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香港三狼奇案始末(上)

三狼奇案黄应求被掳（一）

三狼案发生于1959年至1961年的香港，当时传媒称之为“港战后最惊人掳劫案[S1] “。三狼是指该案的3名主要匪徒马广灿、李渭及倪秉坚。三狼案发生当年称“双黄案“，因两名苦主是黄姓父子。

1959年绑匪绑架富商黄锡彬之长子黄应求，黄想逃走被杀，匪徒将死者的耳朵割下，向其家人勒索赎金，勒索信署名“野狼“，但黄父拒絶付款。匪帮一年多后又将父亲黄锡彬掳去，禁固17天之后将之释放，而黄否认付了赎金。最后警方成功破案，揭发是熟人所为。三狼案的审讯过程充满戏剧性，且不时于证人及被告口中爆出震撼案情及内幕，被告更指曾受警方的威逼恐吓与毒打。

3名被告亦分别为自己的谋杀罪辩护，且不约而同表示：只参与绑架黄氏父子，对儿子黄应求的死亳不知情，主脑和杀人者另有其人；自认杀人的供词是警方威逼毒打之下他们搬字过纸所写成。最后三狼被判死刑。

黄应求

42岁的黄应求出生于1917年 (?) 12月16日。早年毕业于岭南大学，二次大战时曾当过盟军的翻译官。日本投降后，他到葫芦岛协助办理接收工作。战后开始专心营商。父亲黄锡彬是汽油巨商，创办新英公司，为美孚石油公司的总代理。“双黄案“发生时黄锡彬已退休，新英公司由黄应求打理。黄亦是体育界名人，身兼香港中华体育会名誉会长[S2] 、华足联会副会长等职。

黄应求与结婚18年的妻子梁翠满育有5子女。案发当年长子仅14岁，就读圣约瑟书院中三年级，就是今天着名足球评述员黄兴桂，现已移居新加坡；其馀3子为兴国、兴邦、兴业，女儿兴仪 (沙丽)。他一位弟弟黄应仕是本港资深新闻从业员、无线电视新闻部开山老祖之一。

1959年6月18日 (星期四) 晚上，黄应求穿着白恤衫，草青色的确凉西长裤，打着领汰，脚踏棕色皮鞋，驾驶车牌XX787的获素牌 (Vauxall) 汽车[S3]，与香港夜报[S3] 编辑钱景麟一起到湾仔海傍告士打道六国酒店2楼仙掌夜总会 (Cactus Room) 宵夜[S4] 。

钱景麟是香港的名体育记者，与黄是相识6年多的老友，常常见面，当天中午他们便一起吃午饭。当时香港的有钱人和传媒人，喜欢在下班之后去夜总会听歌跳舞，仙掌是其中一间最着名的。仙掌其中一项特色，是以华人为乐队领班。当时的一流夜总会乐队领班都是菲律宾乐师，因华人乐师技术和纪律都不济。仙掌的乐队领班是一位个子短小、看来有点害羞的26岁华人乐师，他就是后来在本港乐坛大放异彩的着名作曲家顾嘉辉[S5] 。

据黄应求亲友说，黄一度经常上舞场，不过只是到那里“摆龙门阵“，后来爱上打麻将，是岭南会所的麻将枱柱，每天要打12圈才罢手[S6] 。黄应求的习惯是每天上午11时返新英公司，中午多到金龙酒家饮茶，下午到岭南会所打麻将，晚上到夜总会宵夜[S7] 。1959年6月18日当天黄也在岭南会所与几位朋友打麻将，其中一人是谭兰卿丈夫。打完麻将，黄应求在湾仔碰见朋友黄裕材，就邀请黄裕材与他一起去宵夜，但黄裕材已经有约，黄应求于是找了老友钱景麟作伴。

(上图：1957年的湾仔海傍，最高的那座建筑物便是六国酒店。)

宵夜后失踪

黄应求与钱景麟大约午夜12时到达仙掌，黄喝了一些白兰地酒，吃了一碗碗仔翅，消磨了将近两小时后便结帐离去。黄应求步出夜总会门外，已是次日 (19日) 凌晨1时50分，他与钱景麟道别，相约第二天再见，然后向泊在海傍告士打道、之前一天才修理过的私家车走去，准备返回北角永兴街39号3楼住所，钱是黄失踪前最后见到他的人，自此黄就不知所踪。

黄应求虽爱夜游，但不会在外过夜，19日当天，妻子梁翠满见黄应求竟夜没有回家，与家公黄锡彬到铜锣湾警署报案。警方在当天下午传召最后见到黄应求的钱景麟到警署查询，但无结果。晚上警方查看油麻地小轮汽车渡海码头的渡海汽车车牌纪录，肯定黄的汽车没有过海，应该还在香港岛。

