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也积极反腐？看看朱元璋当年是怎么反腐的？

作为中国古代史上，一位极其充满争议的帝王。一件尤其充满争议的大功业，便是那场终其整个执政生涯的反贪风暴。

对于历代开国帝王而言，反贪本不是个稀奇事。中国每个完成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开基建国之后，都会把整肃吏治，当成头等大事来抓。流传至今的业绩与美谈，也从来都不少。

对这件事，朱元璋的认真程度，却堪称前无古人，甚至创下了各种中国历史之最：最严苛的量刑标准，贪污六十两白银就是死刑。最残暴到酷烈的多种刑罚，从凌迟处死到扒皮塞草，再到砍手砍脚劳动改造，可谓耸人听闻。还有最早的“群众反贪运动”，平头百姓只要头顶一本国家法典《大诰》，就能大张旗鼓，把贪腐官员送到京城治罪。更有最长的持续时间和最彻底严格的查办：宁可错杀绝不放过，发现一个就追查到底，冒头一个就抓一大批，闹出大案多起，数万官员落马，酷烈的反贪整肃，持续近三十年。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涉及官员数目最多、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大规模惩贪行动，也是政治强人朱元璋，至今争议不断的事迹之一：褒奖者认为，这场运动惩治了腐败，弘扬了正义，纵然几百年后的好些后人读来，也深感扬眉吐气。但贬低者同样，好些人认为，虽然惩贪没错，但手段太残暴，株连无辜也太多，矫枉却更过正。更有人认定：饶是朱元璋手段用尽，可后来的明王朝，却依旧贪腐腐败严重。所以如此暴烈的反贪，其实最后还是失败收场。

到底是轰轰烈烈的成功，还是劳而无功的失败，且让我们从头梳理一下。

一、明初腐败很严重

朱元璋对于腐败的痛恨，很大程度上，来自早年悲苦的记忆：那个给予了成长苦难的元王朝，堪称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为腐败的朝代之一，正如朱元璋称帝后的多次回忆中所说：那时候的官员，只知道敲诈勒索，暴虐害民，从不知为民解忧。他自己的父母兄长，虽说是死于饥荒，但本该发下的救济粮，正是被贪官污吏们克扣。所以腐败，便是他的切齿仇敌。

然而当朱元璋历经奋斗，终于君临天下后，却吃惊的发现：这个他切齿的仇敌，非但没有随着的覆灭而消亡，反而如毒素一般，正在大明王朝新生的肌体里迅猛扩散。

开国后的困难局面，众所周知的一条，便是“穷”：元朝的失败统治，经济崩溃，天灾频繁。外加元末十多年战乱破坏。到处都是焦土荒地，战前几万人的乡镇，经常战后就剩几百人。农民更大量逃亡，好多村庄空空荡荡，大明朝的所谓万里江山，其实建立在一片破砖烂瓦的废墟上。

这样的烂摊子，想要稳定政权，甚至开创盛世。没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几乎就是。但这时明朝面临的比“穷”更大的难题，却是“贪”。

元朝的贪腐风气，好比顽固的病毒，一有风吹草动，蛰伏期后便能传染。偏偏明朝开国后，不但制度上早期沿袭元制，各级官员，好多也都是元朝的旧臣，衙门里的小吏们，更多是混多了的老油条，搞起贪污腐败，从来轻车熟路。

有了如上便利条件，随着明朝政权稳固，腐败的“平台”，也就随即搭起。虽说朱元璋一心体恤民力，登基之后就出台各种优惠政策，田赋定到最低，新垦土地更免三年徭役，匠籍制度下的工匠们，更给改善生活，给予补贴。甚至连佃农的地位也提升，不再是地主家的奴才，真个是一心一意解放生产力。

但随着腐败抬头，这样的好经，也就给念歪了。比如朝廷收税，地方官吏们便勾搭连环，各种加码，在浙江地区，老百姓除了交国家税赋外，各种摊派的附加税，就多达七八种，总数比朝廷规定的田赋，更多处一辈多。国家的公款税粮，更经常被人层层扒皮克扣，甚至老百明交了税，还没送到京城，路上税粮就被各级官员分光，像颍州卫指挥使，一次性贪污卫所税粮，就多达三十八万石。

