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与双鱼玉佩事件未解之谜
1980年5月8日,由政府批准,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率领一支名为“中国罗布泊考察队”的队伍向罗布泊进发,试图穿越全长450公里的罗布泊湖盆。
从5月8日到6月17日,他们采集了许多生物土壤标本和矿物化石,收集了许多珍贵的一手可靠资料。
6月16日,科考队因严重缺水缺汽油被迫停止前进。经过商议,科考队决定就近拍电报请求部队救援。期间队长彭加木与科考队其他队员发生过争执,他不想请求救援,因为科考队经费有限,让军队送油送水一次至少要花费7000元左右。但是最终彭加木妥协。
6月17日上午9点,队伍就接到部队回电,他们同意请求,并要求提供营地坐标。
6月17日下午1点,科考队发现彭加木失踪。原因是司机王万轩到车里取衣服时,在一本地图册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仅写一行字:
自此以后,从1980年至今,中科院四次派出考察队伍搜寻彭加木,参与人数上千,却一直再也没找到这位科学家。彭加木的意外失踪成了近代中国一个非常神秘的事件。
这个事件看似非常简单,无非就是在一次科考任务,队长不听劝阻独自离开队伍去找水,结果在沙漠中失踪。可是中国每年失踪人口不计其数,探险科考的也不是没有,为什么彭加木会备受关注?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彭加木其人。彭加木,1925年生,广州人。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专攻农业化学。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当研究员,后被选为上海全国人大代表。在事发一年前他开始兼任新疆科学院副院长。先后15次在新疆进行科学考察,3次进入罗布泊探险。请注意,这位科学家专攻领域是植物病毒。
然后再让我们来看一看事件发生地——罗布泊。罗布泊一听名字大家应该就能猜出来,是个湖泊,而且曾是我国第二大的内陆湖。然而在20世纪中后期因为流入湖泊的塔里木河流量减少,罗布泊沙漠化严重,迅速干涸,到70年代末已经完全干涸。那里曾经是牛马成群、绿林环绕、河流清澈的生命绿洲。现已成为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没有一棵草,一条溪,夏季气温高达71℃。天空不见一只鸟,没有任何飞禽敢穿越。罗布泊本身神秘莫测,就是一个类似百慕大三角的存在,为什么呢?
第一,罗布泊到底在哪里?
这个问题大家一看到肯定就笑了,废话,不就是在新疆吗,再准确点,新疆东南部。可是确切位置呢?谁能给个经纬度出来?中外科学家和探险家经过长年研究,却不敢轻易下结论了。因为他们发现在干涸前,这座湖泊是在动的!
它不断游移于北纬39°-40°,以及40°-41°之间,虽然只有一两度的差距,可是湖水有时偏南,有时偏北,不停摆动,却是真的!罗布泊的摆动引起了无数争论,很多科学家给出自己的观点。其中瑞典人斯文·赫在亲自在罗布泊探险后提出一个猜测。他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入湖河水中携带大量泥沙,抬高一侧湖底,就会导致湖水倾斜流入另一侧。然而抬高的湖底露出水面后,又会因为风蚀再次降低。然而因为缺乏可靠的证据,罗布泊会动之谜仍未解开。
第二,罗布泊的形状是一只人耳朵?
1972年7月,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罗布泊的照片上,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令人惊悚的是,这只耳朵相似的不仅仅是轮廓,更包括细节。不但有耳轮、耳孔,甚至还有耳垂。
如果有童鞋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google earth,罗布泊大耳朵之怪异恐怖,可以说是世界绝无仅有。这也是为啥老美会特别惦记这里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罗布泊会动只是自然作用,那么像人耳朵又是怎么回事?国内科学家对此的解释是,“大耳朵”实测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照片上的大耳朵形状其实就是罗布泊在不同滞水期积聚的湖滨盐壳在太阳光下折射出的不同色彩轮廓。盐壳中以氯化物为主的盐分高度集中并生成了光谱反射性极强的晶体物质,并在卫星照片上呈现出了一道道色调较浅的耳轮线。
综上所述,会动还有人耳朵的不一定是人,还可能是罗布泊。
第三,城市凭空消失了?