第2天 (20日)凌晨4时，两名探员在西环巡逻时在朝光街海旁招商局码头的大陆船码头找到黄应求的私家车，汽车停在一堆沙旁边，车内亦发现大量幼沙，还有三角玻璃，窗口玻璃上留下一个人的右手姆指以外的4只手指的指纹，指纹很清晰，但并不属于黄本人。

案情至此仍然扑朔迷离，黄应求事前没有收过所谓打单信，事后匪徒又没有与苦主家人联络；黄连人带车失踪，然后黄的座驾又忽然出现，显然有人故意放到那里让警方发现。警方虽然根据各种情报加以追查，但无所获。甚至案件的性质 – 究道是掳人勒赎，抑或与政治或桃色事件有关 – 还未清楚。

(上图：告士打道仙掌夜总会门外，小图为黄应求的车被弃于西环海旁)

(上图：向东望1950年代湾仔告士打道海旁，最高那座建筑物即为六国饭店。)

(上图：向西望1950年代湾仔告士打道海旁，近处码头为湾仔码头。)

割耳勒索

不过，真相很快出现，黄被掳后3天，案件有惊人发展：6月22日 (星期一) 下午，黄应求父亲黄锡彬收到一个由澳门寄来的邮包，拆开后赫然见到里面用胶袋载着的人类右耳的一部份、车匙匙圈一个、以及记事部、车牌、打火机等一些黄应求的私人用品，并附有勒索50万元的信件一封：“ 黄锡彬 先生大鉴：兹因鄙人急需50万元，特商先生支持，以先生之资财，实属九牛而拔一毛，但恐先生拒絶，因此不能不以令公子为人质……“，信中提到附上“少少耳仔“，“如顺利交款，可保证令公子之生命安全。“信未署名“野狼“。

勒索信要黄锡彬将赎款交到澳门新马路一个地址，澳门警方到该地点埋伏，但匪徒没有出现。香港警方亦收到情报说黄已被带到澳门去，在澳门警方的要求下，派出两名侦缉人员到澳门协助查案。而黄氏一位亲友亦在澳门方面进行营救工作。

港澳警方在澳门和港九新界多处地方进行海 陆两 方面的大规模搜索，香港警方出动过千人员，不放过任何可能藏参地点，包括海上船只、离岛山洞、市区废弃建筑物等，其中尤以搜查新界西部稔湾[S8] 的规模最为庞大。香港警方还将几名生活突然变得阔卓的豪客带返警署问话，但均无所获。警方又曾追查一名姓李的走私集团首领，但一直找不到他，这人在韩战期间曾大量偷运石油出口[S9] 。

另一方面，香港警方派去澳门的两名侦缉人员，得到澳门方面的黑白二道的合作，豪江黑帮头头派出马仔四出寻找黄的下落，但还是未能搞清楚标参的是何方人马，找不到接头对手。警方开始相信黄应求不在澳门。

为帮助破案，警方于6月24日悬红5,000元缉匪。6月27日，黄应求妻子亦以个人名义悬红5万元，征求黄的消息。法医官验过黄锡彬收到的人耳，认为是从生人切下来的，所以黄家认为黄应求仍然生存，继续分头进行营救工作，企图与绑匪联络，但仍无结果。黄锡彬则以坚决语气表示不会付赎金。

同年7月，一封神秘信件寄到黄锡彬一位朋友、华中公司经理郑德材手[S10] 上。信中另有一信，信封写着：“烦交 黄锡彬 先生“等字，郑将二信交给黄。给黄的这信信未亦署名“野狼“，内容提到：“绑人之作事心狼手棘。““我希望你能真诚与我合作，对此事保持高度秘密，否则，不达目的而致令公子死亡……““对于你的仔等于催命符。““如不接受鄙人之诚意忠告，令公子可在15分钟死亡。“该信又着黄家人在报章上刊登寻人广告3天，以便联络接洽关于交款赎人问题。可是登报后仍无法与绑匪联络。

期间黄家的确曾接过20多封信，写信人模仿黄应求的笔迹；亦有人打电话到黄家，说联络不妥。报章上还出现小广告，说约定地点太近，不能交谈。但随着时间过去，这种有关黄应求的真假难分的讯息也渐渐减少。

