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表在荆州为什么不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为什么要选择刘备?
刘备从曹操手中出逃后来到了荆州,寻求刘表的庇护。当然刘备当时想的肯定还是要自己干出一番视野,不想寄于任何人之下,但是刘表对刘备也是多了几个心眼,生怕刘备会在背后捅他一刀,所以限制了刘备的活动范围。不过刘备刚好阴差阳错请到了诸葛亮帮自己,那为什么之前刘表不去请诸葛亮呢?其实刘表也请过,但时诸葛亮不愿意最终还是选择了更有诚意的刘备。
刘备被曹操赶到了荆州,刘表虽然将其收留,并安排其驻扎在荆州的北大门——新野,但对刘备非常忌惮。而刘备在新野期间不仅击败了以夏侯惇、李典、于禁这三位曹魏名将领衔的入侵军队,自己的力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故此《三国志•先主传》中称“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
这种现象与当年刘备在徐州时的情况非常类似。当时吕布收留了刘备,刘备暗地里招兵买马,结果引发吕布不满,出兵将刘备赶出了徐州。如今刘备故技重施,但刘表并非采取如吕布一样的军事行动,而是将刘备从新野调回,命其在樊城驻扎。
樊城与荆州州治襄阳仅一水之隔,距离很近,便于加强对刘备的监视,这一招使得刘备的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为摆脱禁锢,刘备想了不少的办法。
刘备的招数其实并不新鲜,基本都是照搬之前在徐州的经验。在徐州时期,他结交麋竺、陈登的徐州豪强,最终获得了徐州本地势力的认可,最终接任徐州牧。如今刘备想故技重施,于与伊籍等本地势力结交,企图冲破刘表对自己的束缚,但这一招显然并未成功。
刘表治下的荆州,以蔡瑁、蒯越、韩嵩等人的势力最大,而他们不仅极力主张限制刘备在荆州的发展,同时内心深处都希望最终能依附强大的曹操集团。虽然这一主张遭到刘表的拒绝,但在荆州政坛却得到绝大多数官员的赞同,且厌恶刘备也成了共识。
结交荆州本地势力的图谋失败,刘备完全被困住了手脚,有志难伸,心中非常烦闷,故此言语也有些失态。《九州春秋》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备住荆州数年,尝於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备,备曰:“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
这个故事后来也成了一句成语——髀肉复生,说明了刘备当时的真实心态。不过,他的感伤并非让刘表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于是,不久之后,刘备又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个故事见于《三国志•先主传》:“十二年,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
刘备这个要求的真实目的如何,历来被人忽略,仅仅认为这是刘备想利用刘表的力量打击曹操的一种手段,而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刘备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其实大有深意。
刘备的这个做法其实也不新鲜。当年袁术逃往冀州时,曹操打算派兵拦截,刘备主动请缨前去征讨,最终赖在徐州不走,并举兵对抗曹操;而在官渡之战期间,刘备又借口侧击曹操,向袁绍提出进军汝南,最后也是呆在了汝南。
如今刘备提出偷袭许昌,目的与之前两次其实是一样的。可以想象,一旦刘表答应了刘备的这个要求,刘备肯定会再度请缨挂帅,其真实目的并非要夺取许昌,而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摆脱刘表,逃出荆州。
可惜刘表没有想明白刘备的真实目的,错过了这个让刘备离开机会的大好机会,而是继续将其控制在樊城。刘备的目的没有实现,只能另谋他法。在谋士徐庶的提醒下,刘备三顾茅庐,找到了与荆州本地势力关系密切的诸葛亮,不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同时通过诸葛亮分化了刘琦与刘琮,终于在荆州找到了自己的盟友,这也为后来荆州之战及赤壁之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当时刘表如果答应了刘备的要求,并让其挂帅出征,刘备虽然实现了摆脱刘表的目的,但面对曹操的强大军力,他是不可能在中原地区拥有一席之地的,难免覆灭的结局。作为诸葛亮而言,一旦刘备离开荆州,也就不会出现三顾茅庐的局面,他也只能终老隆中了。
说到古代女性的贞洁观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有一些话要说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还是需要慢慢的好好的讨论讨论的,那么下面就有这样的一篇文章所以有感兴趣的网友别错过了,跟随小编一起看看吧!
