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人才选拔的开端: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口号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是思想纷呈、人才辈出的时代。儒释道三家各有时代的代表人物,互相辩论而不失其雅量。政治派分、权力攘夺固然使“名士少有全者”,但那个时代有残酷、有杀戮,也有热情、有声音。临刑,还抚奏了一曲《广陵散》。
那个时代礼赞人才,尊重对手。南朝佛教鼎盛,反佛的声音也能表达。于是范缜出现了,并写下了驳斥佛教的《神灭论》。毕生向往佛门、多次舍身出家的带头和范缜辩论,亲撰《敕答臣下〈神灭论〉》,双方都是有模有样不失风度地据理力辩。
范缜以一己之身与当时的口舌相争,不可谓不勇敢。而之所以这样,也和梁武帝能够守持思想辩论的规则,不以政治权力剿灭异端有关。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说:范缜的勇敢是倚仗于梁武帝的大度,这二者都是难能可贵的。由此可知,在当时能形成我国历史上人文鼎盛、著述宏富的一代文化景观,不是偶然所至,而是自有渊源。
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才闸门是如何打开的?寻根索源起来,关键人物不是别人,乃是大名鼎鼎、千秋万世骂名不绝于耳的。
曹操其人,在罗贯中的《》中是一个活脱脱的奸雄形象,被涂上的白脸,层层复复厚几许,要想剥掉难上难。但后世的文史研究者,欲还曹操历史本真的也不在少数。郭沫若1959年写过《替曹操翻案》;早在他之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著名文章里,就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对曹操给予特殊评价的还有大史学家陈寅恪。他把曹操比作“旷世枭雄”,并说读史的人总是批评曹操使诈使贪的道德过失,却不知此人“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
这个“转移数百年世局”的历史作用,得从曹操的“求才三令”说起。所谓“求才三令”,指的是曹操在建安年间接连颁布的3道诏令。第一令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鲜明口号,表示迫切希望与贤人君子“共治天下”。第二令是补充第一令所不够具体者,特别说明,不怕用有缺点的人才,尤其不必处处都以德行来限人。第三令网开更大,提出用人甚至不在乎有没有“污辱之名”。此令词赫然写道:“昔伊、傅说出于贱人,,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曹参,县吏也,、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也并非不可以起用。这未免太过于了。
此三令一出,各类人才、人物,河满江泻矣。陈寅恪先生认为,曹操之所以颁此三令,目的是破除汉以来既有的吏治结构,而以“有德者未必有才”的口号相昭示,其打破陈规的作用自必可观。虽然、泥沙俱下的情况在所难免,但最终毕竟酿成汉魏六朝人才鼎盛之局。陈寅恪先生所谓曹操不无“转移数百年世局”之功用,其历史深涵,就是在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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