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为何是一场悲剧？反帝爱国神坛上的悲哀闹剧

　　“从1898年起，活跃在山东的民间组织义和团，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初中历史教科书对义和团的描述。义和团一直在历史神坛上跳着妖异的舞蹈，当抹去时间在他脸上涂抹的浓妆，触碰他干瘪粗糙的脸庞，你会在他的眼神里读到让人无所适从的冰冷……

　　这张被历史课本使用的照片，深深地印在多数人的记忆中，图片中“义和团小将”稚气未脱的笑脸成为了人们对义和团的直观认识。

　　一百年前的此时，正在兴起，一年后便轰轰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整个北中国。但就在高潮之际，却又突被残酷镇压下去，其兴也勃，其亡也速。义和团运动当然是正义的，团民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义、无比英勇，使人更感到这确是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

　　刀枪不入?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的封建性。义和团运动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等，都成为义和团所奉的新神的共同来源。而义和团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救灾等。这些招术为广大农民熟悉，极易为他们接受。而与以前各种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点是它降神附体的群众化，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而且，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独尊的神祗。这些都使义和团的感召力更强，更易发动。

　　总之，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抚”“剿”之间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百日维新”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为了根绝隐患，等守旧派决定废除，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1900年春夏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

　　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自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

　　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19 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最终决定“向各国宣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携光绪等向西仓惶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爱国与误国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反对社会发展，阻挡历步。义和团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还可能“误国”。对义和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更多地看到其负面作用。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克林德碑》一文甚至认为义和团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加入到争自由、民主的运动中去。

　　他们对义和团的观点或许不无片面、苛刻之处。但一场正义、英勇的运动却被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运动，历史悲剧，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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