还是之前提到的瑞典人斯文·赫定,这货于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新疆探险。第一次探险罗布泊时没经验,干粮设备什么的都带齐全了就是没带水,结果差点渴死。不过之后他痛定思痛,发明了在冬季携带冰块进入罗布泊。
1900年3月28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赫文一行在罗布泊沙漠途中,他雇佣的当地维吾尔族农民去寻找丢失的斧头,突然遭遇沙尘暴。结果意外发现沙子下面埋着一座古城,赫文泪流满面,自己终于不是在中国做无用功了——无故消失的楼兰文明终于重现天日。
据史记记载,直至唐朝时,楼兰还是个非常兴旺的国家。为什么会突然凭空消失?这也是罗布泊最著名的千古之谜。有人会说了,前面的也就罢了,但是这一条跟我国伟大的科学家有神马关系啊?别急,请大家注意,赫文发现楼兰文明的时间,1900年。而彭加木出生是在此次事件发生的25年后,由此我们可以试着推测一下,楼兰古国的发掘被外国人发掘也许也是让彭加木关注罗布泊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此次科考是否跟中科院企图探索楼兰文化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可以暂时保留意见,在心里默默打个问号。
第四,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失踪了?
罗布泊难入难出,又充满神秘元素,所以胆大的探险者不止彭加木和赫文,古往今来,前来试图解开它秘密的人不计其数。敦煌也是罗布泊的一部分,唐僧就曾在自己的《大唐西域记》里写过“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着则死,无一全者”,有的人甚至渴死在离泉水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让人无法理解。
这里有一份不完全的近代罗布泊附近失踪死亡人口的记录:
1949年,从重庆飞往迪化(乌鲁木齐)的一架飞机,在鄯善县上空失踪。1958年却在罗布泊东部发现了它,机上人员全部死亡,令人不解的是,飞机本来是西北方向飞行,为什么突然改变航线飞向正南?
1950年,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名警卫员失踪,事隔30余年后,地质队竟在远离出事地点百余公里的罗布泊南岸红柳沟中发现了他的遗体。
1980年6月17日,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国家出动了飞机、军队、警犬,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地毯式搜索,却一无所获。
1990年,哈密有7人乘一辆客货小汽车去罗布泊找水晶矿,一去不返。两年后,人们在一陡坡下发现3具卧干尸。汽车距离死者30公里,其他人下落不明。
1995年夏,米兰农场职工3人乘一辆北京吉普车去罗布泊探宝而失踪。后来的探险家在距楼兰17公里处发现了其中2人的尸体,死因不明,另一人下落不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汽车完好,水、汽油都不缺。
1996年6月,中国探险家余纯顺在罗布泊徒步孤身探险中失踪。当直升飞机发现他的尸体时,法医鉴定已死亡5天,原因是由于偏离原定轨迹15多公里,找不到水源,最终干渴而死。死后,人们发现他的头部朝着上海的方向。(余纯顺就是上海人)
1997年,甘肃敦煌一家3口在父亲的带领下,前往楼兰附近寻宝,结果一去不复返,最后3人尸体被淘金人发现。
同年,昌吉有4个人开着大卡车,到罗布泊南岸的红柳沟找金矿,结果没有了消息。1998年,有人在红柳沟附近找到了4具尸体和一部烂车。
2005年末,敦煌有人在罗布泊内发现一具无名男性尸体,当时据推测该男子是名“驴友”,法医鉴定其并未遇害。这具尸体被发现后,也引起了国内数十万名“驴友”的关注,更有人在互联网上发出了寻找其身份的倡议,最后在众人的努力下,终于确定了该男子的身份,并最终使其遗骸归回故里。经查明,该男子是2005年自行到罗布泊内探险,但为何死亡,却一直是个谜……
2007年,有一具干尸被发现,曾一度被怀疑是彭加木,但DNA检测否定了这个推测。
好了,了解完罗布泊的情况,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了。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次科考队的任务和起因到底是什么?
中科院给出的说法是,科学家彭加木总共三次进入罗布泊地区,目的是调查当地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这个说法当然很笼统,但不要急,我们慢慢分析。彭加木第一次进罗布泊的时间是1964年3月,那时他和几个科学工作者采集了水样和矿物标本,经过分析,他们发现了一种可能性,罗布泊很可能又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重水。
重水,又称氧化氘,我们不用细究它的分子式或者成分。只要记住它比水重所以叫重水。重水很像水,但在天然水中含量极其微小,只占0.015%,那么重水是做神马用的呢?为神马彭加木会那么关注它?我们来度娘一下:
重水主要用作核反应堆的慢化剂和冷却剂,用量可达上百吨。重水分解产生的氘是热核燃料。也就是说,它是用来制造核(不管是核能源还是核武器)的。为了防止核武器的扩散,重水的生产和出售在很多国家都受到限制,包括中国。而提炼重水本身又是件十分费钱耗资源的事情,因而在六十年代初的中国,罗布泊存在天然重水这个可能性无疑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诱惑。
而另一方面,彭加木对于新疆的兴趣似乎一直有增无减。1954年,彭加木29岁,还是青年才俊一表人才。然而他却主动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积极要求赴新疆考察。
在给郭沫若的信中,他曾这样表示:“我志愿到边疆去,这是夙愿。……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可见他对探险新疆这份事业的痴迷和他的决心。
然而第二年在他刚满30岁时,却突然有个晴天霹雳打到他头上。他被查出患有纵隔恶性肿瘤,被迫回上海治疗。可这样可怕的疾病并未将彭加木打倒,他一边做治疗一边依旧在关注新疆,只要病情稍有好转就返回边疆。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来,彭加木是个意志顽强、决心坚定、并且不怕艰难困苦的人。
在39岁完成第一次罗布泊探险后,等到第二次他已经54岁。为什么中间会间隔15年之久呢?因为资料不足,稍微揣测一下,彭加木虽然非常想亲自去罗布泊,但身体状态不够好。还有就是之前提到过的,直至70年代,罗布泊才真正干涸,使穿越这个地区成为可能。
然而这一次的任务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官方提供的说法很简单,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就有点耐人寻味了。对比第一次彭加木第一次在罗布泊的科考,我们可以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彭加木既然在这里查找到存在天然重水的证据,按理说这里很可能就是一个具有战略资源的关键地区。但是为什么中央不派彭加木去赶紧寻找发掘天然重水,反而在时隔15年之后,突然找刚刚恢复邦交的日本人过来大摇大摆地拍摄纪录片?
