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炼丹除了长生不老还有什么其他目的?丹药能治疗不孕不育么?

古代皇帝炼丹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能够长生不老，只是这个美好的愿望永远都是一个假命题。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指望丹药能使自己长生不老，所以有时候也会拿来治疗一些其他症状，例如说不孕不育。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位皇帝用丹药想治疗不孕不育，虽然听起来是有些滑稽但却是发生过，一起来看看最后的结果是如何吧。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皇帝一生都在致力于寻求长生不老药，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秦始皇，排在第二位的是明朝的嘉靖皇帝。秦始皇派人四处寻访仙丹，最终杳无音信。嘉靖皇帝则认为求人不如求己，干脆自产自销，亲自炼制仙丹。

嘉靖帝在位45年，其中有20多年时间没有上朝。他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炼丹事业上面，外面无论发生多大的事情，都基本不影响他的炼丹工作。这样的工作热情和态度，恐怕整个大明王朝也很难找出第二个人。不过，嘉靖帝对炼丹吃药的沉迷并非是与生俱来，这一切的起因还得从他在位初期开始说起。

嘉靖皇帝16岁登基，当时他的最大爱好还不是炼丹吃药，而是美女。嘉靖帝非常聪明，朝廷大事他处理起来游刃有余。工作完成后，他就把剩余的时间都花在了后宫之中，整天和不同的美女为伴。

不过，到了嘉靖帝26岁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却令他发愁了。他在位已有十年时间，期间临幸过的美女有多少人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可是却从来没有谁怀有身孕。如果是一、二个女人不孕不育，那还可能是别人的问题。但这么多女人全都不孕不育，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嘉靖帝自己就是那个生育能力有问题的人。

皇帝拥有子嗣自然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继承人问题。而对嘉靖皇帝来说，这个问题又尤其关键。因为他的皇位是从他堂兄正德皇帝那里继承过来的，从皇位承袭的正统性方面来说，他继承大统并没有足够有力的依据。此时虽然他已在位十年时间，但在他拥有自己的子嗣之前，他的地位依然还是不够稳定。

此时，一个关键人物出现在嘉靖帝面前，这个人叫邵元节，是一位非常出名的道教大师。

邵元节早在嘉靖三年(1524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征召到了朝廷。当时明朝各地的水灾、旱灾、地震都非常频繁，所以嘉靖帝就委任邵元节向上天祈祷，保佑大明王朝国泰民安。同时也祈祷皇帝能够早生贵子。

邵元节在祈祷天灾不要降临方面并不太成功，各地的灾害还是接踵而至。不过，嘉靖帝在1533年的时候有了第一个儿子，几年后又接着有皇子和公主出生。皇帝把这些孩子的出生归功于邵元节祈祷所起的作用。

1539年，80岁高龄的邵元节去世了，接替他位置的是一个叫陶仲文的道士。陶仲文擅长配制催情药物和扶乩(一种占卜方法)，在他的引导下，嘉靖皇帝对道教的兴趣日益浓厚，并开始亲自炼制丹药。嘉靖帝炼制的丹药除了含有各种珍稀药材外，还包括了一些重金属物质，比如铅丹和砒霜。据说服用了这些丹药后，会使人感到轻快、强壮，拥有更强的占有欲。皇帝认为长期服用这些丹药能使他长生不老。当一个朝廷官员向皇帝指出这些丹药不过是催情药物时，皇帝大怒，下令逮捕了这名官员，并将其杖责打死。

就这样，嘉靖皇帝从一开始只想治疗不孕不育，到最后变成了极端迷信的道教徒，他甚至把许多难以决定的国家大事都由扶乩的方式来做出选择。他人生的后来20多年都在致力于炼制出能使他万寿无疆的长生不老药，结果却因长期服用丹药导致重金属中毒。他晚年时期经常无缘无故发怒、痴呆，这些症状都是拜他亲自炼制“长生不老药”所赐。

说到华南虎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种动物现在也是处于濒危物种了，数量极其的稀少了，但是在三百年前前后四川和重庆这个地方的华南虎那就可怕了，简直就是满山都是的，那么当时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下面也跟随小编一起来揭秘分析看看吧，有感兴趣的网友也一定不要错过了，看看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吧!

难以想象的是，在三百年前，今天的川渝地区还活跃着成千上万只野生华南虎，并酿成当时中国最大的虎患。当时下野生华南虎的灭绝基本成为定局后，阅读当年的虎患史，除了恍如隔世的惊心动魄，我们还该记取些什么?