为保黄家安全，华探长吕乐派警员驻守渣甸山黄宅，每日三更，每更二男一女警员，警方保护维持了9个月[S11] 。

参考资料

[S1]星岛日报1959-06-24。

[S1]星岛日报1959-06-24。

[S2]黄应求曾于1950年代中计划复兴中华会的足球队，向南华四条烟挖角，最后失败。见“香港足球史“及“姚卓然“等条。

[S3]“获素“ (Vauxall Motors) 是美国通用气车公司拥有的英国车厂，1960年代以较豪华的Victor及入门型号Viva最受欢迎。黄应求用的很可能是前者。这牌子的汽车有一缺点，就是较容易生锈。

[S4]当时被称为左派报纸，见星岛日报1959-06-20。。

[S5]韦基舜在“吾土吾情“中提到当晚见到他们二人坐同一私家车去夜总会，黄还向韦打招呼，见该书第一集第31页。

[S6]本港另一位后来成为乐坛巨子的黄霑，那时是丽的呼声的度桥佬，也是仙掌的常客，他就是在这里认识顾嘉辉，并与他结下以后合作的关系。见梁文道：“越来越热闹的香港，越来越寂寞的黄霑“，载《南方周末》。

[S7]星岛日报1959-06-23。

[S8]体坛名人韦基舜在他的“吾土吾情“第29页提到黄应求是湾仔菲林明道太平馆的晚市常客，最喜欢叫鸡丝炒饭，饮“波七“ – 即波打酒沟七喜，所以太平馆的其他常客给了黄一个“波七“的花名。

[S9]稔湾位于新界西部，青山背后，毗隣龙鼓滩及流浮山，背山面海，且接近华界水域，由于地理环境特殊，山高皇帝远，此地一直没有设置警岗，成为龙蛇混集的三不管地带。当年很多亡命之徒在此出没，屈蛇及贩毒集团均以此地为大本营。在1950年代，此地为香港偷运私货 (例如火水汽油) 入大陆的转运站。见星岛日报1959-06-26。

[S10]星岛日报1961-02-20。

[S11]一说郑德材是东京银行秘书。

[S12]《一周刊》2006年5月号黄兴桂专访。

三狼奇案：黄锡彬被绑(二)

黄锡彬

黄应求被绑架后19个月，生死未卜，而他老父黄锡彬又给人掳去。黄锡彬67岁[S1] ，番禺瑶头乡人，朋友和传媒称他为“六叔“。是广州育材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16岁即加入美孚火油公司工作，由小职员升至经理，至1953年退休，退休后仍出任香港海外信託银行董事、东京银行顾问、四海保险有限公司等职。

据当时传媒描述，黄锡彬是个天生的理财能手，营生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提到赚钱他最感兴趣，他的老友估计他当时身家3,000万。可是他为人十分节俭，虽然是有车阶级，但经常走路，每天早起，行山打太极，吃午饭，不惜走路回家，除了必要应酬，不在外面饮宴[S2] 。

1961年2月10日，黄锡彬如常于早上8时10分[S3] ，在渣甸山白建时道18号寓所乘坐黑色平治汽车AB1816往中环上班，汽车由白建时道穿过一条小径，转出毕喇山石矿道 (现称毕拉山道)，右转驶下斜坡不到150码，被一部获素牌HK1810私家车从后高速赶上，从外线切入，将黄车压向矿山边，司机谭志坚以为发生交通意外，把车停下来，不料另一车上走下3名持械男子，分别手持手枪、利刀和三角挫，将黄与司机胁持离去。

当匪徒在石矿道截停黄车时，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目击事件发生经过，以为是交通意外，打电话报警。交通警到场时只见到HK1810那部车[S4] 仍停在那里，汽车的引擎仍然开着，而黄车则已不知所踪。

(上图：黄锡彬汽车转出毕喇山石矿道被匪车截停处)

警方正在通电寻找该车之际，忽然接到黄锡彬媳妇梁翠满的电话。原来大约9时，黄锡彬的姪儿收到一个怪电话：“ 黄锡彬 先生的车子在政府大球场，你们去取回吧！“电话跟着就挂断。黄的姪儿觉得奇怪，先电白建时寓所，说他已上班，再电办公室，却未到步。唯有电知梁翠满，梁觉事态不妙，于是报警，与警方一起到政府大球场察看。结果在大球场停车场找到交通部正在寻找的黄车，在车尾箱找到司机谭志坚，从谭口中得悉整件事是一次绑架案，是黄应求案的翻版。

警方当天调动港九新界多个警区的警力，进行大规模海陆空搜索，截查所有驶往新界或离岛的车辆和船只，并看守所有海滩及码头，海港外则派有4艘水警雷达快艇巡逻，直升机亦出动协助侦察。警方计划的第一步是把港岛先行封锁，不让匪徒把黄锡彬挟离香港，然后再作进一步的搜查。警方又翻查韩战时的私枭纪录，看看黄氏父子被绑架案是否跟他们有关。港澳两方面的大天二和捞家都对这案的赏金很有兴趣，亦曾出面帮助寻找案件的幕后人物，但均不果，显然绑匪并非黑道中人。

