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过不在将士：应还北洋海军将领公正评价

　　“以成败论英雄”向来是有些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我认为这种历史观是偏颇的，有其势利的一面。对失败者而言，只记住他们犯下的错误和失败，忘记了他们曾有过的英勇和牺牲，只看到他们失败的责任，看不见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这是不够的。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至今仍有人将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结于以丁汝昌为首的北洋海军将领，甚至指责他们是造成失败的祸首，在北洋海军主要将领身上几乎都背负有不公正的评价，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谁应负甲午战败主要责任?

　　评价北洋舰队将领首先应当分清战败的主次责任。甲午战争所处的年代正值末年，清王朝已陷入全面危机。政治统治的腐朽没落，战略决策的消极保守，派系党伐的明争暗斗，封建军队的腐败涣散……这些才是导致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

　　北洋舰队成军之后，朝廷大员者多，真正帮助扶持者少，前来校阅观摩者多，前来解决问题者少。这致使战争即将爆发时，舰队战备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毫无疑问，北洋舰队将领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实事求是地分析，许多关键问题确实不是他们能够解决的。在指责他们负有战败责任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这样一些重要事实：

　　事实之一：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之日，也是停止发展之时。1891年，清廷决定停购外洋船炮两年，丁汝昌十分着急，他曾上奏：“……从前所购船舰，经历多年，已成旧式，机器渐滞，运用不灵，比较外洋新式快船，速率悬异，且快炮未备，难资战守，一旦有事，恐难支拄，请及时增购船炮，以备防御。”但是他的多次建议均未被采纳。大战在即，为应对日本威胁，丁汝昌提出添置新式快炮需银61万两的最低要求，清廷仍旧拖而不办。大战之前清廷修园，所花银两再建两支北洋舰队也绰绰有余。大战之后割地赔款图苟安，所赔银两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我们不禁要问，连添置几门快炮都办不成的舰队将领，何以承担战败的主要责任?

　　事实之二：消极防御战略贯穿北洋舰队作战的全过程，“保船制敌”、“以战为守”方针束缚着北洋舰队，但北洋舰队将领只是这一消极作战方针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仅举一例：丰岛海战前，丁汝昌对日本舰队来袭就预有判断，制定了亲率北洋舰队主力8艘战舰护航的计划，这个计划开始也得到的认同，并授权“相机酌办”，丁汝昌据此提出了“大队到彼，倭必开仗”、“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的应对之策，但却被李鸿章训斥后取消了大队护航计划。结果丰岛海战中清舰在明显劣势下惨败。连派出多少兵力都说了不算的舰队将领，如何承担指挥不当的主要责任?

　　事实之三：甲午战争并非只是海战，陆上作战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陆海相辅相成，陆岸是北洋海军的依托。陆上作战，尽管广大清军官兵也有英勇作战之举，但总体上是败得快、败得惨。辽东战场，日军顺利占领辽东半岛，使北洋舰队失去了最重要的基地旅顺;山东战场，日军荣城湾登陆如入无人之境，威海港南岸各炮台一日之内全部失守，北岸炮台和卫城守军不战而弃守，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成为孤军，苦苦等待的陆上援军始终未见。甲午战争海战的失败固然影响重大，陆战的失败又何尝不是如此，陆战惨败的责任又该谁来负呢?

　　事实之四：刘公岛被包围后，清廷内外臣工、将领意见纷纭，有的主张舰队出击;有的主张退往烟台;有的主张水路相依，协同作战;有的主张固守威海，陆上增援;最后是哪一种决心也没定下来。结果是，港口被日联合舰队绝对优势兵力死死封住，舰队出击“出不去”;陆岸被日军全部占领，协同相依“依不上”;陆上增援清军无影无踪，坚持固守“守不住”，最终舰队只能走向覆灭。

　　此类事实还能列举不少，对于一场失败战争，找出其失败的原因教训固然重要，分清失败原因教训的主次则更为重要，否则不足以真正吸取教训。

　　丁汝昌罪责大多不实

　　丁汝昌战后长期背负罪责，至今仍争议不断，有很多不实之辞应当加以澄清。指责丁汝昌的不实之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说丁汝昌能力不强、指挥无方。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军专业，领导管理能力不强，造成舰队管理不善。另外，有人认为丁汝昌担任北洋舰队提督，完全是李鸿章“任人唯亲”的结果。

