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厂为什么要供奉岳飞的画像?岳飞如何成为东厂的偶像?

有这样两种不同的人物，单独说的时候，谁也不会把他们联想在一起，一个是南宋名将岳飞，另一个是明朝东厂。不单单是时代的不同，就连做的事情给人们的印象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偏偏东厂的大堂里就供奉着岳飞的画像，上上下下都把岳飞当做偶像，这说起来简直就是不可思议。那么，东厂为什么会如此看重岳飞呢?

1420年12月，明成祖朱棣下诏，在东安门北侧成立了一个名叫“东缉事厂”的组织。该组织的首领，由朱棣最信任的太监担任。对，这个组织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东厂”。

首领太监的官衔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钦差”两个字，透露出出身高贵、与众不同的意味。事实上也是如此，东厂首领直接对皇帝负责;不管是内阁首辅，还是六部长官，都不能节制东厂人员。恰恰相反，平日里在朝廷里颐指气使的文武百官，见了东厂人员，无不像老鼠见了猫一样，避之不及。

很简单，朱棣设立东厂的本意，就是要监察文武官员，“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

很多人知道，明朝有一个叫“锦衣卫”的组织，在朝廷里面也是横着走的角色。可是，当锦衣卫遇到东厂人员，也只有躲着走的份。

最初，东厂的权力有限，只承担侦缉、抓人的职责。他们抓到嫌疑犯后，必须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后来，东厂获得了审讯权，有权不经过正规的司法机构就对嫌疑犯进行抓捕、审讯。在审讯嫌疑犯时，东厂人员常常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制造了众多冤案。到了明朝末年，东厂更是拥有了自己的监狱。这就意味着，东厂拥有了一整套独立于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个司法机构之外的司法系统，可以对嫌疑犯实行刑侦、抓捕、审讯、关押等“一条龙”服务。

东厂在明朝存在了220多年，除了最初一段时间还比较守规矩外，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都“好事不做，坏事做绝”。不单是明朝，放在整个中国古代，也找不到东厂这种权力极大、作恶极多、名声极臭的组织。在东厂面前，臭名昭著的锦衣卫都堪称“良心”机构了。

《明史》里记载了这样一则小故事。说魏忠贤当权期间，京城有4个平民在一间密室里喝酒。或许是酒壮人胆吧，其中一名在酒酣耳热之后竟然大骂魏忠贤。其余三人则默默听着，不敢出声。骂人者话音方落，就有几名东厂人员冲进来，将骂人者抓走，活活剥皮。幸存的三人虽然逃过一劫，但早已吓得魂飞魄散。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东厂竟然供奉着南宋名将、民族英雄岳飞的画像。如果你有兴趣，走进位于东安门北侧的东厂遗址，在大堂里面供奉着一幅岳飞的画像。堂前，还摆放着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百世流芳”，恐怕就是东厂送给自己的座右铭吧。

东厂供奉岳飞，说明他们以岳飞为偶像，自认为自己也是岳飞一样的偶像。至于他们所干的事情，与岳飞所从事的抗金事业有着云泥之别，他们就完全不管了。

其实，东厂也深知自己在朝廷、民间的口碑极差。他们在大堂里供奉岳飞的画像，也是在树立自己的形象。他们想通过此举来迷惑文武官员和黎明百姓，让他们以为东厂人员都是“精忠报国”的忠臣，减轻对东厂人员的憎恨。

东厂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从京师到地方，甚至包括许多偏僻的山区，处处都有东厂人员活动的踪迹。为了增强团队的凝聚力，让每一名东厂人员都效忠朝廷和组织，随时为朝廷和组织献身，东厂有意识地通过供奉岳飞画像等形式，来给东厂人员“洗脑”。

当然，东厂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所谓“流芳百世”更是纯属做梦，“遗臭万年”倒是他们必然的结局。

我们常常会在影视剧中看到一些背负着仇恨的角色，他们誓要找到自己的仇人复仇。这些大多数都存在于江湖侠客中，很多也都是虚构出来的。但是毕竟杀死了人，难道古代的律法的不管吗?今天， 我们就以晋代的桓温为例，来讲一讲，古代对于复仇这件事情持何种态度。

桓温，谯国龙亢人。他的高祖是三国时期在嘉平之狱中被司马氏诛杀的曹魏大司农桓范。由此谯国龙亢桓氏沦为刑家，在西晋并非高门望族。南渡后，桓温的父亲桓彝交结名士，跻身江左八达之列，并“志在立功”，曾与明帝密谋平定王敦之乱，使得家族地位有所上升。桓温未满周岁时便得到名士温峤的赞赏，因此以“温”为名。

咸和三年(328年)，桓彝在苏峻之乱中被叛军将领韩晃杀害，泾县县令江播也曾参与谋划。当时桓温年仅十五岁，枕戈泣血，誓报父仇。咸和六年(331年)，江播去世。其子江彪等兄弟三人为父守丧，因怕桓温前来寻仇，预先在丧庐内备好兵器，以防不测。桓温假扮吊客，混入丧庐，手刃江彪，并追杀其二弟，终报父仇，由此为时人所称许。

桓温在光天化日去别人家杀三个人，虽说是报仇，但的的确确是谋害人命了啊，为何还会“为时人所称许”呢?官府没有缉拿他?是不是中国古代鼓励血亲复仇?

中国古代历史漫长，各个时段律法所规定都有不同，大致如下：

在春秋战国时期，复仇之风气十分盛行。《春秋公羊传》称：“君弑，臣不讨，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秦朝以法家思想一统天下，血亲复仇无疑是对皇帝权力的蔑视，所以崇尚法家思想的秦朝是严厉禁止血亲复仇的，必须依法办事。汉代秦以取天下后，经过初期的黄老之学，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讲究以礼治天下，而“孝”是伦理的核心道德。古代官员对断案有很大的自由度，儒家经典很多时候在律法之上，官员采用“春秋决狱”的判案模式，复仇者常常因“忠孝”之名，免于偿命，在汉朝、宋朝不乏其例，甚至官员还因此得到称颂。

儒家所突出的报仇行为，是遵从某种道德伦理的要求，比如父母被害的子女希望报仇是正常的想法，如果不去报仇，反而说明这个子女缺乏孝的品质。可见，那个时代“为父报仇”关系到道德，是实践儒家伦理的“礼”的行为。中国古代礼和法是长期并存的两个系统，甚至礼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在法的地位之上，因此尽管杀人行为应该按照法律处理，但是复仇行为却被视作礼的范畴而被允许，复仇还没有被法律所吸收，成为法律的一部分。

因此，处于晋代的桓温为父报仇才会被人称赞，到近代蔡东藩在《两晋演义》中还这样评价他：“杀江彪而报父仇，无惭孝义-----”桓温后来还娶了南康长公主为妻，加拜驸马都尉，并袭父爵为万宁县男。咸康元年(335年)，桓温出任琅琊内史(相当于太守)。后加辅国将军。成为权倾一时的大臣。

从古代到近代，个人的复仇逐渐被国家的刑罚吸收，复仇从最初的被容忍，经过被限制的阶段，最后发展为个人复仇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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