黄锡彬十子黄应仕在父亲被掳15天后于2月25日 从美国回到香港主持救父之事，而黄锡彬家人则搬到媳妇梁翠满家中暂住。当时市面曾盛传匪徒勒索150万，而警方搜寻半月有馀，一无所获，于是悬赏1万元通缉绑架黄锡彬的匪徒。

2月26日，有人打电话报警说黄锡彬在九龙土瓜湾海心庙出现，警方大为紧张，採取水陆包围，哄动了整个九龙，但结果发现是虚报。

2月27日凌晨，全无音讯的黄锡彬由匪徒用车送返北角英皇道与永兴街附近释放。黄就近前往永兴街媳妇居所投宿，并向警方报告。

2月28日下午4时，黄应仕从警署回到白建时道黄家中后，让守候在黄宅外的大批记者进入大闸，他站在二楼露台与聚集在黄宅前花园的记者对话，回答了他们的几个问题，整个过程仅数分钟。瘦了8磅 的黄锡彬依照医生指示，在媳妇家中休养了几天才回自己在白建时道的住所，并尽量避免见人，尤其是新闻记者。

(上图：黄应士在露台答记者问题。)

[S1]黄锡彬于1968年2月8日病逝香港家中。见1968年2月11日黄家在各大报章所登讣闻。

[S2]星岛日报1961-02-11。

[S3]工商日报1961-12-11所载“黄锡彬被绑票始未“中指他被掳的时间是上许9时许。

[S4]后来发现此车是失车，是2月10日早上7时从铜锣湾偷来。

三狼奇案:黄锡彬获释(三)

黄锡彬透露的绑架过程,根据黄锡彬后来在法庭上的证供，他被绑架的过程大致如下：

1961年2月10日早上8时25分，黄锡彬乘坐的黑色平治汽车AB1816，在毕喇山石矿道被一部获素牌HK1810私家车[S1] 从后赶上，碰到黄车右前方，令右前车轮盖飞脱，贼车追过黄车后停在黄车前，司机谭志坚以为发生交通意外，把车停下来，下车察看被撞损毁的车门，这时对方车上3人立刻下车，抢上前来，3人分别手持手枪、利刀和三角锉，其中拿枪的男子身穿飞机恤、黑西裤、猄皮鞋，在车外用枪指吓黄锡彬，当时3人都没有带上面具[S2] 。持枪者对黄锡彬说：“唔喺要命，喺要钱啫！唔驶慌。“另一人用三角锉指吓司机，3人快速上了黄车，押着黄谭二人，驾车下山离去。

匪徒将黄和司机放在车子后座左右两边，由两名匪徒坐在中间监视，第3人驾车。匪徒吩咐黄谭二人蹲下闭上眼睛，并用脚踩着二人。途中谭司机几次不理会匪徒的警告，睁开眼睛偷看，见到汽车似乎是朝浅水湾方向驶去。当谭第3次偷看时被同坐后排座位的匪徒用手撃打他面部，打得他眼部红肿起来，黄替谭求情：“你的唔好打佢，唔关佢既事，你的要钱啫。“持枪匪徒说：“你知道就好咯，因为你个仔，你咁样做，唔知受大哥几多气。“黄知道匪徒是埋怨他拒绝为黄应求付赎款。这时驾车的匪徒从前面抛两布条和两条绳子到后面，坐后面的匪徒将他们的眼睛绑上。

汽车行驶了约15分钟汽车停下来，绑匪叫黄下车，将黄放进一大帆布袋内，然后放在另一车的尾箱内。绑匪又将黄车驶到扫杆埔政府大球场右边的停车场，然后将司机绑起来放到车尾箱内，在个多小时后打电话给黄锡彬的侄儿，通知他黄车被弃的地点。

黄锡彬被放进贼车尾箱后，再开往另一地方，车停后，匪徒打开车尾箱，将黄抬进一间屋子里，然后才解开布袋。一名带着面具的绑匪问他：“你认得我唔认得呀？黄伯！“匪徒随即将他手脚锁上铁链，然后解开他的绑眼布，将他带进一房间，或者说是个木箱更正确，木箱极其狭小，大约7尺长，4尺阔，7尺高，仅能容身，黄一转身便碰到板壁。木箱内没有牀，只有一张椅，地上舖上木板，木板上给他一条毡子和棉被。木箱前面有门一度，被铁链锁着。两端各有一盏灯，一红一白。