发展到后来，风气就更恶劣。地方上的豪强大户们，和官府勾搭连环，做起事情来，更是，各种颠倒黑白的事情遍上演了：像浙江的地主赵淑，凭着一张元朝过期的地契，花钱疏通了官府，便轻易霸占了大批粮田。好些原本有了土地，终于可以的农民们，再次流离失所。苏州地区到了洪武三年（1370年），被世豪大户们拖欠的税粮，竟多达七十五万石，后来被朝廷逼得急了，苏州知府陈应竟把这批地主欠的粮食，转给穷百姓买单，谁家要是交不上，就拿烧红的烙铁烫，人送绰号“陈烙铁”……

地方腐败滋生，京城也好不到哪去。中央六部的官员，好些平时就是混日子，听凭衙门小吏们糊弄，学起捞钱来，却一个赛一个快。竞相开发贪腐新花样：比如户部发行宝钞（纸币），每次都截留私分一百多万。刑部尚书开济，收了钱后竟能把死刑犯掉包，犯了死罪的人，硬让他给捞出来。兵部侍郎王志更有商业头脑，从提拔官员到追捕逃军，件件都能明码标价，花多少钱办多少事，一次受贿就是二十二万。

腐败如此横行，好不容易稳定的大明朝局，也又开始动荡不安。仅明朝立国头三年，各地军户逃亡就有四万多人。农民逃亡更是天文数字。然后湖北蕲州，罗县，外加四川广东，先后爆发数万人规模的农民起义。仅《明实录》统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就多达一百多起。虽然阵仗没法和元末比，但照此状况下去，重演元末农民大起义，只能是时间问题。

如果说如上状况，已足让朱元璋暴怒，那么另一件情况，更让朱元璋怒极：那些跟随他南征北战，为他立下无数的功臣宿将们，不但没起好作用，反而竞相堕落加速度，成了贪腐的“重灾区”。

明朝开国的时候，为了表彰诸多功臣的贡献，开始大行封赏，从公爵到子爵，前后陆续封了一百多人，其中公爵便有二十五位。这些大功臣们，不但有丰厚爵位和肥沃良田，很多人位高权重，极其显赫嚣张。

这样一来，贪腐风气的香风一熏，好些大功臣就飘飘然。眼看着刀枪入库，不但忙不迭地开始享受，办事也越发嚣张。比如名将凉国公，从来喜欢霸占良田，而且还经常抢掠百姓为奴，民愤一直极大。永嘉候朱亮祖，驻兵广东的时候不但贪爆害民，更罗织罪名，将阻拦其违法的县令道同陷害致死。济宁侯顾时，每天除了喝得，就是到处兼并土地，正当军务从来不管。剩下的好些功臣也更如此，从攀比享乐到抢男霸女，歪事办得一箩筐。

要是这群人，都是宋初“杯酒释兵权”后的的土地主，危害也未必大，偏偏这群人除了有钱有爵位，手里更有兵有权，于是互相勾连，搞起腐败同盟，甚至走私不法，都成了家常便饭。比如丞相，连他家的家奴，都成天出去公开走私货物，沿途官吏谁敢阻拦，接着就是一顿暴打。

如上严峻的事实，从明朝开国起，就不断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也终于因此下了决心。以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要革这个“弊”，也只有干一件事：反贪！

二、反腐先把制度抓

洪武二年（1367年）二月二十九日，朱元璋突然给群臣，发了一份奇特的诏书。

这诏书说奇特，是因为它更像一番表白。

“我当年还在民间的时候，经常看到元朝的官员欺辱百姓，敲诈勒索，现在想来，依然深恶痛绝啊。我希望大明朝的官员们，遇到类似的情况，都能够严惩不贷。每一个官员，都可以奉公守法。你们要知道，如果你们廉洁奉公，清白做人，那就像走在坦途大道上一样，但是，如果你们胆敢贪污腐败，那么就像走进荆棘密布之中，就算能活着出去，也是遍体鳞伤。”

