。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任何党都应该有一面党旗，用它来象征庄严和伟大……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一只巨大的雕塑即普鲁士雄鹰，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曲，与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成千上万的人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的演讲充满激情，让台下的群众更加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我想，任何一个德国人身处这样的环境，一定会激动得浑身颤抖，一定会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中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万分，一定会为拥有希特勒这样最“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幸福无比，也一定会为德意志即将成为最强大的帝国而感到兴奋不已。任何一个德国人一旦陶醉于这样强烈的种族主义情感当中，一旦痴迷于如此盲目的个人崇拜以及极端的爱国主义情绪当中，自然会从理智走向疯狂，从善良陷入邪恶，从文明堕落为野蛮。

令人悲哀的是，此时此刻，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一直沉浸在一种崇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之中，真的以为要跟随伟大领袖投身到无比壮丽的革命洪流中，去创造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神圣事业。

面对这一切，正像西方学者所评价的，“摄影机不会撒谎，它把希特勒恶魔般的本质和把人类自制力丧失殆尽的情况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它所揭示的真相永远使人不寒而栗”。

面对这一切，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有一个极深刻的观点，至今未曾被人们恰当地理解——他说: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当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曾踌躇满志地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塑造了一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时，他的愿望实现了。希特勒所缔造的第三帝国就是一个建筑在纳粹主义精神上、建筑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德国人灵魂中的罪恶之国。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些珍贵的史料时，不能不感到愕然:这难道就是深受魏玛文化熏陶，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爱因斯坦、巴赫、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满理性的德意志民族?这难道就是被马克思誉为由于“高卢雄鸡的高鸣”和“思想的闪电”的射入从而得到复活的德国?

笔者曾由衷地感叹过德国人民的素质。在《留德十年》这本书中，季羡老回忆，二战后期，当年他寄居的德国小城哥廷根因燃料极为紧缺，市政府下令允许市民上山伐木，不过，仅限定在市政府做过记号的树木，其他树木仍旧不许砍伐。尽管德国冬季异常寒冷，当时的生活又十分困窘，可是哥廷根的市民无一例外，全都自觉地遵守政府砍伐的规定。我曾设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国家将会怎样?会不会由于生活的艰辛出现乱砍乱伐?会不会为了执行政府的规定而派出军警去看管这些树木?

二战后期，美军攻入法国境内，俘虏了一批德国军官。一天晚上，美国军营举行晚会，也邀请了一些战俘营里的德国军官前来参加。一些美国军官上台表演节目，而德国军官则旁坐一边静静地观看。台下有一位名叫施密特的德国少校对表演不以为然。这种情绪被一位美国将军看出来了，他询问施密特少校:为什么?少校言道，你的乐师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时有许多错误。

美国将军颇为自负，特别是作为战胜国的军人觉得颜面上受到羞辱。他趾高气扬地邀请这位战败国的俘虏去演奏。施密特有些迟疑，刚一起身就被美国人拉到了钢琴旁边。施密特整了整军服，深吸一口气，开始了演奏。流淌、优美的音乐旋律伴随着高雅的演奏风度，使整个大厅一片沉寂。结束以后，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

此时，美国将军尊敬地问起施密特，是不是从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少校颇感惊讶，回答道:我从没读过音乐学院，我只是从西里西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正规德国军官。

赵鑫珊《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也曾提到，二战结束后，驻德美军清查盖世太保的财务，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曾经在纳粹时期权倾一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秘密警察组织，竟然没有贪污事件。联想起许多国家屡屡出现的腐败，不禁叫人感叹:管中窥豹，日耳曼民族的素质和教养由此可见一斑。

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素养、自律廉洁的民族却如此拥戴希特勒这样一个制造种族灭绝的杀人犯，一个毁灭世界的战争狂，甚至不顾一切后果地跟从他，把整个欧洲，包括他们自己拖进了不堪回首的浩劫之中，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这究竟是为什么?