匪徒将黄锡彬安顿妥当之后，便开始向黄锡彬做功夫，又安抚又威吓，一方面安慰黄说他们只要钱，另一方面告诉黄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 他儿子黄应求已死，是因为不合作而被杀，并指出黄应求想与他们其中一人一起逃走，所以那人也牺牲了。说完这些话后，匪徒暂时离开他的木箱。但他的囚室外一直有两人看守着。在黄被带到藏参地点后，所有匪徒都一直带上用黑色或深色布做的面具，其中被称为“二哥“的匪徒戴的面具上画上了狼头。

不久之后，绑匪又再回到他的囚室，要求他写信叫家人筹赎款，并报平安。匪徒又拿食物给他，但他指手被锁着，不肯吃东西，最后匪徒把他手上的锁链除去。

当天下午2时，有两匪徒来见黄锡彬，其中一人称为“二哥“，另一人称为“八哥“。“二哥“坐在木箱里的椅上与黄说话，这匪徒看来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行动像个重要人物，俨然三狼之首，他年纪不老，梳花旗装，衣着华丽，面上仍然带着野狼面具，黄锡彬听到他的声音，认得他就是绑架他时拿枪的匪徒。

“二哥“向黄要求数百万元赎金 (实际多少黄锡彬已记不清楚)，黄说这数目已超过他的经济能力所能负担。“八哥“恐吓说，如黄不合作，会割下他的耳朵或一块肉，好像对付他儿子一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同意100万元。黄先写一封信给家人报平安，另欲再写一封信给他在亚洲保险公司的秘书邓汉生，嘱咐他进行筹赎金的事，但“二哥“反对，黄改为写给海外信託银行总经理曹耀，盖黄亦为这家银行的监督。黄写好信交给“二哥“，二人便离去。

两三天之后，“二哥“和“八哥“再来见黄锡彬。“二哥“身穿深蓝色乾湿褛，手戴皮手套，都很名贵。他与黄面谈时谈吐温和，但斥喝手下时则很粗鲁。他对黄说，谈判不成功，要用断然的手段对付他，黄说这事情并非他所能控制，并要求让他打电话给家人，但被拒绝。二人随即离去。

二匪离去后，其中一名看守黄的匪徒向他建议先给50万，馀款可以稍后再付，黄同意。 一两 天后，“二哥““八哥“又来见黄，“二哥“说第一笔50万元必须为现金，又声明第二笔不可等得太久，黄要求给他一年时间，因他要卖楼筹款。但“二哥“拒絶，规定不得晚于9月1日，否则杀他孙儿。黄于是又写了一封信给曹耀，请他通知家人有关安排。囚禁期间，“二哥“曾不超过10次走进房间与囚禁在木箱内的黄锡彬谈判赎金的问题，有时一天来几次，有时几天来一次，每次他都戴着一个狼面具。

用来囚禁黄锡彬的木箱所在地是一间村屋的房间，黄被囚的17天内，一步也未离开过这木箱，连大小二便都由看守他的匪徒递给他痰盂，每天饮食则送进木箱内。木箱以外是什么环境黄完全无法得知。木箱内放着一部收音机，由早到晚开着，音量较得很大，看守人不让黄将音量降低，很明显是不想黄听到囚室以外的声音。黄1日3餐，似乎是餐馆叫来的，质素过得去，而且匪徒似乎知道他的口味。黄锡彬被囚时没有受过虐待[S3] 。

匪徒放人

2月26日晚上近午夜时份，匪徒突然将黄锡彬从木箱中释放出来，先用布矇眼，再将他放进布袋里，抬出屋外，放进车尾箱。绑匪没有告诉黄带走他的原因，黄唯有听天由命。车子开行了30-35分钟，途中停了8-10次，相信是等候交通灯。27日凌晨，车子到达目的地，匪徒下车，将黄从布袋中放出来，然后再驶车离去，待黄解开矇眼的市条时，车子已远去，无法辨认贼车的型号或车牌。

黄锡彬略一定神，发现自己身处英皇道近七喜汽水厂附近的华兰路侧，他在那里逗留了一刻后，坐的士去干诺道西6号地下的新英公司，当时黄的秘书邓汉生和侄儿黄应机都在那里睡觉，黄锡彬在那里打电话通知警方他已获释，又电知媳妇梁翠满，然后再乘车到她家里 (当时黄家的人都搬到她家里暂住)，跟着便到铜锣湾警署报告。