这份诏书，先追忆童年，再提要求，最后发警告。核心就是一件事：朝廷要反腐败了。

后人说起之后的这场反贪风暴，批评非常多的一点就是：这场反贪运动，抓人很多，杀人不少，但是制度建设，却极其缺失。

而如果仔细看史实，我们却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朱元璋首先整顿的，不是贪官们，却恰是制度。

这里首当其冲的，便是官吏考课制度。通俗点说，就是官员的工作评估。

在这件事上，朱元璋一个对症下药的举措，便是首先制定了《授职到任须知》，也就是先抓教育。

明初腐败滋生的一大原因，不是官员没道德，而是官员没能耐。各地的衙门小吏，全是贪腐老手。官员却是外面来的，到任后俩眼一抹黑，就算想卷起袖子反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

而这个问题，正是《授职到任须知》的编订原因：没能耐？那就要加强学习。这本册子上，详列了地方官员为官一地，必须要完成了三十一项工作，包括地方司法行政，税赋征收，乃至民生管理等各方面。尤其厉害的是，这不是普通的流水账，相反每一项工作要务中，还仔细罗列了其中应当注意的多种问题。比如征收税赋，不但要懂你在任的地方，有多少田亩，更要搞清楚其中军田，民田，官田各有多少，每一种赋税征收中，贪官污吏们可能会捞钱贪腐的手段有哪些。如此细致，堪称官场规则的百科全书。如果学过了这东西，依然祸害了老百姓，那就不是能力问题了。

而这“百科全书”的另一大作用，就是给官员套紧箍咒。其中每一条工作内容，都是考核官员的硬标准。工作评定的时候，每个地方官都要参照此册子，一条一条对照评估，哪条不符合，就等着倒霉吧。而后朱元璋又编订《六部执掌》和《责任条例》，上级考核下级，全按照里面的规矩来。有章可循，犯法必究。

而随着学习的深入，明王朝的官员考核模式，也逐步固定下来。首先是考满制度，也就是官员每三年一次考核，三次考核为“满”，成绩好就能升官。这制度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基本固定下来：京城六部五品以下官员的“考满”，本部官员负责写评语，然后监察御史审核，最后户部再审查。军中文职官员“考满”，监察御史负责，军职首领由布政司审核，按察司再审查。至于御史和布政司，则由亲自审核。就这样相互审查考核，各部门之间，也就互相制衡牵制。

与“考满”制度相辅相成的，便是“考察”制度。“考满”抓的是官员任期满后的考核，“考察”则抓的是官员任职期间的工作评估。考核京官的叫“京察”，考核地方官的叫“外察”，同样是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制度和模式基本固定下来，京官不定期考核，地方官每三年一次进京，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联合考核，发现政绩不合格，就可立刻撤职，“考满”就没指望了。

俩项考核模式的完善，也使朱元璋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全国官员的，便处在牢牢掌握下。这期间另一个制度修正，便是罢掉了元朝的御史台，建立了大明的都察院。虽说都是御史，但跟御史台比，都察院的话语权显然更大，可以巡视地方，考核官员，弹劾不法行为。这个改变，与明朝“考满”“考察”的变迁一脉相承。官小权大的御史们，便好似反腐的利器，割除腐败，十分方便有效。

经过这一系列的经营，在修正了元朝体制漏洞后，朱元璋逐步建立一套监管严格，执行力强大的督查体制。举国官员，便已是案板上的鱼肉，一经发现不法，立刻就能拿下。

三、反贪风暴，冤案祭旗

在完善督查体制的同时，从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朱元璋又完成了另一件事：机构精简。从这年开始，明朝各级衙门，官员大规模缩编，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原先全国四千四百九十三个官员，已经减到了五百五十一人，算上衙门里的吏，总共也就五六千。

也几乎是在同时，一直加温的反腐行动，在洪武九年（1376年）正式爆发：空印案。

空印案，号称“洪武四大案”之一。也是朱元璋时代诸多官场大案中，最先爆发的一个。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拉开反腐大风暴的整肃事件，却是彻底的冤案。牵涉其中的官员，非但没有所谓的贪腐分子，相反，却不乏以廉洁奉公著称的楷模人物。