又比如说,假如我们大胆推测一下,事实恰好是颠倒过来的。如果说拍摄纪录片才是一个幌子,一个次要的任务,而彭加木的先遣部队才是真正的主力军,去执行属于自己的主要任务呢?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彭加木非要依靠这么一个幌子才能进行自己的探险活动?
在这里,需要提到四次事件和一个人。
前三次事件可以合并为一类,就是从1900年到建国的五十年间探险者登陆罗布泊的历史记录,除去瑞典人斯文·赫定在1900年发现楼兰的记录外,1900年——1949年的出现在罗布泊的考古探险活动如下:
1906年和1914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到楼兰进行大规模的考古。他将楼兰遗址逐个编号,初次揭开楼兰古文明全貌。斯坦因除获取大量文物外,最主要的是他发掘了两具楼兰男性头骨,并经英国人类学家基恩证实为欧洲白种。
1908年,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橘瑞超到达楼兰,发现“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前凉西城长史李柏写给焉耆国王的书信。它为研究中原政府经营西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27年,斯文·赫定组织中瑞西北考察团再次楼兰之行。考察队员伯格曼在孔雀河的一个支流找到一大批楼兰古物,并发掘出一具女性木乃伊,因其衣着华贵,被称为“楼兰女王”。这片被伯格曼称为“小河”的废墟,从此又神秘消失于沙海,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中外考古学家多次想找到“小河”,未果。这三次探险记录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罗布泊的探索和楼兰古国的发掘工作,全是老外在做。
而第四次事件,才是最重大的事件。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楼兰成为军事禁区。原子弹的爆炸,象征着我国军事力量进入了又一个发展阶段,显示了我国的科研力量和科研工作者刻苦钻研、百折不挠的精神……等等,我们好像遗漏了什么。
楼兰成为军事禁区?!!
这地方不是才刚刚发现了古城遗迹吗?怎么接着就成军事禁区了?官方到底是神马意思?难道不让老外发掘了,就干脆连自己也不发掘了吗?而随着楼兰成为军事禁区,罗布泊也许因为离楼兰近,也成为军事禁区。总之原因很莫名,官方几乎没有详细提及,只是说因为那里气候严峻,又是无人区,所以最适合当做军事基地。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1964年10月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这句话看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结合之前提过的关于彭加木的两点,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巧合。第一,他第一次罗布泊探险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可以制造核武器的重水;第二,他第一次进罗布泊的时间是1964年3月。
1964年3月,1964年10月。没错,彭加木第一次进入罗布泊,正好就是在我国的核武器——原子弹爆炸的半年前。而随着这个事实的浮出水面,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得出另一个结论,早在彭加木和其他的探险者进入罗布泊之前,这个地方早已被官方关注。官方进入这里的时间,恐怕比彭加木这一批国内科学家还要早,大概是50——60年代。(声明:上图原子弹爆炸地点不具有参考价值,资料来源不权威,请慎重采纳。)
第二次罗布泊探险,彭加木之所以跟丝绸之路摄制组一同前行,最直接的原因是罗布泊被禁了,只有摄制组获得了进入罗布泊军事禁区的许可。如果我们采纳官方的所有资料,综合其他事实,可以先随意提出一些解释:
第一种,彭加木早在第一次罗布泊探险中就已发现天然重水,并且通知官方,官方组织大规模采集,并应用于10月份原子弹爆炸的实验。彭加木的任务在第一次就圆满完成,所以第二次有其他任务。(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二种,彭加木第一次发现的重水证据实际上是官方在做核试验和核武器时不小心遗留下来的。毕竟罗布泊那时还没干,有化学成分被倒入河水并汇流入罗布泊,被彭加木检测到也不是不可能。这样一来就乌龙了。