　　诚然，丁汝昌出身淮军，并非海军科班，专业知识不及留洋培训将领。但北洋舰队的重要性决定了提督一职在李鸿章心中的分量，他不可能不用自己人，也不可能不用“能人”，不用自己人不足以控制这支舰队，不用能人不足以驾驭这支舰队。与北洋舰队科班出身将领相比，丁汝昌是资历最深、作战经验最丰富、战功最多的将领。行内人都知道，创建一支新军与接手一支老部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作为统领舰队的提督，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使舰队成军，并投入作战，其责任、压力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丁汝昌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一直在努力学习近代海军知识。从他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可以看出，他海军专业术语熟练，表达准确，相当熟悉舰队业务，具体到上午操炮、下午操枪、逐日轮流打靶的训练安排，甚至舰船修理旧洞的数量他都亲自抓落实。某次，运抵军中的煤炭短少10吨，丁汝昌硬是5次追讨，直至补齐，从中可以看出丁汝昌对舰队建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清朝上下既无海军传统，又无海军文化，更无人才培养的历史积淀，选用既懂海军专业、又有实战经验的将领谈何容易，说李鸿章用人完全是“任人唯亲”，也有失公允。

　　二说丁汝昌“怯战”，消极保船，贻误战机。这一指责实际上是朝廷大员推卸责任、寻找战败之举。

　　甲午战争中，丁汝昌几乎参加了北洋舰队除丰岛海战外所有的战斗和重大行动，黄海海战中，他负伤后还不肯进舱，仍坐在甲板上激励将士。而在抗敌过程中，丁汝昌时常遭受无端指责及处分。他有许多机会可以推诿卸责脱离战场，但他从未这样做，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顶着来自朝廷的问罪、处分和言官们如潮的声讨、谩骂，抱定必死决心，忍辱负重坚守指挥岗位，直至自杀殉国，这样的人会“怯战”吗?

　　实事求是讲，丁汝昌在指挥上深受李鸿章“保船制敌”消极防御方针的束缚，但他仅是这一方针的执行者。将“怯战”、消极保船和贻误战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显然有失公正。

　　三说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败的祸首。这是当时皇帝和一些朝臣为推卸战败责任对丁汝昌的指责，什么丁汝昌“一贯畏怯避战”，“旅顺危急，率兵舰望风先逃”等，现代还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后死”，称他自杀不是“以死报国”，而是自知罪责重大，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

　　这样评价一个英勇抗敌、自杀成仁的将领是很残忍冷酷的。试想在舰队陷入绝境之际，日军将劝降书送至丁汝昌手中，威逼利诱他投降，丁汝昌斩钉截铁表示“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时，是一个怎样的心境?在威海保卫战中，丁汝昌以北洋舰队残余兵力多次击退优势日军的猛烈进攻。“定远”遭袭时，他正在舰上与诸将议事;“靖远”中弹时，丁汝昌正在舰上督战，并意欲随舰俱沉。像他这样一个抱定“船没人尽”决心的人，为何要先投降，再自杀?仅用“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来解释原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丁汝昌这种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忍辱负重，最后时刻尽节以终的崇高品格和爱国精神难能可贵。这一切不应否定，也不容否定。历史应当还丁汝昌这个甲午战争最大的悲剧人物以公正。

　　刘步蟾没有“怯战自保”

　　刘步蟾，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黄海海战中，在丁汝昌受伤后代为指挥。在威海保卫战中，他英勇抗敌，最终在不得不引爆“定远”后，拒绝投降而服毒自杀。

　　甲午战争后，国人对刘步蟾的评价一直是正面的。但至20世纪中叶，他突然又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一些学术书籍和影视作品中，其形象变得相当负面。

　　据查，刘步蟾的这些恶名主要来自英国人戴乐尔(又译泰莱)之手。戴乐尔是北洋舰队洋员，海战时曾担任“定远”舰副管驾，在其晚年所著回忆录《中国事记》中，刘步蟾被描述成为中国将领中的反面典型。由于戴乐尔是海战的经历者，他的话具有一定权威性，因此该书译本被视为研究北洋海军的重要一手资料。

　　评价历史人物，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戴乐尔攻讦刘步蟾的要害问题，是指责他在黄海海战中擅自改变既定阵形，怯战自保。那么，北洋舰队将双纵阵改变为雁行阵，是否是刘步蟾擅改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丁汝昌在战后报告中明确指出曾下令变阵，刘步蟾代表提督发出变阵旗号，完全是职责所在。其次，变阵后“定远”舰居于舰队正中最前方，距离日联合舰队本队最近，受敌火力威胁最大，又怎么可能自保?再次，海战中“定远”舰一直冲锋在前，从第一个开火到最后一个撤离，如果刘步蟾怕死，“定远”舰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勇敢的行动?