1938年11月9日，在德国历史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水晶之夜”。这个极具浪漫色彩的名称，却是与最丑恶的迫害犹太人的暴行联系在一起的。从11月9日夜晚到10日凌晨的一夜之间，德国各地的一百九十一座犹太教堂变成了一片火海，超过七千五百间的犹太人的百货商场和商店被洗劫一空，数百幢的犹太人的居所被付之一炬，数千名犹太人惨遭侮辱、毒打，大约三万名犹太富人遭到绑架，被勒索的赎金高达十亿马克。劫难之后，四处都是残垣破壁，破碎的玻璃犹如呜咽哭泣的水晶，在惨白的月光下闪烁着晶莹的泪光。事后，为了补偿所谓“众怒”，犹太居民还必须掏出一百万帝国马克作为“赎罪金”。

据史料记载，希特勒当政时期，曾有数十万德国人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遭到纳粹杀害的犹太人高达六百六十万。参与迫害和屠杀的这些人并非全是希特勒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不少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中下阶层民众。为什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会积极地、自愿地参与纳粹的大屠杀?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犹太同胞如此残酷?甚至当希姆莱已经要求停止屠杀之后，许多人反而还不肯住手?

二战结束后，在德国的盟军占领区内曾开展了一次名为“去纳粹化”的清洗行动。除纳粹一级战犯必须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外，有四分之一的德国人口在盟军占领区内接受了“思想改造”。为此，美军专门成立了一个搜缉与甄别组织，叫做“智慧小组”，小组成员前后共有二万二千人之多。他们设计了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规定凡年满十八周岁的德国人都必须填写。问卷虽然只有两页，但却设计了一百三十二个问题。美国人希望借此筛选出具有危险倾向的德国人，清除纳粹势力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观念、司法制度方面的影响。

从1946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夏天，“去纳粹化”的清洗活动足足忙活了三年。在参与被调查的一千三百四十一万德国人当中，有六百五十万人曾是纳粹党员，这其中有将近五十万名教师。调查还显示，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公务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官和律师都曾经是纳粹党党徒。

在英克·布罗德森和卡洛拉·施特恩所写的《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这本书中披露了一份资料，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共有一千三百多万纳粹党徒，几乎占到当时德国整个人口的六分之一，如果加上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当时的德国，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全民纳粹的国家”。

一个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教养”，有“行为严谨”、“举止自律”、“品质廉洁”的高尚品质确实是好事，也的确能使个人保持洁身自好。但这绝不能保证这个民族不会误入歧途，也不能保证这个国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不会做出危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罪孽来。或许，能否正确地把握国家的自身发展方向，能否真正运用民主手段把握人民的自身命运，使之成为捍卫做人的权利，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素质。

卢梭曾斥责过历史上的那些“高贵的野蛮人”，尽管他们很“高贵”，高举着正义的标语，高呼着高尚的口号，但却干出了卑鄙无耻的行为。因此“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但人想做天使，却做出恶魔的行为”。由此，更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是:纳粹罪恶的形成以及众人参与的根源;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检讨的是永远将人类划分为敌人与朋友是否理智;更值得我们进一步诘问的是:“为什么人性中的丑陋与罪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会得到如此充分的表演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毋庸置疑，当生活在专制的体制下，每一个人都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成员渺小到没有个人意志和权利，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的时候，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与螺丝钉也只能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丝毫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美国学者亚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德国人民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暴力、恐惧的极权制度下，一切资讯来源受到封锁，或是只有经过筛选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被当作洗脑的工具，这时候，即使是一个文明和修养极高的民族，它也无法具有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无法具有明辨真伪与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人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物质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某个政党的工具、国家的工具、某个统治者的工具。

希特勒曾打算通过宣扬自己的学说，把它当作一种指导和团结人民行动的工具，来达到作为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在德国，孩子出生后，并不能马上成为公民，而只是“国家的臣民”。只有在接受了为他设计的学校教育和体能训练，并在统一的军事系统中参加军事训练之后，“这个年轻人，如果他健康而且档案中没有污点，才会被授予公民权”。多么蛮横又多么霸道!任何一个德国人只要不接受希特勒的洗脑，不接受纳粹的党文化教育，即使是正常人，也不能算是公民，而只是“臣民”，是奴隶。

