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也会交税,古人交的都是什么税?

交税，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很多时候即便是买个东西，其实都是在不知不觉中交税，有人算过一个人一生究竟会交多少税，虽然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但也的的确确说明了我们在交税的事实。其实，古代人同样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们也是一样需要交税的，只不过，古人的税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税，他们又是怎么交税的呢?

李渊和长孙皇后的离世，对李世民来说，感情上固然有丧亲之痛。但从权力的角度，其实去掉了两个潜在的制约。

自李渊去世那年(625年)起，一系列重要的法规制度纷纷出台，包括‘折冲府’制、‘贞观律’、‘新礼’等等。府兵制和贞观律前面介绍过，这里对另外一件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税收，作一点简单介绍。

李渊时期，定下了‘租庸调制’这样一个交粮纳差的规矩。它本质上是种人头税：男女老少，每年分别交多少粮食、布匹，出多少天的公差，都有固定的标准。干完这些是不是就没事了呢?其它还有一些负担。

第一种叫‘户税’。顾名思义，户税按户征收，收税的依据是家庭财产，说白了还是土地。家里有多少亩好田、多少亩差田、多少亩枣园，按产值折算个总数，根据这个总数来定纳税的等级。李渊那时候比较简单，就分了三级。到李世民这时候，老百姓开垦田地、恢复生产，户数也慢慢增多。贞观九年(635年)，‘敕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置为九等’，嫌三等太粗，改为按九等征税。具体税值，从四千文到五百文(一千文钱为一两银子)，差不多现在一千多到一万多块钱，算是笔不大不小的开支。

第二种叫‘义仓税’。义仓不是什么新东西，李渊时期叫‘社仓’，一般的称呼为‘常平仓’，就是国家物资储备库的意思。粮食丰收，粮价下跌，国家按保底价收购进来存着;歉收的时候，粮价上涨，国家再按保底价卖给大家，起到一个调节粮价、救济饥荒的作用。历朝历代都有这个东西。

义仓的运转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国库出钱买，一种是老百姓每年交。两种本质差不多，因为国库的钱也是老百姓手里收来的。汉朝以国家买的多，隋唐则实行征收制。

李渊时期的情况不太清楚，李世民上台后，义仓的建设就比较规范了。起先提出这个事的是戴胄，他上了个报告，说现在国库空虚。存的那点家当，只能够勉强维持日常运转。要有个突发事件，政府就很被动。建议把义仓给它普遍地建起来。李世民看完报告批示说：这个事是好事，但不要把它搞成老百姓的负担，请有关部门好好议一议。报告转到财政部，部长(户部尚书)组织人员研究一番，拟了个方案：‘亩纳二升。贮之州县，以备凶年。’一是随田地征收，相当于地税;二是税率为每亩地征两升，差不多两斤半粮食;三是全国铺开，各县市都要建立储备库。

和‘租庸调’相比，户税和义仓税不算‘正供’，应该属于一个‘小税种’吧。但若干年后，它们发展成了举足轻重的税种，并且一举吞并掉‘租庸调’，成为国家的‘正供’。

自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李世民没有再立新的皇后。贞观十一年(637年)，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进入后宫，被封为‘才人’(皇后以下，是妃、嫔、婕妤、美人、才人)。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叫武则天。武才人在宫中并未引起多大的注意，她的戏份，要到二十年后才正式上演。

李世民大刀阔斧修订了一批规章制度，对外又老打胜仗，大概对自己比较满意，再次张罗着要搞封禅。但在这件事上，老天爷不知怎么就是不给面子。一说封禅，不是这个灾就是那个灾。年初刚研究完封禅仪式，四月份来次地震，把乾元殿前一颗槐树给震倒了。七月份更不得了，洛阳发大水，把皇宫都给淹了，‘溺死者六千余人。’祥瑞没有就算了，还这么些灾异。这时候魏征同志又来凑热闹，频频上报告，说皇上要善始善终、居安思危呀!上次封禅，李世民就没争过他，这次想想还是算了。

马周这时候还在国家监委(御史台)当局长(侍御史)，也上了个报告，那话说得就更不客气了，一是说现在老百姓负担太重，怨气很大;二是说国家刚刚复苏，根本经不起折腾。这时候要铺张浪费，后果很严重。他还打了个比方，说汉武帝好大喜功，幸亏是在‘文景之治’、国家积累元气之后。假设高祖刘邦之后就是武帝，那国家非给搞垮不可。李世民刚给老爹上的庙号‘高祖’，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贞观十二年，李世民升格做了爷爷，一高兴大摆宴席。酒宴上问魏征：“你看我最近干得怎么样?”

魏征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要论威名功德，那比当初强多了。要说让人心悦诚服，那恐怕就不如当年。”

“威德更盛，大家应该更服气呀，怎么反而不如当年?”