　　戴乐尔为什么要诬陷刘步蟾?戴乐尔是经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介绍进入北洋海军的，自恃有此背景，对北洋海军事务多有干预，刘步蟾对其越权举动多次予以制止，戴乐尔对刘步蟾积愤已久，这恐怕是他诋毁刘步蟾的原因所在。

　　评价刘步蟾，还有一个著名的争议事件——“撤旗事件”。1890年，北洋舰队南下停泊香港期间，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舰上岸，刘步蟾按规定下令降提督旗，升总兵旗。此举惹怒了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他认为自己这个“副提督”还在，为何要撤提督旗?为此他与刘步蟾发生争执，后愤然辞职。琅威理离去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军纪日渐松懈。有人将此事简单归结为刘步蟾排挤琅威理。但实际上，“撤旗事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北洋海军创建初期，面临技术和人才严重不足的困境，聘请洋员是正确和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洋员也是西方国家企图控制北洋舰队以捞取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如何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一方面又牢牢掌握海军的控制权，始终是北洋舰队一个既重要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撤旗事件”实质上就是一场北洋舰队的控制权之争。在这一重大是非问题上，刘步蟾是清醒的。当然，“撤旗事件”的处理也反映了刘步蟾与琅威理平时积累的矛盾。

　　总之，刘步蟾为中国近代海军特别是北洋舰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近代中国腐朽社会的大环境下，他无力改变失败的命运，但还是以自杀这样悲剧性方式表达了爱国精神和坚贞气节，其崇高精神值得后人敬仰。

　　林泰曾不是“胆小鬼”

　　林泰曾，北洋海军左翼总兵兼“镇远”号铁甲舰管带。1894年中日黄海海战后，“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损，林泰曾引咎自杀。

　　与北洋海军许多将领一样，林泰曾身后受到的不公指责中，除了“能力不强”外，最重的就是“畏日胆小”。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李鸿章和丁汝昌对林泰曾的评价。李鸿章在丰岛海战后给丁汝昌的电报里写道“林泰曾于仁川畏日遁逃……”;林泰曾自杀后，丁汝昌的评价是“林泰曾向来胆小……”。以此为依据推断，林泰曾是“胆小鬼”似乎成了史学界的流行看法。为了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来看“畏日遁逃”是否属实?

　　1894年6月，日本发兵入朝，林泰曾受命统带3舰驶往朝鲜仁川。23日，林泰曾到达仁川即派人打探日军情况。24日，林泰曾会见日本领事，提出交涉，并电告国内相关情况。25日，他又发回电报，报告风闻有5000日军即将到达仁川，建议后路速备海军大队并调南洋军舰来北洋。26日，林泰曾发回第三封电报，称军舰在仁川战守均不宜，拟留一二舰在仁川探，余舰转赴牙山备战守。30日，林泰曾根据命令率舰开回整备。

　　在此阶段，中日两国并未开战，林泰曾正确判断形势，并提出了备战的积极建议，根本不存在“畏日遁逃”的问题。在当时的装备条件下，一个编队在海上连续执行8天任务后返回“整备”很正常，否则就难有再次出动的能力。指责林泰曾“畏日遁逃”，不过是李鸿章推卸责任的借口。

　　其次，目前所能见到的对林泰曾生前各方面评价都比较高，从未有“胆小”之说。他自投身海军后，几乎参与并指挥了北洋海军执行的所有任务，一贯表现积极。甲午开战后，林泰曾坚决主张采取攻势战略，要求“举全舰遏制仁川港”，与日本联合舰队“一决胜负于海上”。他为人“性沉毅”，而“待下仁恕，故临事恒得人之死力”，在黄海海战中率领“镇远”舰始终冲在前面，并连续击伤日舰。在这一系列表现中，看不到任何“胆小”的影子。

　　将林泰曾自杀视为“胆小卸责”是偏颇的。林泰曾早就立下了“舰亡与亡”的决心，而且在当时清廷“重舰轻人”的巨大压力下，立此决心的北洋海军将领不在少数。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对北洋海军将领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值得敬佩的英勇表现，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林泰曾是北洋海军高级将领中的杰出代表。

