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现真身是怎么回事?永乐大典展出详细情况

说到《永乐大典》其实大家都知道真的很神秘的一本书籍了，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本谁被烧毁了，真迹不在，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并不是的，话说最近永乐大典就现真身了，那么具体的是什么情况呢?下面就着这件事情我们来仔细的分析看看吧!

永乐大典现真身 国家图书馆展出镇馆之宝永乐大典原件12册。北京时间9月28日，以“旷世宏编 文献大成”为主题的文献展，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盛大举行。当天，共有12册馆藏珍品《永乐大典》原件，在博物馆第一展厅展出，永乐大典真身一曝光，瞬间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欣赏。

永乐大典现真身

据悉，国家图书举办的这场文献展，展览被分为5个单元，除了展出《永乐大典》原件外，还展示了诸多馆藏珍贵古籍，如舆图、名家手稿、各个时期出版的《永乐大典》影印本、海外收藏《永乐大典》影印本等。

永乐大典现真身

这场文献展，将《永乐大典》飘摇多舛的命运，以及这部宏编巨著的不朽光辉，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了市民眼前，市民们也对这部恢弘巨著，有了更加深刻直观的理解。

据了解，《永乐大典》不仅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同时也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如今，该馆共收藏了224册《永乐大典》，其中有62册，仍暂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这些藏品占存世《永乐大典》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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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三年(1403年)传奇帝王明成祖朱棣下令编纂《永乐大典》 高僧姚广孝和翰林院学士解缙，带领3000多文臣接手了这项工作，前后耗时四年，大典共辑录图书七八千种，将中国古代典籍尽量收集齐全，大典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保存了大量的我国十四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

《永乐大典》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 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永乐大典》是一部古今中外所罕见的大型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为成熟，最为杰出的百科全书。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我们看到这样一张《永乐大典》收藏表，目前《永乐大典》散落在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多个单位和个人手中!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公私所藏《永乐大典》仅800余卷400册左右，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加起来不到原书的百分之四!百分之九十六的《永乐大典》不知下落!从11095册到不足400册，一万多册《永乐大典》是怎么遗失的呢?

永乐大典修成之后，最初藏在南京的文渊阁，永乐十九年即公元1421年，经过十来年的精心准备和大规模营建后，朱棣的新皇宫和未来的国都北京落成之后，《永乐大典》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南京搬迁到了这座神秘的皇宫里。作为皇家藏书 秘不示人。

在整个明朝，别说一般读书人，就是高层官员，也没有机会接触和阅读《永乐大典》，成为了封建帝王个人的御用品，对于深藏禁宫的《永乐大典》明朝历代史书中很少提及，即使有记载，也只是寥寥几句!随着时间的流逝，《永乐大典》似乎已经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清朝康熙年间，徐乾学 高士奇等官员推开了北京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大门，让人意外的是，经过明末战争到清朝初年的上百年时间，一直下落不明的《永乐大典》也安静的躺在这些金匮中，这个时候《永乐大典》已经残缺不全了。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的时候，要利用《永乐大典》，对《永乐大典》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已经缺失一千多册合2422卷，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大典已不到5000册!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温同和曾入翰林院检查 竟只存800册!短短二十年时间，从5000册到800册!《永乐大典》以惊人的速度在流失，让人疑惑的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导致《永乐大典》流失的如此之快!

据清人记载《四库全书》修纂完之后，一些官员视《永乐大典》为多余之物!清政府对《永乐大典》的保管也不如以前了，此后，《永乐大典》被束之高阁 蛛网尘封无人过问!一些官员也开始趁机偷窃。据载 光绪年间一位翰林侍读 文廷式 一人就盗走100多本《永乐大典》，文廷式死后，这些书又被其后人出售，卖给洋人或者古董商!就这样《永乐大典》被大量流失出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文明古都烧杀抢掠，翰林院坐落在东交民巷 靠近使馆区，已经被沦为战场，那些价值连城，有些甚至从未在皇宫之外面世的古版书籍，正在被大火一点一点的吞没!一些没有被焚烧的书籍，被随意的抛在院子里 池塘中!侵略者对《永乐大典》肆意抢掠，在这场灾难过后，《永乐大典》几乎丧失殆尽，仅存的数百册也散落世界各地!

南北分闱的意思是在南北方分别设立科举的考场，不过这里的南北并不是指中国的南方和北方，而是指湖南和湖北。在清朝时期，湖北和湖南是在一起的，而科举的考场设置在省会武昌，这就对湖南的考生不太公平，因为路程实在太远了。大家想想从湖南走到武昌的确非常费时间，对体力和精神都是极大的消耗，所以才提出了南北分闱。湖南的科举考试非常厉害，这也是当时朝廷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进入隋代后，由于士族阶层的迅速兴起，以及维护王权统治的需要，中央政府迫切需要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以取代陈旧的“九品中正制”，以此将权力由过去的门阀家族掌握过渡到中央集权。由此，科举制顺应时代产生了，其始于隋代，正式制度化于唐代，通过科举选拔制度，王朝迅速完成了集权化，从中央至地方构建起了一套严密的统治程序。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科举制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完善，俨然已成为王朝的“血液”，但在进入清代后，由于考试地点的原因，给一些考生着实造成了一些不小的麻烦，尤以湖南考生最为突出，针对湖南考生，清代实行了南北分闱。清代实行同元朝一样的“省”治模式，但在南北分闱前，湖南湖北两地并为一省，即湖广省，其省会为武昌(今为武汉)，因此不论湖南还是湖北地区其乡试考试地点都在武昌，湖北考生去武昌不用费多大脚力便可到达，但湖南考生却十分费力，因为要经过洞庭湖，在清代洞庭湖地区仍为十分荒芜的地区，因此湖南考生参加乡试险阻重重。根据《清朝文献统考》记载，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省一分为二，分为湖南以及湖北省，治所分别为长沙和武昌。照此湖南地区考生只需赴长沙地区考试便可，但由于长沙建制刚出，因此主管教育的提督学政并为设立，路途的遥远以及一省一分为二，南北分闱的声音开始出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举人郭远上表《呈请南北分闱》，自此之后分闱之声越发强烈。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时任偏沅巡抚的赵申乔奏请朝廷分别制定湖南湖北地区的考试试题以及录取名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继任的偏沅巡抚潘宗洛上书康熙《题请长沙分闱乡试疏》，请求南北分闱，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继任潘宗洛的偏沅巡抚李发甲继续上书朝廷《请分议湖南分闱疏》，要求南北分闱。但清廷经过审议以合闱已久在分不便，所以没有通过。

虽然赵申乔和潘宗洛以及李发甲的上书没有批准，但已引起清廷重视，雍正元年(1723年)御史吕谦恒再次上书请求南北分闱，最终雍正皇帝批准南北分闱，在得到此消息后，布政使宋致迅速建造了贡院，经过赵申乔、潘宗洛、李发甲、吕谦恒、宋致五人前仆后继的努力，雍正二年(1724年)，湖南终于举行了自己的首次乡试。

南北分闱之后，湖南人才辈出，如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为纪念五人对南北分闱所作出的努力，光绪四年(1878年)，湖南专门修建了五贤祠以纪念他们对湖南科举的贡献，并专刻《五贤祠碑记》，其中碑文对五人所作出的贡献评价是：“集数公之心力,展转以求成。部议愈坚，请之愈勤。非有以表章而崇祀之，则又乌知百余年科名之盛，人才之奋起，所以成就之若是之艰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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