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四川两发大地震：中央政府为何拒绝救灾

　　叠溪大地震中，刘湘等人一开口就要中央政府拨款１００万元用于四川救灾，却闭口不谈中央政府派员入川察看灾情事宜。试想，中央政府怎会答应这种只出钱救灾而其势力却不能乘机进入四川的事？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日ＴＭ０５版，作者：四一，原题：《民国四川大地震的救灾得失》

　　１９２３年３月２４日，四川炉霍——道孚地区爆发７。３级大地震。当时民国地方政府的救援手段非常有限，反应速度也较慢——事发多日，政府始从炉霍商会暂借３０００元去灾区一线择要急赈，同时要两县知事开仓借给粮食，免误农工。还设置了一些数量不多的临时医院，以救治伤员。两个多月后，时任川边镇守使的陈遐龄才向各部院发电求援，称地震灾区数百里之内炊烟断绝，宗社丘墟，伤毙人口在３０００名以上。其时四川的情况相当棘手，一方面川边军政两费支拙万分，一方面地方到了罗掘俱穷的地步，也就是说，既没钱，也没人，地方的救援措施只是杯水车薪，直同束手。因此，陈遐龄在电文末恳求大总统黎元洪特拨１０万元赈灾专款，但并未得到同意。

　　１９２３年的中国，南北对峙的局面没有任何缓解：在南方，孙中山建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忙着巩固地盘；在北方，黎元洪正面临直系逼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地震不久后的本年１０月，曹锟通过臭名昭着的贿选得到大总统席位，收买５００名议员就用去２５０万元（一说为４００万元）。政客为自己的交椅不惜一掷千金，对受灾的万千黎民却全无作为。

　　十年后，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５日，四川叠溪又发生７。５级大地震，是民国时期四川最大的地震。叠溪历来是川西北高原军事重镇和汉、藏、羌互市的重要商贸市镇，此次地震造成死难人数６９００多人死亡，之后的次生灾害（主要是洪水）又夺走数千人的生命。

　　四川军政府此次应对，比１９２３年略快。８月底，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急电南京政府行政院及各部，汇报灾情并恳求援助。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央已经有专门的赈灾机构，叫赈务委员会。邓电文中说：茂县叠溪镇全部陷落，南北约３０余里，东西约５０里，松坪沟群山倒塌，岷江上游河流阻塞，松茂大道已无通路，实空前未有之奇祸。

　　当地媒体也较１９２３年有更多作为，灾区一线的有效信息主要由其采访、传播。以《新新新闻》为例，它持续刊发了灾区大概损失、地震详情观察、屯区震灾描写等文章，尤其是９月１８日发自茂县的快讯，将北路各村寨受灾实况与人民伤亡人数分细目列出，并统计出死亡人数在６０００人左右，功莫大焉。此外，《新新新闻》还派出访员（即记者）前往江油、新都、绵竹、犍为等余震较烈的地区采访，非震中灾区的信息，由此得以被社会知悉。对此次地震造成的巨大堰塞湖，各报也多有聚焦，遗憾的是，四川军政府对此认识不足，应对缓慢，终酿成二次受灾的惨祸。

　　据《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大地震后，崩塌山体在银瓶崖大桥叠溪三处形成大坝，把岷江拦腰斩断，江水立即倒流，扫荡田园农舍牛马牲畜经过３０多天的倒流，因叠溪超过银瓶大桥两坝的高度，注入叠溪坝内的江水又倒淹银瓶崖大桥两坝，使三座地震湖连成一片湖水随群山回旋绕曲，逶迤４５０华里，最宽处达４华里！同时，松平沟水磨沟鱼儿寨沟等地山崩数处，形成大小海子１１个，潜在的洪水威胁极大。

　　在江水倒流期间，四川军政府基本没有应对措施。震后近一月，善后督办刘湘才派出全晴川（成都水利知事公署技术主任）、诸有彬（四川大学学生）等十余人前去调查悬湖危机。１０月９日，大悬湖决堤，水高２０丈，壁立而下，以每小时３０公里的速度急涌茂县、汶川。次日凌晨，洪峰以４丈高的水头直冲都江堰，沿河两岸被洪水一扫俱尽。死亡人数在２５００人以上，而前去调查悬湖危机的分队，除全晴川一人生还外，全部遇难。

　　悬湖决堤后的１０月１２日，四川军政府接到灌县县长杨钧寿的电文，同时又接到中国红十字会灌县分会的电文，才知道又受巨灾，于是派员分头驰查，其中水利专员周郁如的报告最为详尽，该报告也刊发在１２月３０日的《新新新闻》上。随后，军政府制订疏积修堰赈灾三项方案，并急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希望中央能拨出棉麦借款１００万元，储作三项之用。在电文中，邓锡侯特别提到四川正值剿赤期中，财赋供应尚苦拮据，无法可设，又言受灾各人民，有兵灾匪灾震灾，较诸他省人民，实是多重。但是，虽有研究者悉心挖掘，至今未在民国档案中查阅到南京国民政府拨款或调运物资援助。

　　在此情势下，四川只得自行救灾。身为灾区最高军政首长的邓锡侯带头向茂县赈委会捐款３０００元，其部下师长等也捐米若干石，以解灾区之急。四川省主席刘湘则以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名义，拨款１２０００元用于疏导叠溪积水工程。刘文辉、杨森、田颂尧等四川军政要人，也均有捐款捐物。但相对地震带来的巨大破坏，灾民亟须救济的方方面面，这些救灾措施只是杯水车薪。

　　有研究者指出，至少在从西汉迄清的两千多年间，中国就已经建立起一个上至中央朝廷，下到地方州县乃至乡村社会的包括报灾、勘灾、赈灾等工作程序的灾害救治机制。这一机制在叠溪大地震中却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究其根本，还是中央与地方形为统一而实质分裂的关系使然。

　　其时，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虽是中央政府，但真正有效的统治范围不过鄂、皖、江、浙等长江中下游几省，至于东北、西北、华南、西南等广大地区，则是地方军阀拥兵割据。叠溪大地震中，刘湘等人一开口就要中央政府拨款１００万元用于四川救灾，却闭口不谈中央政府派员入川察看灾情事宜。试想，中央政府怎会答应这种只出钱救灾而其势力却不能乘机进入四川的事？

　　叠溪大地震唯一的亮色也许是学者的表现。地震后，有关学术机构立即组织力量前去灾区，得到了大量第一手的丰富材料。贡献最大的有两个机构，一是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于１９３４年根据调查团的访获出版了《四川叠溪调查记》，对地震各灾区，尤其以叠溪为中心的叠溪南路西路北路的具体情况，作了翔实记录；

　　一是四川大学，于１９３４年出版了《叠溪地质调查特刊》，其中最珍贵的资料是细致到村寨单位的地貌改变房屋垮塌人员伤亡的考察记录。有专家认为，叠溪大地震后的村寨是中国保存最完整、最典型和最大的地震遗迹。在我看来，关于叠溪大地震的如此丰富的报道调查，也是民国期间保存最完整、最典型和最大的地震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