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公主为什么大都喜欢出家做道士?

我们知道唐朝是一个开放型的王朝，接纳其他各国、各种风俗，也对唐朝的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然而也是这一时期，很多听起来难以理解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就比如很多皇室女子出家做女道士。有一些可能是迫于情势，但也有很多是自愿前往。那么，道观是有什么吸引她们的地方吗，以至于很多公主都选择出家?

唐代王建《唐昌观玉蕊花》诗云：“女冠夜觅香来处，唯见阶前碎玉明。”女冠亦称女黄冠，又称女冠子，即女道士。至宋微宗时，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唐代女冠可区分为修真女冠及宫观女冠两类，后者即专指公主女冠。自高祖至昭宗，唐代公主总计二百一十位。其中入道者有十二位。

当时这些入道的公主，并不是当真落发出家修行的。她们一般都是带发出家的。唐代公主入道，标志着唐代诸帝的崇道与道教内部逐渐形成的制度，相互呼应。高祖、太宗两朝，还不见有公主入道的记载，至高宗，公主入道始兴，它成为公主舍离俗世，遁入另一方外世界的途径。整个唐代的公主入道，究其原因，其中自有道教所具的宗教情操，使一些贵主从中获得解脱，度世的理想与愿望。出家入道与舍家为尼，在唐代具有不同意义，公主贵为天子之女，身份尊祟，公主选择入道，在民间掀起入道风气，而公主养尊处优的闲适入道，生活，也不同于民间道士的苦修清冷，它使女冠生活成为唐代的一种时髦。

唐代公主的入道动机，简而言之，可归纳为慕道、追福、延命以及夫死舍家与避世借口等。这些都与宗教的皈依强度有关。但更多的时候，公主们主动入道，还是为了能够享受自由的男女关系。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八岁的时候，曾以“为外祖母杨氏积福”的名义出家为道士。但是她还是仍旧住在宫中的。直到十六岁时，因拒婚吐蕃，而正式入住太平观为观主，等到和婚事息，二十岁的太平公主就如愿以偿地嫁给了驸马薛绍。

唐睿宗的八女儿金仙公主、九女儿玉真公主，是以“为祖母武氏祈福”的名义出家为道。出宫以后，两位公主住进豪华的金仙观和玉真观，常常召集名人雅士饮酒作乐，不少男子拜倒在两位公主的石榴裙下，两位公主虽然似乎确实终身未婚，但绯闻却是层出不穷。有这两位公主开风气之先，后来，玄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几乎每代帝王都有女儿成为女道士，甚至达到一朝有四位公主出家为道的。

上行而下效，唐代的女道士，几乎因而成了一种贵族风气。达官贵人家的女子，也有不少去做女道士的。李白曾经为女道士李腾空做诗，这位李腾空就是宰相李林甫的女儿。还有骆宾王，也曾经代女道士王灵妃写诗给她的情人。至于到民间，女道士香艳传奇更是层出不穷。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要数鱼玄机了，她写的“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传颂至今——诗倒真是好诗，不过由女道士写来，就别有滋味了。杨玉环改嫁公爹玄宗之前，也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女道士。可见当时的公主道士，她们入道后的生活之丰富多彩。

做为公主，她们的婚姻，往往也还是要遵从皇家的颜面和政治需要的。但是，嫁出去之后，公主们的所作所为，就往往不是夫家能够控制得了的了。高阳、襄阳、太平、安乐、郜国、永嘉等等公主，都有一大群的情人。其中也不乏与情人两情相悦的例子。比如高阳公主与辩机。再比如襄阳公主甚至还曾经向情人的母亲行儿妇的礼仪。

公主入道以后的宫观生活，涉及道观的经济来源问题。玉真公主舍家意愿极为坚决，称不愿叨主第，食租赋，且愿去公主号，罢邑司。但出家公主势必面临实际生活的问题。尤其官观女冠装饰考究。晚唐李群玉《玉真观》云“高情玉女慕乘驾，绀发初簪玉叶冠”，《全唐诗》录有小注一条：“公主玉叶冠，时人莫计其价”。

此外，公主其他的日常所需，尤其举行斋醮，庞大的排场需要豪华的道场，盛壮的女乐，凡此均需固定的经费以支付。以延命为目的的宫观女冠，其实需诸多条件配合，才能实现养生成仙的理想。宫观的营造、设备、日常所需，对于不事生产的公主而言，必要朝廷按期封赏，方能维持宫观运转。

公主受封赏，本为历朝常例。玄宗朝道教政策的确立，使封赏亦含新意。《新唐书·诸公主传》中有一则极有意思的《开元新制》：“长公主封户二千……主不下嫁，亦封千户，有司给奴婢如今。”不嫁在公主生活中，本属特殊状况：如重病，夫死。

但在唐朝帝室中则有舍家为道的情况，在这情形下，公主仍享有封赏，此自是解决了宫观的经济问题，让宫观女冠也能维持体面的出家生活，这与真正舍弃世俗之欲，隐居山林的修真女冠截然不同。

要说有什么东西最能反映历史上当时的社会风貌，那就是文学作品了。不管是诗词歌赋，还是绘画书法，人们会将自己的所见所感融入这些作品中，其中蕴含的感情，我们时隔数百上千年也能够感受得到。那么，元朝时期，我们便能从元曲中窥见元朝人的生活，他们的日常又是怎样的呢?

在元朝当时人所做的元曲这种文学化的历史记录里，元朝的民众经常被比喻成“尧民”，如陈草庵有云：“尧民堪讶，朱陈婚嫁，柴门斜塔葫芦架。沸池蛙，噪林鸦，牧笛声里牛羊下，茅舍竹篱三两家。民，田种多;官，差税寡。”在陈的笔下，这样的田园之乐连尧民也要惊讶，足见元代农家的富足。如一首佚名作也写到：“圣主宽仁，尧民尽喜。一统华夷，诸邦进礼。雨顺风调，时丰岁丽。元夜值，风景奇。闹穰穰的迓鼓喧天，明晃晃的金莲遍地。”又如张养浩在一首散曲里描写当时农村风气是：“见斜川鸡犬乐升平，绕屋桑麻翠烟生。”直接以尧民为散曲调名，可见当时的天下大治景象是如何深入人心。

如胡用和在里讴歌道：“万里翱翔，太平年四方归向，定乾坤万国来降。谷丰登，民安乐，鼓腹讴唱。”这里的“万里翱翔”和“万国来降”完全是基于泱泱大国之民的自豪之感，因此才“鼓腹讴唱”。

马致远在里也讴歌道：“寰海清夷，扇祥风太平朝世，赞尧仁洪福天齐。乐时丰，逢岁稔，天开祥瑞……”这是在丰年时节的衷心馨香祷祝，并非应景之作。他在另一首中有更明显的大国民自豪感体现：“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应乾元九五龙飞。”他对元朝盛世的感受是：“喜，喜，喜，五谷丰登，万民乐业，四方宁治。”因此衷心祝福：“大元洪福与天齐。”

不仅当时国人自豪讴歌，就连来中国的诸多外国人也屡屡赞赏，并在他们的记录里留下满纸的惊叹。

马可波罗就曾在他的游记中提及对元朝城市居民的观感：“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彼此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

教皇使者鄂多立克则在他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对元朝社会发出了最为激赏的浩叹：“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唯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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