公元1682年春，县吏张懋尝率8人赴荣昌县履新。荣昌位于重庆以西，处成渝两地中段，是川东丘陵和川西平原的交界处。斯时，“平定三藩”战事刚刚结束，大清勇略将军赵良栋击溃吴三桂，吴残部退守云南。虽说正是春天，但驿道两旁田园荒芜、万户萧疏，让张懋尝颇感惊心。他清楚，自1644年张献忠入川始，川渝两地就再没消停过，由重庆府到荣昌的阡陌良田，已有近40年无人耕种，田里的树林绵延成森林。好在他率领的人除师爷外，均是精壮军士，熟操刀剑。一行人昼行暮宿，在第五天下午终于走进荣昌洞开的城门，时值黄昏，城内除野草残垣，竟无一个人影。张县吏好生诧异，令军士敲门询问。门推开，冲出的竟是一群老虎!众大骇，一番血肉拼杀，3名军士力保县吏逃出，其余5人当即丧生!这一惊心动魄的往事，载于清《荣昌县志》第十九卷上，它只是川渝酷烈虎患的一个小小插曲。荣昌县曾于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上报在册人口仅“143户，男妇286人”，后经1674年开始的“三藩之乱”，全县人丁几乎死绝，作为一个自唐乾元二年(公元758年)即设县治的农耕大县，此时“虽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

明末清初发生在川渝地区的虎患，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虎患，前后历时30年以上。斯时川渝境内战祸惨烈，张献忠、南明政权、清军、吴三桂等轮番捉对厮杀，激烈战事致使生灵涂炭。在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户籍统计中，全川有人口380多万，“这是四川行省人口的高峰，但104年后的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全川在籍人口仅相当于现在一个中等县的人口规模。”

因战乱、瘟疫和虎患三重灾祸，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人口锐减，清代修纂的川渝各地方志，往往用“靡有孑遗”来表述当时人口的极度稀少。由于清初土地长期荒芜，川渝两地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为华南虎的大量繁殖提供了条件。

当三百多年前川渝地区虎患成灾时，森林中的野物已经不能填满华南虎硕大的胃口，它们成群结队地走出森林，前往村庄、城镇摄取食物。暨南大学历史系学者刘正刚在调查客家移民史时，对川渝虎患做过考证，认为虎患多以城镇为主，“这与陕晋地区虎患多发生在山区不同。陕晋虎患是流民在开发山区的过程中形成的，川渝虎患则因战乱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或逃往深山避难，反而使城镇空虚荒凉所致。”

清初画家刘石溪在《蜀龟鉴》中，对清初四川死于虎患的人口做过粗略估计：“自崇祯五年为蜀乱始，川南死于献者十之三四，死于瘟、虎者十之二三，而遗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十之三，死于摇黄(十三家)者十之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之一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献者十之二三，死于摇黄者十之四五，死于瘟、虎十之二三，而遗民数万不存一矣。川西死于献者十之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之一二，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

虽说古人的数据概念比较模糊，但我们还是能大致找到一个换算依据：四川人口从明末的380多万到清初的60万，总计减少约320万，如果将“死于瘟、虎者十之一二”到“十之二三”进行折算，可知当时有三四十万至八九十万人丁“死于瘟、虎”，如果再取其中间值，可基本推测死于虎患者在20万到40万之间。因此，专家们的基本结论是：当时整个川渝地区的华南虎，总数不下一万只!

川渝虎患直到康熙末年才趋平缓，主要原因是“湖广填四川”而来的移民，在恢复生产、开垦荒地的过程中，捕杀了大量的华南虎。相对于成都平原老虎的消失，重庆山地的老虎存在的时间更长一些。从清初到新中国成立前，重庆地区虽进行过大规模的开垦，但华南虎的栖息地并未遭到毁灭性破坏。“那里紧靠南川大山，当地老一辈村民大多见过老虎，上世纪50年代初解放军进山剿匪时，屡与老虎遭遇，不得不动用机枪，打死了不少。”

老虎最后一次现身重庆主城是1930年春，地点在金汤街原唐式遵公馆。唐时任川军32师师长，当天中午正在公馆内大宴宾客，忽然一只老虎越墙而入，客人惊恐躲藏，唐急取步枪射击，将虎击毙。次日，宴会继续，因有虎肉上桌，美其名曰“虎宴”。除主城外，上世纪40年代老虎在重庆近郊仍大肆活动。“那是1944年深秋，日军猛攻贵州，独山吃紧，密存贵阳的原故宫国宝由16辆军车紧急运往陪都，我负责看守。”曾任国民党军宪兵排长的宋子敬告诉我，“国宝到重庆后存放在巴县一品场的石油沟，没想到这里居然是个虎窝!”据宋回忆，“我们驻守在石油队留下的空房里，老虎经常从箭滩河对岸游过来，卧在后窗外，抓耳朵、打喷嚏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不过，只要你不招惹它，它也不会咬你。”

万州区梨树乡村民方绍舟，可能算重庆最后的杀虎者之一，他一生中杀过7只老虎，被誉为“打虎英雄”。方最后一次打虎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阴雨天，老虎叼走他妹妹家的羊，方穷追五六里，将老虎活活打死，剥皮后，得净肉七十多斤。

由此可见，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重庆境内还有野生华南虎。据重庆城口县外贸局的收购单据显示，1981年当地还收购到虎皮1张，收购价50元。此后，老虎仅残留于人们的记忆中了。

三百多年来，川渝野生华南虎从上万只到如今再也找不出一只活物，足见人类的能耐。当仅存的华南虎多以近亲繁殖苟延残喘，野生华南虎即将全部灭绝时，重读当年虎患史，竟恍若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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