黄锡彬获释后，对警方说被囚之所可能在浅水湾区，警方于是出动大批警员到浅水湾、赤柱、香港仔、中湾、南湾、石澳等地方搜索，均无所获。另因黄在英皇道华兰路获释，警方便以该地点为中心，沿各条可能路线，计算半小时的路程，再配合黄有关被囚地方的描述，希望找出藏参地点。警方为求尽快破案，在半月前所出的1万元赏格外，另再加4万元“暗花“，为历来警所出的最大悬赏，但黄本人却并无提出任何赏格。

匪徒犯案手法十分专业，警方发现，在黄锡彬被掳前1个月内，有1辆神秘汽车在石矿场道某处地点停泊，亦有人见到神秘男子监视和观察黄每天上班的时间和路线，可见事前策划周密。行事时所有匪徒均带上手套，无留下任何指纹。匪徒对黄的看守亦相当严密，被绑的17天内黄连日光都未见过，无可能认出藏参的地方。匪徒行动干净利落，令警方束手无策。

三狼奇案：赎金之谜(四)

黄锡彬是否付了赎金？

黄锡彬获释后，一直否认付了赎金，他向传媒放出消息，指起初三狼开价200万，黄还价减至50万，说公司的所有财政权集于他一身，庞大资金只有他本人才可动用[S1] 。匪首于是与黄立下合约：先放黄回家，10个月至1年后，待事情淡了，就会与黄联络，安排付款。

绑匪先放人后收钱似乎颇难令人相信，当时已有传闻黄锡彬被释放是因为他付了50万元赎金，付款者和付款方法亦有不同传闻：

1. 儿子黄应士在东京向绑匪付了50万元。但黄锡彬否认，指儿子无权动用他的财产，而警方一直监他的所有银行户口，动用50万钜款警方不可能不知道。

2. 他的朋友代付。星岛日报于野狼集团内讧爆出真相后翌日 ( 12月11日 ) 即登出消息，说赎金由两位银行界知名人士代筹，全部是百元现钞，付款地点是九龙城，另50万在6个月内收取。但黄说这么大笔钱任何一个熟朋友都不会替他先垫出来。据说警方也调查过黄每一个熟朋友的户口，不见有什么异动。

虽然黄锡彬本人一直否认已付赎金，但星岛日报1961年12月11日登出的付款过程甚为详细，绘声绘影，而且在法庭上证人供词都指出三狼党羽在黄获释后忽然富起来，令人不能不相信他真的付了赎金；加以三狼行事如斯慎密，怎可能让黄如此容易脱身？星岛日报登出的付款过程如下：

绑匪见警方严密监视黄家及其亲友，于是採用迂迴的方法，先寄信给黄的一位老友名流，请他派人到中环一家茶楼的男厕水箱顶上找一封信。老友通知黄家人，派一名亲信到指定地点，果然发现一封黄的亲笔信，信中求名流代筹50万，救他一命，并千叮万嘱，要秘密行事。

50万元并非小数目，名流也不敢擅作主张，于是急电黄锡彬在美国念书的10子黄应士，叫他立刻回港，因为家中无人敢作主。这时警方已收到情报，知道野狼已跟黄家联络，于是加紧监视。

大约是1961年2月18日 ，一份日报登了一段有光猛大房出租的小广告，广告标明该房设有电话，并刊出电话号码，原来这电话是“野狼“与黄家约定的通讯电话。广告刊出后，“野狼“又来一封信，说那电话“唔做得“，有危险。

后来又有人登了一段有关九龙一房子的招租的小广告，广告附有地址电话，属于黄锡彬另一位老友的住家。广告登出后，“野狼“来电说：“做得了，那地点要得。“

黄锡彬那位老友名流，约同黄另一位老友名流，一起跑到预定地点等候，晚上约9时，“野狼“来电，两位名流说只筹得30万，来电者大怒，坚持要50万，一个钱也不能少。

隔了一天，黄锡彬再写一封亲笔信给那位老友，哀求他无论如何筹足50万元，该老友唯有卖出一批股票，筹足赎金。当晚匪徒再来电，命他于翌日晚上到九龙城XX餐厅等待指示。

翌日晚二人依照匪徒指示到达餐厅，当时有神秘人坐在餐厅一角最后的卡位，佯作阅报，以报纸遮面，但暗中监视他们。不久餐厅电话响起来，是匪徒打来的电话，通知二人交款地点就在那里，但名流不同意，认为那地方不妥。匪徒唯有叫他回到之前的地点等候指示，于是二人又回到另一位老友家中，那位老友不满，只淮许再用他家一次作为联络地点。

到约定时间，“野狼“果然再打电话来，叫他们到界限街与太子道间那个休憩区，那里有个废纸箱，里面有个信封，拆开锦囊，依计行事，便会见到收款人。匪徒并再三叮嘱，要100元一张的现钞，不要500元，要用袋装好，坐的士去交款地点，不要坐自己的私家车。

