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何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苏轼主张什么历法

　　(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1056～1063)进士，历官祠部员外郎、翰林学士知制诰，礼部尚书，与其父洵、弟辙都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世称三苏。他的著作收入《全集》。

　　苏轼反对倡行新政，认为王安石为了改变当时“积贫积弱”的现状，推行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新法，是舍本求末，主张培养道德风俗才是当务之急。他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当今之患法令虽有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他认为法对于人如同五声六律对于音乐一样。五声六律可以用来制作靡靡之音，法也可以用来为害。制定法律只须规定大纲要目，由执法的人去实行。但苏轼也不主张任人不任法，他说：“任人而不任法，则法简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则法繁而人轻。法简而人重，其弊也，请谒公行而威势下移;法繁而人轻，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贤不肖均。”他的理想是“人法并用，轻重相持”。

　　苏轼不赞成严刑峻罚，主张罪与刑应轻重相当。神宗(1067～1085在位)时颁行“诸仓丐取法”，规定仓吏勒索财物不满百钱就处一年徒刑，每多百钱加刑一等，满千钱流二千里;满十千钱为首者配沙门岛。

　　苏轼上书说：“自有刑罚以来，皆称罪立法，譬之权衡，轻重相报”，而仓法的规定，等于“百姓造铢两之罪，而人主报以钧石之刑”，仓吏敢于勒索财物也是因为缺乏监督，监司不得人;所以应当选择监司，而不能独行仓法。苏轼的思想虽然本于儒家传统，反对以苛法治秦，但称道法家“用法始于贵戚”的主张，批评当时执法对州县小吏严厉，而公卿犯法下面不敢揭发，即使揭发出来，处理也很轻，往往是“过恶暴著于天下，而罚不伤其毫毛”。

　　苏轼认为刑不上大夫是指审讯方法，不是指判刑，如果“厉法禁自大臣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小吏就自然不敢犯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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