第三种,官方自己在罗布泊下一盘很大的棋,不想带彭加木玩,但彭加木和他的探险队老爱往那凑,官方只好另出奇招。一方面限制他去罗布泊的机会,另一方面派人监视他。
第四种,彭加木是官方的眼线,用来监视日本人(……)。
第五种,官方跟彭加木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各做各的。这次跟摄制组来纯粹是彭加木自己的满腔热情。
而第六种可能性,恰恰也是在日后被人讨论最多也最引人关注的一种,就是官方在这里的这些年,突然发生或者发现了什么事情,很可能是某种无法用常理解释的状况,自己感觉已经无法控制了,所以直接用一颗原子弹搞定。而搞定之后,等待一切都平静下来,就急需彭加木等各类科学家前往罗布泊进行分析,找出问题根源。
这个说法可以解释为什么彭加木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探险的时间挨得这么紧(1979和1980年),(注意:彭加木的专攻领域——生物化学和植物病毒)也让后人因此产生了很多微妙的联想,提出了特别多的假设,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就是所谓的“罗布泊病毒说”。
但是这个可能性属于证据最少的一种,所以不急,我们把它往后放,别忘了刚才抛出来四个事件和一个人物。四个事件全说完了,不过还有那一个人,压根还没来得及提到。一个人,就是彭加木的同事,夏训诚。
夏训诚生于1934年,地理学家,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正好比彭加木小了9岁。然而命运好像冥冥之中在看着这批想要进入罗布泊的人们,夏训诚和彭加木都作为顾问,参与了1979年那次丝绸之路摄制组的探险,后来他自己也坦言甚至包括后来彭加木1980年那次,他也差点跟着去了,但也是那么一个差点,夏训诚没去成,如今还在安享晚年。
从对夏训诚的采访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当时中国科学家痛心疾首的心情。他说,当时他们这支队伍出发时,在路上带的最多的书籍资料都是老外写的,当斯文·赫定和斯坦因这些家伙写关于罗布泊与楼兰的文献写了快接近一人身高那么厚时,中国人对自己祖国土地的了解居然还是一片空白,实在是太讽刺了。
当时有一种说法,楼兰、丝绸之路、罗布泊在中国,但它的研究在国外。夏训诚回忆,彭加木先生就跟我讲,他说,这是中国的土地,怎么都是外国人在这里说三道四,没有中国人呢?这也是夏训诚开始和彭加木打算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固定的罗布泊科考队的原因。他们下定决心是在带领摄制组考察即将结束的时候,夏训诚描述,在营地里两人都兴奋地睡不着觉,彭加木对他说:“就算死在罗布泊,我也要用肉身为罗布泊增加一点中国的有机质。”于是一语成谶。
这句话成了他的经典名言,而另一句想必大家更熟悉,好像是在《感动中国》的解说词里曾经出现过:“我彭加木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路来的勇气,我要为祖国和人民夺回对罗布泊的发言权!”
这是夏训诚的采访资料里关于彭加木的信息。但是很显然,除了表明在丝绸之路考察中,彭加木是队长,夏训诚担任的是副队长这件事实,以及彭加木具有勇于探索的精神之外,对于考察的目的和具体内容只字未提。
而在关于彭加木的资料中,官方是这样记述的:此行取得了许多骄人的科研成果,为国家寻找到了许多稀有的宝藏。这次科学考察发掘填补了我国一些重大科研领域的空白,纠正了外国探险者的一些谬误。
宝藏,什么宝藏?空白,什么空白?谬误,什么谬误?也许因为太高深或者太微妙,我们不得而知,而且毕竟彭加木与夏训诚一个是生化学家一个是地理学家,专攻领域也不尽相同,所以夏训诚给我们提供的实质内容并不算太多。
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开始提到的大耳朵、会动的湖和楼兰国消亡三大谜题在此时都还没有被解开,直至1980年后夏训诚因痛失战友,26次进入罗布泊进行考察,才终于给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科学解释。
彭加木失踪的当月,夏训诚就从美国赶回来,直奔乌鲁木齐。他是这样说的:“我恨不得赶紧能够赶到罗布泊去。下了火车以后,我就跟单位说,那个地区我已经去过一次,相对来讲比较熟悉一点,我们能不能组织队伍去寻找他?后来跟部队组织队伍一次是110个人,一次是60几个人,还有一次是50几个人,三次到他失踪的周围,大概是五十公里范围之内,像拉网一样地寻找,一直到最后没有结果。”
这里又出现了一点让人迷惑的细节。
第一,按照夏训诚的说法,建立罗布泊科考队是他和彭加木一起提出的想法,可为什么当1970年科考队决定出发前往罗布泊时,夏训诚这个副队长却没有跟随队伍,反而飞到美国去了呢?