不客气地说，希特勒确实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人们“常常是察觉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通过戈培尔指挥下的纳粹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灌输，德国人民完全接受了纳粹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观念;完全接受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完全接受了纳粹文化对于各种词汇所赋予的新的注解，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法律”、“善良”等等具有普世原则的本意全都给颠覆了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期盼德意志民族有理性、有思辨能力吗?此时，对于他们来说，善良与残暴，有罪与无罪，正义与邪恶，这类名词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谓“有罪”、“邪恶”就是任何阻碍他们实现“日耳曼人统治世界”的历史过程的行为。

1938年，希特勒几乎是用一种傲慢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国人的方式思维，以德国人的方式行动，他们(指德国青年)什么也不用学习。”正如这位独裁者所言，德国人十岁开始加入少年队，十四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加入青年义务劳动军，加入德国国防军后，立即又被吸收进冲锋队和党卫军。他们不可能再是自由人了，他们的整个一生也都不再会有自由了。

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部书中，真实地记载了纳粹是如何通过教育将“法西斯精神”从小就灌输到每一个德国儿童心中的。

宣扬“雅利安人血统优良”与“犹太人血统低劣”，是希特勒种族主义的核心。为了达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矫揉造作的”宣传效果，纳粹分子在教科书中向孩子们讲述:在自然界中，同类物种与同类物种在一起，一群岩羚羊绝不会让一头鹿来领队，一只公椋鸟只跟一只母椋鸟交配。同类物种相互吸引，繁育同一物种。只有人类违反自然规律，进行干预，进行“人工杂交”。这样做的结果，会把最坏的特征集于一体，形成罪恶的杂种。接着，他们又将这样的谬论引述到“种族与犹太人问题”上。在当时的学校中，经常会有老师借题发挥，侮辱犹太孩子。鲁道夫·巴努什尔回忆说:老师把他叫到全班同学的面前，然后问道:“知道什么是杂种吗?”班上无人说话，孩子们只是在生物课上听说过这个词。沉默片刻，老师指着鲁道夫·巴努什尔说:“他就是杂种。他妈妈是犹太人，这就说明一切。”

为了煽动孩子们仇恨犹太人，纳粹分子还编造了许多儿童读物，像《毒蘑菇》、《不要相信绿色荒原上的狐狸》等来毒害污染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古德伦·宝泽旺说，她至今也忘不了这些卑鄙的文章。

《毒蘑菇》讲述的是，有一位女孩，她妈妈要她到牙科医院看病。她与另外一位女同学共同到了诊室，医生先叫那个女同学进去看病。当然，这个医生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弯钩鼻子，吊吊的嘴唇，大大的眼袋。这时候，坐在外边的女孩忽然听到诊室里刚进去的同伴发出尖叫:“不，医生，请不要这样!”然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后来医生出来示意要她进去，她吓得跑掉了。古德伦·宝泽旺回忆道，那时，作为孩子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犹太人对那个女孩究竟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让我整个青年时代都无法摆脱噩梦。

在这样的教育和熏陶下，仇恨的种子就潜移默化地种下，并慢慢地开始发芽、开花、结果。当他们长大成人，参加冲锋队或是党卫军屠杀犹太人时，已经感觉不到有任何内疚，有的只是仇恨的发泄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一个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不可能指望他具有人的善良品格。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邪恶势力在干罪恶勾当的时候，会告诉世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见不得人的。如果邪恶势力公然以邪恶为招牌，恐怕世界上也就难有邪恶势力的存在了。任何邪恶必然与谎言相伴，只有掺杂了谎言的罪恶，才会显得高尚;只有披上正义外衣的邪恶，才会蛊惑人心。但邪恶势力本身对自己的罪恶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如何才能让善良的人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罪恶。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才会有悲剧，而最大的悲剧就是被邪恶势力所欺骗，助纣为虐，却一直以为在维护正义和公理。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间。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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