“空印案”的发生，起自明朝开国后一项财政制度：明朝地方官每年都要到京，向户部汇报是年的财政账目。地方官的财务报表，必须要和户部审核的完全无误，这样才算过关。

这看似是个简单的事，但放在当时，却极其折腾人：明朝财务制度极严，户部和地方的财务报表，哪怕有一个地方核算的不对，就要重新造册申报。造册倒还好办，盖章却是难题。地方官造好图册，在地方上盖好印章，等到了京城核对，一旦发现有错，就要再回到任地，重新造好册后再盖章，然后再跑京城。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年月里，这就是一场玩命折腾的折返跑。

被折腾的久了，好些机灵的官员，也就想出了办法。公章当然不能带到京城，但可以先拿公章，预选盖好几个空白图册，带到京城备用。一旦发现有错，就可现场办公修改，十分方便容易。

，这个好经验就推广开来，成了明朝财政工作里一个心知肚明的潜规则。而一直到了洪武八年（1375年）末，朱元璋本人，也无意中发现了这个规则。

几乎所有人看来，这不是什么大事，往最大了说，也不过是钻规则空子。一没贪污二没腐败，顶多是个工作失误。而且自从明朝建国后，虽然考核制度严格，但对工作失误，朱元璋一向还算宽容。之前几年，出现过的官员失职问题，只要没有贪腐行为，处罚基本也宽容。

但这次却真不同，朱元璋闻讯后竟然暴怒，立刻下令严查。很快查清，有个胆大的平民郑士利，一看要出大事，也壮着胆子上奏折，绕弯子赔小心说情，意思是官员也是为了干工作，您就网开一面吧。

谁知这奏折送上去，本想着灭火，却更像火上浇油。朱元璋立刻火速出手：说好话的郑士利，被罚去做了苦力。而涉事的官员更惨：户部尚书周肃以及各地衙门管理印章的官员，全部被处死刑。副手统统被杖责后充军。外加事件爆发后，上奏折说情讲好话的官员，以及涉案各省的按察司主官，也都统统论罪。整一年折腾下来，仅判死刑的官员就有数百，因为此事获罪的各级官吏，更多达数千人。

特别冤枉的是，这件事牵涉进来的官员，贪官，绝大多数都是兢兢业业干活的好官。其中竟还有几位大明知名的廉政标兵：典型就是济宁知府方克勤，此人是明初著名的清官，治理济宁三年，把原本破败不堪的城市，变成欣欣向荣的乐土，素来是百姓称道的父母官。就因为负责管理印章，也惨遭无辜躺枪，结果被蒙冤杀害。遇难的时候，济宁百家白衣素装，自发哀悼。

而对这场冤案，工于心计的朱元璋，也并非不知实情。但以他自己的话说：“如此作弊瞒我，此盖部官容私，所以布政司敢将空印执填写，尚书与布政司官尽诛之。”他最愤怒的，不是这个工作方式问题，而是眼皮底下，被骗的好苦。借此大办一场，就是为了立威。

威风立起来了，接下来的事，就更成了雷霆风暴，从洪武九年（1376年）起，各地打击官场歪风的力度，一天比一天严苛，从中央到地方，相继有官员落马。仅就这一年，按照御史韩宜可的奏报，在凤阳因为犯贪污罪被罚劳改的官员，数量就已经突破万人。而这仅仅是开始，到了第二年，连接各地的驿道上，挤满了流放充军的犯官，连朱元璋本人都承认：今年各地都缺官员，好不容易补充上一批，没多久又快全抓光了。

大明王朝号称史上最严苛的法律，也以极强的执行力推广：六十两白银就是死刑，受贿一百二十贯就是充军。逮着的真贪官也格外多，仅中央官员，就有户部尚书赵逸和工部侍郎韩铎相继论死，地方上抓出来的贪官更是一大批，好些都是罪大恶极者：比如大名通判刘汝霖勒索百姓，被论罪处死，福建布政使陈泰下乡扰民，被抓到京城枭首示众。新科进士陈升等三人，去昆山水灾地区赈灾，跟当地士绅吃了顿饭，收了一千多贯钱的礼物，朱元璋，立刻派送来绳索，勒令三人自尽。临淮和嵩山俩县，当地官员接受贿赂，逼他人代服劳役，事发后朱元璋大手一挥：俩县所有官员，全部处死！