第二天 (大约是2月24日) 晚上9时半，黄锡彬一间店舖的伙记，亦是黄的侄儿，带着一个装着50万元赎金的帆布袋，从海旁店乘的士转小轮到达九龙城，再乘的士到交款地点，果然见到一废纸箱，箱内有一信，信中叫他沿该处一直靠右走，在路上倘有人走近并说一声“天福赐福“，便将钱交给他。

该伙记依信中指示，一人持袋向前走。一辆汽车在附近往返巡视，忽然有两人从后赶上，一人向他说一声“天官赐福“，伙记便将钱袋丢给他，该人以威吓的口脗叫他一直向前走，不要回头看，否则对他不利。交款后回店报告交易完成，但那封信他则保存着。

2月26日，有人打电话报警说黄锡彬在海心庙出现，警方赶到现场，发现是虚报。星岛日报指可能是匪徒的调虎离山之计，将警方注意力和大量警力引到九龙区，然后当晚就在港岛将黄释放。

黄获释后，向警方及外界矢口否认曾付赎金。可是警方获得一封匪徒写给黄一朋友的信，内容涉及黄氏父子，警方据此抓了一些人，可是查问之下证实他们与此案无关。警方又发现，他们得到的匪徒信件，与黄应求案中的打单信的字迹符合。

后来警方终于得到线索，将帮助黄脱险的其中一位老友名流请到警局问话，该名流唯有将整个救黄过程和盘托出，到此地步，黄锡彬亦不得不承认他和匪徒的交易。他们的协议包括6个月后再付50万，于是，同年4月25日 ，匪徒写信给黄锡彬，提醒他要履行诺言；8月再打电话给他，接洽手尾。星岛日报指警方一直不动声色，等候“狼来“云云，事实上当时警方已在监视黄及其公司的银行户口。

三狼奇案：三狼落网,掘出黄应求尸体(五)

虽然警方对“双黄案“已掌握了一些线索，但对于匪徒的身份仍然一无所知，只有等候匪徒犯错，处境十分被动。可是天网灰灰，疏而不漏，案件忽然柳暗花明。

1961年12月10日上午12时10分，两名在龙翔道与大埔道交界一检查站当值的警员，见到两名男子在天桥上攻击一名男子，被打的倒在地上，警员上前喝止，打人的其中一名男子立刻逃去，倒地男子爬起来，在警员的命令下，从天桥旁约20尺高的草坪滑下来，那时他已气急败坏，差点要倒地，警员扶着他，问为什么打架，另一打人男子此时亦追下来，警员喝问他为什么打人，那人说：“佢欠我钱，我所以打佢。“被打男子慌张地说：“先生，唔该你，请你带我去差馆，几大我都要将件事讲晒出来。“打人男子不淮他继续说下去，并駡他道：“你讲？冚家铲！唔好讲。“又对警员说：“唔好信佢呀！“跟着又想打该男子。被打男子叫警员小心，指该男子可能有枪。打人者说：“唔好信佢，佢痴痴地。“说罢又想打他，但为警员所阻。

警员首先将被打男子送上一小型货车，叫司机将男子送去深水埗警署，警员跟着准备用另一小型货车载走打人男子，但该男子不肯上车，与两警员纠缠，最后被制服，被抬上车带回警署。

在警署审问时，有惊人大发现，原来这两人并非别人，竟是警方年多以来千方百计要寻找的标参大贼，打人者名李渭，是三狼之一，被打的叫邓伟明，是三狼的同党。

跟据后来警员在法庭上的证供，首先是两警员带李邓二人见当值帮办 (又称坐堂帮办) 林德祥，邓伟明向林指李渭与另外两人欲于龙翔道将他杀死，又称李渭等与黄锡彬案有关，而他自已亦有参与，其馀3人怀疑他想向警方告密，因而想将他干掉。李渭在旁不断说：“佢痴嘅！“。林指示警员先将李押入拘留室，跟着叫另一探员将邓的话告诉侦探帮办里特，这时邓则以打人案原告身份坐在报案室的凳上[S1] 。

里特接报立刻到报案室，将李邓二人带上警署二楼，将二人分开安置，然后报告深水埗侦缉主任摩根。由于事态严重，摩根立即通知九龙副侦缉处长急必烈。急必烈通知香港总部侦缉副处长史格勒警司 (W B Scragg)，史格勒警司立刻接办“双黄案“，于下午2时40分率同反黑组李洛夫帮办赶到深水埗警署见李渭和邓伟明。