“可能有点骄傲自满吧，骄傲使人落后。”

“我怎么没感觉呢，举个例子听听。”

魏征就给他举例子：陛下最初是怕没人提意见，孙伏伽第一个提意见，重奖他一座庄园;后来是能正常听取意见，象判案子的事戴胄提出疑义，能够欣然采纳;最近变成勉强接受意见了，前些时候皇甫德参上书反对修洛阳宫，陛下差点要收拾他，还是听了我的劝才勉强接受。这不是骄傲了是什么?

皇甫德参的事这里多讲两句。这家伙可不仅仅反对修洛阳宫那么简单。他一个小小的副县长(中牟县丞)，给皇上打个报告，一口气批评了三件事：一是修洛阳宫，属于劳民伤财;二是收取地租(应该不是指正税‘租庸调’里的租，可能指义仓租)，属于搜括百姓;三是社会上流行一些奇形怪状的发型，都是皇上家带的坏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李世民看到这报告，气不打一处来。对房玄龄说：“我看这皇甫德参，最好政府不差使一个人、不收取一斗米，我宫里这些女人都剃上光头，他才称心如意!”已经准备按诽谤朝政的罪名来收拾他(‘欲治其谤讪之罪。’)

这时候魏征出来劝，说皇甫德参是不懂事，但底下人提意见，不把话说得激烈一点，恐怕上面人根本不当回事。他的话虽然狂妄，但陛下拣可听的部分听听，不就完了。(‘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唯陛下裁察!’)李世民想想，还是做圣人要紧，不但没治皇甫德参的罪，还给他又发奖金又升官。所谓勉强听取意见，指的就是这事。

国家搞得好是好事，但如果因此而骄傲自满，那就必然变成坏事。李世民成为一流帝王，取得多少成绩还在其次——历史上比他成绩大的还有，比如不久之后的唐玄宗。但能够一直坚持到底，就极其罕见。上有老天爷的敲打，下有敢说话的直臣，更关键自己能听进去，才有最后那样的地位。

我们现在说汉语，每个字都有读音，有的还不只有一个，不同的读音都可能代表不同的意思。不过在古代，人们同样也是靠着汉语讲话的，但他们的发音和我们现代有非常大的差别。那古人讲话的时候又是怎么发音的，他们并没有汉语拼音，他们认字讲话又靠的是什么呢?古人说话和我们现在有何不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如今的汉字不仅仅对中国影响深远，对全世界的影响都越来越大了。汉字博大精深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也是传承文化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与汉字一样重要的还有汉语拼音，也就是发音的方式，但是汉字和汉语拼音的关系却不是那么亲密，因为汉字的历史时间远远超于其拼音，而拼音确是从清朝才有了雏形，到了民国时期才真正出了方案。那么没有拼音的时候古人在读书识字的时候是怎么学习汉字发音的呢?

如今的小孩到了上学的年纪去学校第一个要学的就是识字，26个字母表必须背诵的滚瓜烂熟，因为以后想要学习陌生的汉字全是靠这些字母发音。而古人学习的发音的方式却有好几种，直音法是书生们最常用最常见的，其优势在于简单易懂，尤其是刚上学的小孩学起来快容易上口，举个例子“递”音“弟”。但是这个方法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只适合常用字，一旦遇到生僻字就不适合运用。

所以又繁衍出一种“读若法”，也称“读为”“读曰”“读为”法。这种方式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读音比较少的字，就像如今的人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备注了相似的汉语一样，举例“癖”字就会在旁边标注“皮”，这种方式有效的扩大了直音法的应用范围，但是其缺点就是容易失去了精准度。古人当然也不会这样就这样马虎下去，所以在注音上又要添加几个字表示这个字的音调是需要往重了读还是往轻了读。

另外还有一种譬况法，譬况的意思是用近似的事物来比照说明。这种方法的重点不在字的本身读音，而是告诉你发音的方法和发音的重点何在，这一读法主要是在先秦时期多见，也有人说譬况法是汉字注音之始，“冀横口合唇言之，踧口开唇推气言之”详细描述了唇齿的发音和语气细节，这个方式主要是针对某一个汉字的读音特点。

反切法有点类似今天我们用的拼音，前一个字的声母后一个字的韵母和声调，举例子“鲁”的注音就是“郎古”，你张嘴重复读“郎古”自然就发音到鲁，必要要朗读出来才能学习到，如果只是在心里默念是无法学会的，难怪古人在读书识字的时候都能听到书生郎朗之声。

古代有汉字却没“拼音”，古人如何识字?老祖宗的方法绝了

老祖宗能想出这么多注音方式不得不让人佩服其智慧，这方法真是绝了。古代人在发音上和今人有些区别，相信在语文课上老师偶尔也会不得不提及这一点，很多古诗上面就能体现，比如有一些诗句有人认为没有讲究韵律，其实是古今发音的区别所在导致的，比如“乌衣巷口夕阳斜”最后一个字古音读作“xia”第三声，而今人读“xie”第三声。还有“见”古音为“xian”第四声，今人读“jian”第四声。《十驾斋养新录》里面明确记载一点了古代没有轻唇音只有重唇音。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古人创造了太多文化和创新发现留给后人，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些效益和价值都是老祖宗们的劳动智慧给我们带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承蒙着祖先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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