轰轰烈烈的惩贪行动，就这样全国展开，当时各地的土地庙，都用来处决贪官。处决的方式，便是“扒皮塞草”，人杀了，然后剥皮塞草做成标本，摆在衙门里警戒后来者。期间又有胡惟庸案发，大批功臣宿将被整顿，王朝上下，一片血雨腥风。

持续的整肃风暴，在洪武九年的大案后，曾一度渐渐平静。到洪武十六年左右的时候，风声也渐渐松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又设立三法司，更制定《府州县官为政八事》，作为地方官员行政准则。大案闹过了，贪官杀过了，规矩树立了，恐怖的惩贪风暴，似乎也该过去了。

然而到了洪武十八年（1385年），一月初九，吏部奏报官员考核结果，举国四千多官员，称职的只有四百三十九人，有贪腐行为的，竟还有一百七十多人。这个不太高的比例，却再次激起朱元璋的大怒。不久之后，他用一份新的昭告，再次公布了肃贪的决心：我执政已经十八年了，一心要任用贤才，开创盛世。然而各地的官员，大多都不称职，而且好多官员还内外勾结，贪腐害民，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能不忧虑啊！

于是雄心勃勃的朱元璋，再次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贪大整肃：郭桓案。

比起诸多无辜官员躺枪的空印案，郭桓案倒不是太冤：这年三月，御史余敏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有贪污行为，朱元璋立刻重手追查，一番顺藤摸瓜，果然查出了大收获：郭桓一干人等，不但贪污粮食四千多万石，而且勾搭连环，涉及到了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高官。而且郭桓本人还收受地方贿赂，协助当地地主逃避国家赋税，侵吞国家钱粮。没查几天，案子越查越大。

但朱元璋是真不怕事情大，既然要查，那就往根子里刨。结果刨到最后，不但刨出了朝廷的大蛀虫，还挖出了地方腐败的潜规则：这帮人上下勾结，每年收税的时候巧立名目，加征摊派勒索百姓，收钱的花样有十多种不说。还帮助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闹得大批农民倾家荡产。

事情清楚了，朱元璋处理也迅速：中央六部涉事的主犯，一律统统处死。礼部，兵部，工部，户部四个部的主犯，也就是郭桓，王志，麦至德，王惠迪四人，统统判了死刑，这样还不算，六部凡是涉及此事的办事官员，也一律统统处死。这堪称是大明官场有史以来最惊天的大地震：此时胡惟庸已伏法，宰相制度废除，六部便是明朝政府最高机关，如此一闹，高官几乎全杀光。

各基层官员自然也无法幸免，从六部开始，各州府县乡一路查，查到谁办谁，就连地方上与之勾结的富户地主们，好些也都被治罪。如贵溪，苏州，这几个当地有名的豪强地主，统统被砍了头。前后算起来，整个案件中仅处死刑者，数目竟高达三万人。

也因为这案子闹得动静太大，又发生在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以至于当地人人自危，好些富户更纷纷求告，一看杀得差不多了。朱元璋又用了一种特殊的办法结案：从头到尾审理此案，判决人犯上万的右审刑吴庸，也被朱元璋处死。罪名是株连太多，扰民过度。

比起“立威”的“空印案”来，株连更多的郭桓案，也有着更深的意味：在郭桓案之前，明王朝虽然重手治贪，也惩办众多腐败分子，但都是冒出一个抓一个，而这一次，朱元璋的整肃，却指向了盘根错节的贪腐系统：江南豪强地主的威胁，一直令朱元璋头大，借这样一个案子，打压各地豪强，同时摧毁地方腐败的勾连系统，才是他要做的事。

而在地主豪强的威风被灭掉后，虽说为了安抚人心，拿吴庸当了。但与此同时，朱元璋的另一个行动，却轰轰烈烈展开：发动群众。

这年十月，朱元璋亲自作序的《御制大诰》全国颁发，这部法律典籍，用活灵活现的案例，解释了各类法律条文，更收录了自朱元璋登基之后，全国各地发生的种种贪腐案件。且文字以白话为主，通俗易懂。朱元璋下令，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们，都要人手一本《大诰》，不识字的，就要找各村的老人，集合大家当场讲读学习。就连监狱里的犯人，谁读这个读的好，还能获得减刑。尤其厉害的是，只要老百姓发现官员贪腐，头顶这本宝典，就能把官员捆了送京城治罪。其中还真有这么干的：一个叫陈寿六的农民，绑了腐败分子到京城，得到全国通报表扬。

