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从大开发到大保护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而就在几个月前，长江经济带还在走大开发的路子。2015年9月，有媒体在报道长江经济带规划纲要时说，长江经济带是横跨东中西、连接南北方的重要轴带，有望成为“中国经济脊梁”，“其将于沿海、沿江先行开发，再向内陆地区梯度推进，如充分发挥，将形成我国东中西开发的主轴带”。
仅就沿江11个省市占全国四成的经济总量而言，把长江经济带形容为“中国经济脊梁”并不为过。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目的是进一步开发长江黄金水道，加快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那时，“经济”是关键词。据新华网报道，2014年12月，重庆市提出，至2020年，预计将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投入1.2万亿元，着力建设长江经济带西部中心枢纽、内陆开放高地、新兴产业高地、国家中心城市，打造连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2015年5月，地处长江之腰的湖北省发布旨在落实国务院意见的《关于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提出了“祖国立交桥”、长江中游核心增长极、内陆开放合作新高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的发展定位。
几个月之后的2016年1月，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调子出现了“大逆转”。随后，沿江省市党委政府很快形成共识。以湖北省为例，2016年4月，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推进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座谈会上，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说，要充分认识湖北在长江经济带建设、长江生态保护中的使命和责任，切实把“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一战略定位贯彻落实好。
开发和保护之间存在尖锐矛盾
根据九三学社中央的调研，随着众多工程投入运行和多方面因素影响，长江流域整体生态环境已出现不容忽视的负面趋势性变化，主要表现在水量减少、形态转变、环境容量降低、水生生物种群和数量减少等方面。
作为“中国经济脊梁”的长江经济带，如何处理保护和开发的关系，成了摆在沿江省市党委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2016年两会记者会上，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曾对媒体记者坦率地讲：当前长江流域开发和生态安全保护之间存在着非常尖锐的矛盾，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陈吉宁总结了3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流域的整体性保护不足，破碎化、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在加剧；第二，污染物的排放量大，风险隐患大，饮用水安全保障的压力大；第三，重点区域的发展和保护的矛盾十分突出，重点湖泊富营养化，一些城市群的大气污染形势严峻。
李后强认为，不搞大开发，不是不开发，而是要适度开发，体现不同区域的功能区分。东、中、西部不一样，西部就是要搞好生态屏障。
他还表示，长江真正的效益不在于土地上的开发，而在于黄金水道，因此，过度开发沿江土地资源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
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振楼曾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加强长江流域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的建议，其中包括统一制定和协调长江流域各省市沿江产业发展规划的建议。
在那之前，陈振楼率队以“长江流域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现状及安全保障”为题作专题调研，形成了4万余字的调研报告。
环保部在给陈振楼的答复中表示，《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水十条”）已明确要求，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七大重点流域干流沿岸，要严格控制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造、化学纤维制造、有色金属冶炼、纺织印染等项目环境风险，合理布局生产装置及危险化学品仓储等设施，合理确定发展布局、结构和规模。
以化工产业为例，在李后强的记忆中，化工产业破坏了老家“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和谐生态，“一些化工厂、化肥厂就建在离我老家不远的地方，给沿岸带来很多问题，污染，生态恶化”。
值得欣慰的是，一些沿江城市已经率先开始探索转型。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泸州市曾是四川省重要的化工基地，集聚了全省四分之一的化工生产企业。随着天然气资源逐渐枯竭，天然气化工及关联产业也在衰退，民生、环保等问题日益凸显，2011年，泸州市被列入全国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
现在，泸州市提出要建成长江上游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通过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农业现代化，到2020年实现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20%，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0∶57∶33。
以钢铁产业闻名的攀枝花市则提出由工矿基地向生态宜居城市转变，由钢铁之城向阳光花城转变，由三线建设城市向康养休闲城市转变的发展思路。
应对长江中上游水电开发进行顶层设计
“过去从我办公室门口可以坐船去美国。”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李后强指着窗外感叹说，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当年就是从旁边的码头上船出发去美国留学的，从成都锦江沿江而下，可以到乐山、重庆、上海，再从上海乘船去美国。
“现在没那么顺畅了。”李后强说，长江干流、支流的水电开发已经让江河变成了阶梯状，行船到水坝，必须通过船闸。
若干年来，长江中上游大规模的水利水电开发问题备受瞩目。一些观点认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中的“大开发”，除了沿江11省市的产业开发，还指向了水利水电开发问题。
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说，长江5万多座水坝库容超过10个三峡工程，近两万座水电站装机容量占全国2/3，这些工程提升了流域防洪、灌溉、航运等能力，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许强感叹，这几年水电开发“太过了”，“时间上过快、空间上过度，只要有水的地方都在开发”。他后来看到数据得知，水电仅占我国总发电量的约五分之一，大部分还是靠火电。“现在看来，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不能靠水电。”
他曾经好奇为什么一些地方官员对上水电那么感兴趣，对方告诉他，上了水电站，地方税收能增加不少。许强感叹：“水电工程简直就是印钞机啊。”
许强说，企业利益和地方利益勾结起来，导致长江上游的水电过度开发。一些小水电站，生态破坏的损失远远大于开发的效益，但地方政府还是乐此不疲。
九三学社中央的调研显示，由于大量梯级水库替代自然河流，泥沙被拦截沉积，2003年以来，长江中下游沙通量平均减少91%，致使中下游河道冲刷显著，河床骤降，江湖关系明显改变，崩岸、防洪和入海口侵蚀风险大大增加。
许强建议，应该从国家层面对长江中上游水电开发进行顶层设计，对流域开发进行整体规划，尤其要多做一些限制和约束，“应该踩刹车了”。
李后强认为，梯级电站不能再开发了，解决既有水电站的遗留问题，需要把和当地老百姓的共享机制建立起来，这样才符合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共享精神。
是时候把生态补偿机制落到实处了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很多学者都提到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这是长江经济带建设需要突破的重大问题。
“生态补偿提出来这么多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也经常提，但一直没搞好。”李后强说，一些地方有零星尝试，但不是全方位的。需要国家做好统筹和顶层设计，拿出魄力，加大力度搞好。
许强说，生态补偿机制的确比较复杂，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牵涉到上下游的地方政府，比较复杂。“但你总得去探索、去落实吧，不落实有什么用呢？”
许强说，现在提出长江经济带建设了，国家应该列个课题研究这个问题，希望以此为契机，建立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的生态补偿机制。
在给全国人大的建议中，陈振楼呼吁建立长江流域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环保部在答复中说，发展改革委正在对《关于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报送稿）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将尽快上报国务院审议。财政部正研究制订《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办法》。上述相关政策出台后，将为在长江全流域探索开展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等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九三学社中央则提出建立流域生态合作补偿机制，建议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和沿江各省市共同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委员会”，设立长江流域生态补偿专项基金，建立流域生态合作与补偿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各省市资源环境保护与利用联动。
在2016年1月召开的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陈吉宁在部署2016年重点任务时强调的3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有关环保工作。陈吉宁说，环保部正在编制《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切实做到生态功能不退化、水土资源不超载、排放总量不突破、准入门槛不降低、环境安全不失控。
记者 王鑫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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