夏训诚给出的理由是“本来打算我和他一起去考察,后来因为在四月份应美国的邀请,中国成立一个沙漠考察团到美国去考察,考察美国的沙漠,一共要求去八个人,当时我就在这八个人之内。后来我就跟彭加木商量,他说你到美国考察,我在这里带着队伍,而且我们只是路线考察,这次做的工作不多。先把路线熟了以后再说,他说我们分头弄,后来我到美国考察,他就带着队伍,带着三台车、十一个同志就到罗布泊考察。”
如果按夏训诚的说法,就是彭加木建议他去美国,而不是去罗布泊。因为彭加木认为此行不算重要。
这就显然和后面彭加木的表现矛盾了。如果此行不算重要,为什么在接下来这次探险过程中,彭加木宁愿冒生命危险出去找水井,也不愿意就地等待救援?很简单,因为就近找到水井他们还可以继续前行,可是如果等待救援,他们只能被遣送回去。由此可见,彭加木对于此行的看重程度似乎比夏训诚说的要高得多。(借此推测与没有这种可能,彭加木吧这个行程任务连夏训诚也瞒了)
第二,我们要注意到以上这些都只是夏训诚的一面之词。如果我们把他的主观表达都删除,只留下事实,就是他没有去参加彭加木的第三次科考队。再进一步从他的主观情绪中抽离,我们可以做个大胆的设想,如果这本来是夏训诚自己的意愿呢?
如果实际上是彭加木邀请他去,而夏训诚以自己要去美国科考为由拒绝了呢?再向前推测一下,夏训诚为什么要拒绝彭加木的邀请?是因为彭加木下一次科考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而自己想竭力避免呢,还是彭加木有意让他参与这项任务,他已经预计到其中的危险,而不愿加入?
第三,夏训诚一从美国回来,听到彭加木失踪的消息就立即奔往罗布泊参与寻找救援工作,连续3次组织队伍专门寻找彭加木,之后又进出罗布泊26次(最新查到的资料显示是28次),一边科考一边寻找彭加木。两人非亲非故,夏训诚又是为什么这么急切地想要找到彭加木?又或者说,他想找的真的是彭加木这个人吗,还是彭加木随身带走的东西,或者留下的信息?
在这里还想再补充一点关于夏训诚的资料。
2008年,74岁的夏训诚带领来自20个不同专业的砖家再次进入罗布泊,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科考行动。(有木有感觉很熟悉,好像看到了某男派三叔的盗墓笔记,里面有一章就叫“史上最大规模考古”……)中国可以考察的地方很多,偏偏在罗布泊进行这么大规模的科考行动又是为什么?很显然,或多或少,对于彭加木失踪一事,夏训诚是知道点内幕的。
在开始详细介绍彭加木第三次探险前,再补充一点关于彭加木的资料。之前有些细节处被遗漏了。彭加木在解放前曾任职于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解放后先是担任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后来才调到新疆。进疆后,他安装了中国第一台高分辨电子显微镜,并用这台显微镜找到400多种动植物病毒,填补了我国在这个科学领域的空白。好了,让我们带着这些背景资料开始试着还原彭加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罗布泊探险吧。
1980年,5月8日,彭加木率领一支由地理、化学、气象、土壤、沙漠和考古人员组成的考察队,按照由北向南纵贯整个罗布泊的方向出发。整个队伍包括3辆车和11个人。按夏训诚的说法是12个人,但他的话有歧义,他原话是“他就带着队伍,带着3台车、11个同志就到罗布泊考察”,他那11个人里应该把彭加木自己也算进去了。