中国的女人自由的解放自己的“双脚”,似乎也没有多少年。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后,开始推行《劝禁妇女缠足令》,其辐射范围也仅仅几个有限的大城市。而除此之外的广大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政局稳定,妇女解放运动才真正的开展起来。即使如此,五十年代很多穷乡僻壤乡照样有“裹脚者”。如此算来,中国的妇女被当成平等的一员,也不过才一个甲子多。正是因为妇女解放的时间不长,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封建沉渣时不时的“回光返照”,例如某老妇大谈“三从四德”,某些网络评论支持“裹小脚”。
前些日子,河北某地的学校,又出现要求女学生将露出脚踝的裤子放下,据称是“为了健康”。暂不提,中医“寒从脚起”“血气受损”等等“玄妙”说法,单看这“一片苦心”,听起来就很有意思。
不管是“三从四德”的沉渣泛起,还是“为了健康”的“放裤脚”,背后统统藏着一个幽灵,那就是数千年来的“贞节”观!而这个“贞节”观的主导者就是落后腐朽的礼教。翻看中国历史,文化越是没落,社会越是封闭,“贞节”的噪音越是强烈。
隋唐时,中国处于封建的社会的上升阶段和繁荣时期,不仅在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外交关系等方面,而且在妇女的道德约束也颇为开放。儒家的传统“三从四德”虽然对社会有一定制约,但是,在强大的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之下,传统的“贞节”观受到了动摇。最能体现这种开放特点的莫过于妇女的“改嫁”。隋炀帝的妹妹兰陵公主“初嫁王奉孝,后来嫁柳述”,社会上也并没有“有违道德”看法。到了唐朝,上层妇女更是不以再嫁为耻。根据《唐书·公主列传》的记载,当时再嫁的公主有二十八人,其中嫁过两次的占二十五人,嫁过三次的也有三人。统治阶级如此,民间的百姓亦然。除此之外,隋唐的婚嫁风俗的开放还表现在青年男女择偶的相对自由、男女关系比较随便以及民族婚姻频繁等方面。这种婚嫁状况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截然不同。
隋唐五代的寡妇改嫁,放到现在来看也是颇为“前卫”。唐玄宗时期,中书侍郎严挺之的妻子,在离婚以后,又嫁与蔚州刺史王元琰,后来又离婚,三嫁崔氏。当她嫁给崔氏之后,王元琰犯了罪,被严挺之搭救。唐玄宗怀疑严挺之徇私枉法,张九龄为严挺之辩护说:“此挺之前妻,今已婚崔氏,不合有情。”唐玄宗反驳道:“卿不知,虽离之,亦却有私。”最后,严挺之、王元琰都因此获罪,甚至张九龄也受到了牵连,丢掉宰相的职位,严挺之的妻子不仅三次改嫁,而且在离异之后,夫妻之间关系并未反目成仇,甚至前夫与后夫之间还保留着比较亲切的关系。
即使五代时期,中国的“贞节”观念也还保持颇为宽容的看法。后周的太祖郭威,一生四次婚姻,次次都是找的寡妇。郭威当“军校”(辅助之职的军官)时,娶了后唐庄宗的嫔妃柴氏为妻,死后追谥为圣穆皇后。这是郭威的第一次婚姻。柴氏去世后,郭威又娶了杨氏为妻,而杨氏此前嫁给石光辅,石光辅死后寡居。这是郭威的第二次迎娶寡妇。杨氏以后,郭威又纳张氏为继室,而张氏也曾经嫁给武从谏之子,后来寡居。这是郭威第三次娶寡妇。郭威称帝后,有董氏,为杨夫人乡亲,先嫁刘进超,后成寡妇。杨氏生前常称赞董氏贤惠,郭威又娶董氏为妻。清朝著名历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前后死娶,皆再醮妇”,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风气。
进入宋代,理学逐渐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叫的震天响,可是程颐喊破喉咙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在宋代社会各阶层听来与现实格格不入,依然我行我素。尤其是女性对此并不留意。她们照样抛头露面,浓妆艳抹,在芸芸众生中寻找自己的爱情。当时女性的选择配偶和再嫁相对比较自由,加上宋代妇女在家庭中有相应的财产继承权,因此妇女再嫁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男人娶已婚妇女为妻也不觉得低人一等。在宋代整个三百年间,即使理学大师们一再强调“三从四德”的“贞节”观,但是,实际并没有对宋代老百姓有什么实质的影响。
元、明、清,“贞节”观念开始强化,并且向宗教化的方向发展。宋儒以来的倡导的礼仪规范,越来越深入到家庭和婚姻之中。再婚被看成耻辱,“守节”成为政府嘉奖的行为。明清时期,所谓“贞女殉夫”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史料当中。《明史·列女传》中记载:“陈氏,祥符人,字杨瑄,未嫁而瑄卒。女请死,父母不许,欲往哭,又不许。私剪发,属媒氏置瑄怀。汴俗娉女,以金书生年月日畀男家,号定婚贴。瑄母乃以贴裹其发,置瑄怀以葬。女遂素服以居。亡何,父母谋改娉,女缢死。”类如这样的记载,明清史料中层出不穷,明清地方志也都有大量的记载。“贞女殉夫”现象的出现和增多,是“贞节”观泛滥的直接后果,也是“贞节”观宗教化的必然结局。不顾事实,不惜生命,愚昧麻木,守节的“贞女”只是成为封建伦理牺牲的托盘上增加了几份祭品而已。
历史潮流不可逆转,落后腐朽的旧道德伦理的阴魂虽时不时冒出头来,呼吸一下,以示自己的存在,但已经无法阻挡残害女性的“贞节”被彻底的砸烂。那些想靠着几句话或依靠权力推行“贞节”观的人们,最终得到的只是历史无情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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