　　邓世昌绝非“虚假典型”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是北洋海军将领中著名的民族英雄。但就是对这样一位将领，时下也有少数人提出质疑，认为邓世昌是后人搞“虚假宣传”的产物。其主要质疑有四：

　　一是对邓世昌治军严格提出质疑。有文章认为邓世昌对下属十分苛刻、严酷;还有人说邓世昌在北洋舰队中是事故率最高的一位管带，不配做“民族英雄”。

　　应该承认，邓世昌不是完人，他有缺点。在封建旧军队中打骂士兵是普遍现象，舰队即将开战之际，面对存在的纪律松弛、斗志涣散等问题，采取非常手段整肃军纪实属正常，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责。

　　而对于事故率高的问题也应客观分析，北洋海军成军仅6年，驾驭的又是代表当时科技水平的新式战舰，在官兵素质尚不高的情况下，事故隐患在所难免。邓世昌自投身北洋舰队后事事争先，频繁执行各种任务，而执行任务多、干事多者，事故概率自然会高。对此，不应以偏概全。

　　二是对邓世昌驾舰撞击“吉野”提出质疑。有人认为，“致远”舰速度不及“吉野”，“以慢撞快”非常盲目;还有人强调，在蒸汽铁甲战舰的时代，使用撞击战术很不科学。

　　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其一：当时日舰正以优势兵力和火力形成对旗舰“定远”的围攻，形势非常危急，邓世昌此举可吸引敌舰、减轻旗舰压力;其二：撞击战术在当时仍有一定适用性，“致远”舰舰首下方就有为实施撞击而设计的冲角，当时“吉野”在纵队队列之中不便机动，又正好处于“致远”舰首正横位置，“致远”是以截击态势冲向日舰，一旦撞上可收重创敌舰之功效;其三：“吉野”具有侧舷速射炮的火力优势，正横向是其发扬火力的最佳方位，“致远”试图撞击“吉野”，迫使其转向，可直接降低其火力效果，有利于改变北洋舰队的不利态势。由此可见，撞击“吉野”并非盲目之举，而是试图以重伤之舰为战局作出最后一搏的英勇选择。

　　三是对“致远”舰的作战准备提出质疑，认为很可能是日舰炮弹命中“致远”引爆舰上鱼雷。有人进一步称，北洋舰队接战前要求各舰将鱼雷弃海，以免中弹引爆，而“致远”舰由于故障无法将鱼雷投出，恰恰就是这枚鱼雷最终造成“致远”沉没，由此推论邓世昌对作战准备要求不严、不细。

　　这一指责既不真实，也不专业，所谓“弃投鱼雷”是杜撰的。常识告诉我们，舰载武器不仅有鱼雷，也有炮弹，如果怕鱼雷引爆就将鱼雷卸掉，怕炮弹引爆就将炮弹卸掉，岂不可笑?

　　四是质疑邓世昌究竟是“坠海”还是“跳海”，认为以“致远”庞大舰身，只要邓世昌坚守岗位就不会坠海，由此推断邓世昌是在舰沉之前为求生而跳海，其“英雄”称号名不副实。

　　其实，要分析清楚这些问题并不困难：其一，“致远”舰幸存官兵都是随“致远”舰沉没落水的，如果邓世昌真想求生，那他完全有机会随众接受其后赶来的鱼雷艇救援;其二，包括洋员和日方目击者在内的亲历者多方证实，“致远”在中弹发生大爆炸后迅速沉没，当时“致远”舰官兵纷纷坠海，在舰桥上指挥的邓世昌为什么会例外呢?其三，邓世昌早就下定了以死报国的决心，其英勇行为不是一时冲动。丰岛海战后，他就激励全舰官兵：“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黄海海战时，邓世昌见“定远”危急，高呼：“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遂率舰冲向敌舰。有人主观臆测地将他说成是“出于政治需要的虚假典型”，是极不严肃的。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北洋海军官兵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批优秀的军人，他们绝大多数治军勤勉，刻苦学习西方海军建设经验，努力钻研海军技战术。他们在甲午海战中视死如归、英勇杀敌的壮举和宁死不屈、自杀殉国的崇高民族气节，都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120年过去，逝者已去矣，生者当自省。今天，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客观评价北洋海军官兵，还他们以公平，还历史以公平，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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