这是一个临时组建起来的队伍,大家平时并不相熟,还需要磨合更重要的是,考察队伍里除了彭加木到过罗布泊西北岸外,没有一个人对罗布泊有什么概念。这11个人名单如下:
彭加木,队长,生化学家。
汪文先,副队长,水文学家。
沈冠冕,植物学家。
马仁文,化学家。
闫红建,化学家。
谷景和,动物学家。
包继才,司机。
陈大化,司机。
王万轩,司机。
陈百录,行政总管,当兵的。
萧万能,联络员,背着发电报的设备,当兵的。
3辆车:
1、212五座吉普车,王万轩驾驶,主要拉彭加木等科考人员。
2、8座212,拉人和电台设备等,陈大化驾驶。8座212拉着电台的几个大箱子,也超重了。
3、前苏联嘎斯63,拉水和汽油等辎重,包继才驾驶。嘎斯63的载重量是1.5吨,但车上装了8个大汽油桶,每桶装200公升,分别装4桶水、4桶油,加上帐篷等生活用品早超过了载重量。
食物:
“考察队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马兰基地准备。军队专用的午餐肉罐头、酸辣茭白罐头、榨菜、大米、挂面、面粉等等全部从部队上买。”担任行政总管的陈百录说。
罗布泊气候严酷,科学分析认为,秋冬是进入罗布泊的最好季节,那时候气候相对稳定。但是很奇怪的是,作为军事基地,罗布泊却偏偏在秋冬季不允许进入,哪怕是有特殊通行证也不行。为了打一个时间差,科考队只好将入罗布泊的时间选定在5月6月之间,这样的话,春天的风季刚好过去,夏天酷热还未到来,已经算是相对来说比较适宜的时机了。然而后来科考队承认这个时间差也没有打好,因为罗布泊实在太难以捉摸。
前面说到,两辆运载物资器材的车超载。因此早在出发之前,司机陈大化就曾与彭加木产生分歧。站在司机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陈大化的心情,开着超载的车辆进入罗布泊实在太过冒险。可是彭加木坚持要走。关于这件事,这里有一段行政总管陈百录的回忆。
“彭加木很生气的样子来找我,说陈大化不走了,让我去解决解决。”陈百录回忆说,他去解决问题,一看是没法解决的超载问题。
“我当时拍着胸膛对陈大化说,出发!出了问题我负责!”陈百录说自己凭着“当兵的”一股愣劲和对罗布泊的一无所知说下了大话。
陈百录一开始被找来参加考察队的时候,被问到:一个风很大的地方你敢不敢去。“那有什么不敢去!还有比‘老风口’风大的地方?”陈在部队上呆的“老风口”是新疆著名的风口,在他的印象里,没有再比这里风大的地方了。明知超载,却依旧支持彭加木前行。可见陈百录是个盲目听从、不知者不畏,并且比较傻大胆的人。值得一提的是,陈百录在队伍中主要负责几名科学家的安全问题。
5月8日,队伍从马兰基地出发,第一天到达‘720’(应该也是一个军事据点)。根据王万轩的说法,这里住着一个排的士兵。从马兰到原子弹爆心280公里,720到爆心只有20公里。
然而在这里,彭加木又犯了另一个错误。
“我们又向前走了18公里,在一个叉路口向左拐了弯,”王万轩说,在这里他和彭加木发生了争议,彭加木急着赶路,王说要等后面的车,因为电台在后面。但是等陈大化的8座车跟上来后,却不见了彭加木的5座车,陈大化便错误地右拐,直奔一颗原子哑弹而去:“走到跟前,一看是严重污染区,吓坏了,拔腿就往回跑。返回了‘720’。”
“就这样把电台丢了。”王万轩说。再也没有跟上队伍。
“野外经验丰富的人都有常识,就是每遇拐弯的时候,一定要等后面的人,只有让对方清楚地看到自己时,才可以再往前走。”沈冠冕说。
没有电台的配合就行动应该是个致命的错误,但这一次罗布泊不动声色地放过了考察队。为神马此时的彭加木就开始连电台和设备都等不及,也不愿意在转弯时等待后面的车辆,出现了着急赶路的征兆,以致电台丢失,陈大化等人差点掉队?
