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可能成为罪犯！欧洲反酷刑、反废死的那段历史，人民到底在争什么？

虽然英格兰国王在1660年复辟之后废除了通奸的死罪，但处决不正当的性行为仍持续到十八世纪。通奸者、娼妓在伦敦公开施以鞭刑，游街示众，并公告姓名，列入居住堂区的黑名单。

每到周日，圣职人员会大声念出违法者的名字，并要他们公开忏悔逾矩的性行为，有些也会被地方官员判处劳役。18世纪初10年，每年有超过1000起处决案例，以维护社会道德。但愤怒逐渐减弱。不光是伦敦社会日益进步，对性的兴味越来越浓，还因为这样的处决往往只针对穷人，因此被视为不公。

自由的概念更为辩论火上加油。应该逮捕拉客的妓女吗？不，因为拉客并不违反法律，逮捕她就是违背大宪章的条款。那么通奸呢？无法容忍通奸是因为违反自然法，还是违反教会法规？因此启蒙之士会说「laissez-faire」――随他去吧。

洛克自己就认为，如果一个有小孩的男人，在婚姻生活以外和一个或多个女人交往，这样的行为并不违反自然法，但他要小心不要公开。这个辩论倒是由苏格兰的哲学家休谟在著作《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39–40）中巧妙化解，他在书中提到性欲是一种食欲，而「约束食欲是不合乎自然」。确实，毕竟生殖是社会的根本。

到了1750年，男人和女人私底下有自由从事欲求的肉体行为，这样的想法开始获得广泛支持。受到这个原则启发的文学作品，可见1748–49年在英格兰发行的小说：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克拉丽莎》（Clarissa）以及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的《汤姆．琼斯》（Tom Jones），两本书的主题都是关于婚外情。同年约翰．克雷蓝（John Cleland）出版《芬妮希尔》（Fanny Hill），更是一部大胆的情色小说，所有不道德的性行为都出现其中。

在法国，1740年后也出现同样惊艳感官的绘画，布雪的情色画作里头尽是年轻美丽的裸女，呈现挑逗的姿态。对那些喜欢体验肉体欢愉的人，召妓比过去两个世纪更明目张胆。

1757年起，在时尚的伦敦西区，所有好的、坏的，以及很糟的性交易服务还制成商业名册，称为《哈利的柯芬园芳名录》（Harris's List of Covent Garden Ladies） 。查理二世（Charels II）以及路易十四更是坚守王室包养情妇的传统，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贵族亦同。新兴的中产阶级也乐于采用这样的习俗，对他们而言，性不过是一样商品。

欧洲南部的国家，对性行为的态度总是比较复杂。天主教的城市国家威尼斯，对于不法的性爱关系总是相对较为容忍。但你可以说他们在十八世纪更加开明了，因为出了个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译注：1725–98，义大利冒险家、作家，以风流、追寻女色著称）自由的概念也在逐渐广传的人道主义中可见。俄罗斯女皇伊利莎白（Elizabeth, empress ofRussia），在国人普遍不悦的情况下，于1744年废除死刑。

1764年在义大利，西萨尔．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出版《论犯罪与刑罚》（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书中他提出，国家取走他人生命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他认为，终身监禁反而较具阻吓功能，因为时间很长。

托斯卡尼的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因而在1786年废除死刑。伏尔泰于1766年引进贝卡里亚的著作，1767年本书也在英国问世。即使保有死刑的国家也减少判处死刑。阿姆斯特丹的死刑执行率减少六分之一，在伦敦也减少三分之一。

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在法律惩罚上的影响更是明显。痛苦和虐待的刑罚如今仿佛只是强调国家的残暴，而非违法者的恶意。

在英格兰，权利法案（1689年）中明订废除「残酷与不寻常的惩罚」，终止过去砍断手脚的刑罚。1775年起，戴上枷锁并游街示众的情况也逐渐减少；鞭打女性也几乎同时停止；烙印则在1779年改为罚款。英格兰最后一个因轻叛逆罪（杀死丈夫或雇主）被烧死的女人在1784年处决；而最后一个因重叛逆罪被烧死的女人是在1789年。

早在1791年焚烧惩罚完全废止之前，就有个出于人道考量的不成文作法──被判刑的女人在火点燃之前就先被吊死。有些女人被宣判无罪，纯粹因为法官认为这种骇人的惩罚不适用于她们的罪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许多原本会被吊死的男人身上。英格兰人越来越常被送到美国（直到1776年）或澳洲（直到1787年），而非送上刑台。

1770年间，约翰．霍尔（John Howard）提倡英国监狱改革，认为监禁是残酷且有辱人格的对待。在法国，残忍的刑罚也减少了。最后一个因双方同意的同性性行为而被焚烧致死的法国人是在1750年，而焚烧最后一个男性强暴犯是在1783年。1791年，法国甚至有意废除死刑。但不幸的，建立更容忍的国家这个理想，不久之后随着法国革命而烟消云散。但从各方面说来，法国革命的残暴仍应该被视为人道主义潮流中的例外，而非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