究竟邓伟明向警方透露了些什么？双方有没有协议？这问题的答案只有警方、邓伟明、法官和陪审员知道，因为后来在法庭上审到这部份时，法官下令闭门审讯。但肯定的是，邓伟明将另外二狼的身份和地址告诉警方，他们是教车师父倪秉坚和片场化粧师马广灿。

史格勒见过李邓二人之后，就在当天下午3时半，与深水埗侦缉主任摩根、该警署华探长蓝刚，以及高级探目曾基、林钊、周毓等，分别率领3队便衣探员，由陈伟明和李渭引路，前往港九新界3处地方搜查，再拘获1男1女，都带返警察总部。

其中一处搜查地点是九龙城福佬村道89号3楼，目标是案中另一主角倪秉坚，倪租住该单位的头房。史格勒率领大队中西便装警探破门而入，倪氏一家无人在房内，警方扑了个空。原来倪于早几天已将一对子女迁到别处居住，10日当天早上8时倪先行出外，下午1时许倪妻頼燕群亦离去。但警方于晚上终于找到頼燕群和他父亲頼平，将他们带返警署问话。

警方又到福老村道54号地下马广灿家搜查，在里面搜出共7,500元现款，但找不到马广灿，只带走马妻。晚上又到元朗礼修村搜查。翌日 ( 12月11日 ) 下午1时零4分，黄锡彬到深水埗警署认人，用了15分钟认出了李渭的样貌和声音，指出他就是掳劫他的3人中的持枪者，亦是在囚室中与他谈赎金的“二哥“；而陈伟明则是掳黄时持三角锉威胁司机的匪徒，亦是与李渭一起与他谈判的“八哥“。

当天晚上9时，九龙警察总部高级探目邓云带领一队警员，前往九龙大坑东徒置区F座3楼556号室，在室内房间中逮捕穿着睡衣的倪秉坚，倪当时没有反抗。那单位是倪父母的住所，12月10日他独自来找父母，对人说与妻子发生争执，所以到父母家暂住。警方一併将他父母带走。

掘出黄应求遗骸

倪秉坚于晚上被捕后，史格勒警司立刻赶到九龙警察总部，把倪秉坚带回香港警察总部问话。由于做案时倪负责驾车，认得路，警方要求倪带路去找黄应求的尸体，倪答应，史格勒警司急不及待，决定漏夜出发掘尸。

1961年12月12日凌晨1时，史格勒警司带领反黑组李洛夫帮办等一队人员，带备发掘工具和照明灯，押着被扣上手扣的倪秉坚去到浅水湾道，依照倪的指引，在经过一个电箱后不远处停下来，那里是浅水湾道37号对面，众人走下山坡，去到一处有水渠的地方，倪说就是那里，但经过一轮搜索，至翌日清晨4时仍无发现，唯有收队。

同日 ( 12月12日 ) 下午3时30分，史格勒警司带着反黑组主任罗路帮办和一班探员，押着李渭和倪秉坚，坐着4部车，由湾仔警察总部出发，再到浅水湾道寻找黄应求遗体。倪李二人分坐不同的车子。车队去到之前一晚的地方停下来，这次由李渭带路，倪留在车里，探员及农林署人员，在李渭的指引下走下山坡的茂密树林中，去到之前一次搜索的地点再搜索，那里离公路约50尺，这次日间光线充足，见到一处泥土与附近的不同，于是农林处人员在那里开始发掘，在离地面3尺多深的地方发现膝盖骨，但那时还未证实是否黄应求的骸骨。由于太阳下山，光线逐渐暗淡，警方遂收队。

掘出黄应求遗骸

当天晚上，警方落案起诉李渭和倪秉坚谋杀黄应求罪。12月13日下午3时30分，掘出全部骸骨，死者肉身已完全腐化，只剩下骸骨，衣服也经已腐烂成碎布片，骸骨只手双脚均被绑。埋骨处附近发现铁铲铲头。警方还带走一双棕色皮鞋，一条有W字的皮带，一个领带夹等，后来由黄应求亲友认出是他的物件。

掘出黄应求遗骸位置

法医官发现骸骨有5条肋骨有裂痕，肩膀骨也有被利器所伤痕迹，认为这些创伤可以致命。并凭头骨迭影法，证实该副骸骨属于黄应求。据李渭后来在庭上作供时指出，邓很早已说过会将事情真相向警方供出，但没有说出他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涉及与三狼之间的个人恩怨，或许与金钱有关，因为李渭向警方说被捕时正追打邓是因为邓欠他钱。此外，三狼被判死刑后，邓在狱中向传媒说警方悬红的5万元应全给他，因为李渭被捕是因为与他纠缠，而且是他首先把事情供出。（三狼奇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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