在继续罗布泊第三次探险之前,先给大家强调一个思想。写过论文的可能都知道,写学术论文时,我们不能只是一味表达自己的观点。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威性,我们常常需要引用别人的学术资料来支持自己。并且,我们要保证这些资料的权威性。这些学术资料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原始资料,而另一种则是二手资料。
比如我们在研究彭加木疑案时,彭加木留下来的亲笔纸条是原始资料,而这些与他同行的参与者的描述则是二手资料。单纯比较权威性,原始资料基本上是要比二手资料高一些的。因为它客观、真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句老话,叫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凡是经他人手记录下来的东西,除去数据等需要精确性的信息外,往往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歪曲和修饰。
史书不可全然相信,但也不是全然不可信。同理,也包括这些与彭加木通行的人们的话。当他们从口中说出来时,不论他们如何想竭力保持客观,已然有所偏颇。而当这些话由记者记录到纸上时,同样如此。这还只是无意为之的主观化,如果是刻意为之,大家大概可以想象它与事实的距离到底是如何了。
说这些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大家时刻提醒自己,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人的采访文稿,他们的字句,他们使用的词语描述,请保持警惕,有选择地去相信。因为他们是主观的,不论是夏训诚还是王万轩,不论是陈百录还是陈大化,不论他们多么努力,此时此刻,他们正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我们讲述一个“真相”。
科考队伍于5月8日下午5点到达‘720’,到此时,行程已有290多公里。对于此次考察的中心任务,夏训诚给出的答案是穿越罗布泊中心湖盆。此时罗布泊早已干涸,正是穿越湖心的好时机,夏训诚将这个计划称之为“探路”。当晚,几人住在‘720’。5月9日,也就是第二日上午9时,彭加木率队离开‘720’,进入雅丹。
根据陈百录的回忆,在下湖盆之前,‘720’的军人给考察队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炊事班的班长出去打柴,再也没有回来。部队想尽了办法,没有找到活着的他,也没有找到尸体。罗布泊地形太复杂,一定要小心。
“彭加木这天晚上也给大家开了一个会,定下了一条铁的纪律:不准单人、单车行动,谁违反了处分谁。同时他给大家作了动员。”陈百录说。
请注意,这里陈百录提及,身为队长的彭加木曾专门说过这一点,不准单人、单车行动,谁违反了处分谁。这条纪律是彭加木亲口下达的,而且很显然,这与彭加木后来独自出行去找水井的行为完全矛盾。请记住这个疑点,以后会提及。
前面说到因为陈大化跟随车队跟丢,直接回了营地,所以实际上在穿越湖盆时只有两辆车,王万轩驾驶的212五座吉普车和包继才开的前苏联嘎斯63。陈大化的8座212上带着电台设备,所以此时他们相当于已经丢掉了可以随时与外交保持联系的电台。
雅丹地貌很有特点,是由因风蚀而形成的一个个小土丘,而让彭加木一行人感到异常苦恼的却不是这些土丘,而是地面。道路崎岖,汽车颠簸。因为罗布泊干涸,湖水蒸发露出湖底,只剩下表面上不均匀地铺着厚厚一层盐。根据化学家闫鸿建的科考笔记记录,他们一路上压过了大量盐的结晶体,都是正六边形的硬盐壳,网状面。汽车非常难走。这些结晶体最高的达80厘米,大卡车(指包继才驾驶的那辆前苏联嘎斯63)一度歪了!
而对于此,陈百录是这样描述的:车子向湖盆里开,突然‘咕咚’一下,车子掉了下去,黄色的尘土像雾一样无声地腾起,然后像水一样漫过了车身。他们将车子倒出来,换一个地方,再向从“盆沿儿”向盆里开,再一次地被黄色的尘土埋没。对此陈百录解释说:“这种地质叫作‘假戈壁’,表面上看起来像戈壁一样坚硬,但却是虚的,车子一上去立即陷下去,就这样不停地找地方下湖盆,但折腾到天黑,也没有下得湖去。”
当晚探险队只好在湖边上宿营,晚上开会想办法,陈百录提出是不是可以找一条河水的入湖口试试,在他的印象里铁路都是沿着河流修才能修通,因为河流沿岸土地也许相对结实一些。
以下是王万轩的记述:
第二天天一亮开始分头找入湖的河道,借着一条干河道,“假戈壁”被甩在了后面。但好像是突然之间,四周撤换了舞台布景。身后的北塔山不见了,前方的阿尔金山不见了,天和地不知什么时候粘在了一起,一切可以做为参照物的东西都隐身而去。
“人就像是坐在井里,没有目标,天连着地,地连着天,那情景很恐怖,我心里一个劲地打鼓,为了没有跟上来的电台。”王万轩此时看到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彭加木也有些紧张,手里握着罗盘,不断地修正方向,两辆汽车蛇形着前进,只要向南,不停地向南,就能穿越湖盆。这一天,汽车蠕动了整整一天才前进了40公里,晚上在湖盆里搭帐篷宿营。
5月12日,盐壳高低不平的征兆越来越明显。王万轩说:“一开始,还不算太高,到了下午就越来越高了,十几厘米、二十厘米、三十几厘米,汽车发疯一样地摇摆。”在后面开大车的包继才也开始不敢紧跟着5座车了,他发现他的汽车轮胎一块块地被盐壳削下来。然而王万轩声称,因为彭加木急于穿越湖盆,队伍并没有停下来。
根据闫鸿建的记录,探险队一直行进到夜里凌晨2点,因为轮胎磨损太大,才停下来休息,打算天亮后再行进。5月13日清早6点,考察队派人出去探路。队员们吃惊地发现他们被盐壳包围,大地像是被犁铧深耕过一样,一浪一浪地翻翘着,望不到边儿。继续前进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早饭以后,彭加木召集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分组行动。于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那就是,在化学家闫鸿建和司机王万轩的记述中,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偏差。两人都声称自己在此次探险过程中又保持记录的习惯,然而,关于这一次的分组行动,两人却对其的描述却有着微妙的不同。闫鸿建是这样记录的:我们决定分2组行进,副队长汪文先、化学家马仁文等一组,队长彭加木与我等一组,分别向南、西南前进。每前进300-400米,插一个路标,以备实在走不通时能够沿原路返回。
而在王万轩描述下,事实变成了这样:人员分成3组向南、东、西三个方向去探查盐壳范围。为了避免迷失,彭加木想了个主意
,将红布撕成条,绑在红柳枝上,每走100米,插上一根。
问题出现了。
探险队到底被分成了2组还是3组?探寻的方向到底是西南,还是东、西?在这里,是谁的话不可靠?谁在误导大家?如果说因为
罗布泊的地貌问题,方向很难辨别的话,那么忽略方向,多出来的一组是怎么回事?为神马在同一个队伍里,两个人会对一件事有如
此不同的描述?