而这件事情，也更折射了朱元璋如上折腾的终极目标：他不仅仅是因为痛恨腐败，更是要一心一意，建设一个他理想中的世界。

于是终其一生，他一直在动作，伴随着贪腐风暴的进行，官员的威风，地主的威风，统统被扫下去了。然后规定官员不能轻易下乡，农村找德高望重的长者来管理。而且村村都要有老人走街串巷，每天传达朱元璋的指示。这正是他心目中的“大明新农村。”

而与全国上下学《大诰》热潮对应的，是更加猛烈的惩贪风暴，郭桓案后，在他执政生涯的最后十二年里，肃贪的力度，再也没有放松过，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是他反贪风暴的最高潮时期，每年都有大批官员不幸落马。而这时他的矛头，又借着蓝玉案的时机，对准了剩余的功臣宿将们，如傅友德等战功卓著的功臣们，其获罪身死的主要罪名，都离不开“贪污”二字。

而持续的整肃，也成了官场的不二噩梦。如江西等地的地方官，在这十年之中，竟然没有一个能平安做到任期满的。按照许多野史的说法，他执政的最后十年，几乎到了“无日不杀人”的地步。更邪乎的说法是，那时朱元璋每天，只要玉带在腰下面，就要多杀人，玉带在腰上面，还能少杀一点。虽说传言不足信。但真实的记录中：官员每天早晨上班，晚上能平安回来，全家就像过节一般高兴——高兴多活一天。

而在这种大清洗般的围剿下，贪官固然杀了不少，清官却也好多陪绑，除了空印案中的诸多冤魂外，户部尚书滕德懋，出名的清官廉吏，也因被告发卷入了贪腐案，被安了“盗用军粮十万石”的罪名含冤遇害。等着事情过去了，一次朱元璋去滕德懋家，竟发现滕家极度穷苦，然后剥开滕德懋的尸体，又发现他腹中只有野草，半颗粮食都没有，这才明白自己办错了案。

之所以出现类似的冤屈，除了株连过多，冤假错案难免外，却也由于晚年朱元璋偏激的性格：垂暮之年的他，性格也越发暴烈，特别是在太子与妻子相继离世后，处理起类似案子来，更是从速从重。如此一来，好些人更视做官为畏途，好多诗书传家的，为了逃避做官，竟不让子女读书。好多官员为了能平安退休，放着官位不做，不惜装疯卖傻，只求朱元璋放自己回家养老。典型如御史袁凯，为了求退休装疯，为了装疯装得像，更当着朱元璋使者的面啃狗屎，一番卖力表演，终于换来告老还乡。按照《明史》的说法，到了二十多年后的明朝宣德年间，很多亲历过那个时代的官员，回忆起那场血雨腥风，依然连连后怕。

四、非议难掩大功业

朱元璋的反贪风暴，虽说有各种问题，也招来争论不断。但无论多少污点，却也难掩其骄人的成果。

经过数场浩大的反腐风暴，元末贪腐的流毒，在大明王朝的国土上，终于开始艰难的刮除。以《二十四史札记》里的称赞，便是“整顿一代之作用”。在朱元璋执政的后半段，以《明史》里的说法，哪怕是穷乡僻壤，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也不敢胡作非为。更涌现出了一批清官廉吏。正是这清明的吏治，奠定了明朝百年的盛世。

而尤其影响最直接的，便是与反腐风暴同时铺展的，大明王朝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在朱元璋执政的三十年里，包括兴修水利，修筑驿站，乃至动用数十万人的洪武大移民。样样都是中国古代史上空前的工程。如此浩大的动用民力，却能稳妥完成，没有发生各类动乱。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清明的吏治。明朝，在一片废墟的开国基础上，用三十年的时间，实现了经济的腾飞，缔造了富庶太平的洪武盛世。这场争议汹汹的惩贪风暴，实为重要强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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