在这里,今天最开始提到的二手资料的主观性就表现出来了。我们先打消阴谋论的念头,做一个假设:这个误差不是人为因素导致的。那么我们现在要找的,就是可能会导致这种误差出现的客观因素。
第一种解释: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彭加木召开会议这个事实是真的,但我们不清楚的是参与这个会议的都有谁。是全体队员还是几个科学家。作为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司机,王万轩没有真正参与会议是有可能的。那么会议的几个商议者就是那几名科学家,王万轩只是听从他们的决定,并且将主观猜测的结论误当做事实记下来。
第二种解释:
如果王万轩与闫鸿建都参与了会议,那么便有可能是会议中很多人提出了好几个方案,而两人有人记的是最终采纳的方案,而另一人记的是被弃用的方案。
第三种解释:
这两人有一人根本没有在探险过程中写任何笔记。大家都明白,人的记忆是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模糊的!所以,这个人是在凭借自己的印象在讲述。这就与两人都声称自己记了探险笔记有矛盾,而这个人,可能在自己“在探险途中记笔记”这一点上撒了谎。
顺着第三种解释再扯蛋地进一步推测一下,为什么要撒谎?既然两人都声称有工作笔记,也都能拿出工作笔记的原件,那么这个人的工作笔记应该是在彭加木失踪后才匆匆补写的。这个人因为大量信息在脑海中汇集,要记录的事情有太多,所以无法清楚地记起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有可原。可为什么要补写?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人想给我们呈现的是一段“只属于胜利者的历史”?
第四种解释,信息在这两份资料的收录者那里出现差池。闫鸿建的版本出自纪实文学《追寻彭加木》,作者叶永烈是毕业于北大的纪实文学作家。而王万轩的版本出自人民网的编辑许秀华,经百度得知,此人是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化工系的高级工程师,曾担任新疆建筑材料研究所所长,不排除有同名同姓现象。好了,客观可能性已给出。那么,如果完全排除,只剩下主观因素,那么大家都能猜到,可能性只有一种,有人进行了人为地更改。
这个猜测就涉及阴谋论了,我们先暂且放下,继续往下看。
几个小组分头行动后,发现前方仍然是这种高大的盐壳,高达70-80厘米,最低的也有20多厘米。用铁锹挖到地下1.60米才看见黑色淤泥。因为闫鸿建的记述中没有细节,所以从这里开始使用的是王万轩的版本。2个小时后,所有人都回来了,盐壳的边谁也没看到。
太阳渐渐升上来,气温越来越高,“叭”“叭”,突然之间盐壳发生了比枪声还要响的炸裂声。中午气温上升到了50℃,炸裂声像是燃放鞭炮一样响成一片,那是盐壳受热发生膨胀、抬升。
“车子动不了,人在汽车下的荫凉里趴着,望着太阳。陈百录热得直说不行了,气也短了,他胖,汪文先也热得受不了,只有我、彭加木等几个瘦子还敢活动,”王万轩说。下午太阳热度消散一点后考察队在湖盆盐壳下掘了十几厘米,考察盐壳下面含水情况。没有掘到水。晚上再一次开会,讨论怎么办。
“考察队建有一个党支部,彭加木是书记,我是副书记。彭加木给大家动员说,我们是在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做前人没做过的事业,冒险吃苦怕什么。会上彭提出用八磅重锤砸出一条路来。”陈百录说。
“天哪!你都不知道盐壳区有多大,怎么个砸法?”
实在无法继续前进,休息了一下之后,探险队决定沿原路返回。经研究决定,探险队派陈百录回乌鲁木齐买八磅锤子并到乌鲁木齐军区找军用地图。而探险队一直使用的是一张发黄的前苏联上个世纪40年代的老地图,陈的想法是去找一张军用地图。
“陈百录带来的地图很管用,我们按照地图的标记,没有走原来的路,而往罗布泊西南走,从塔里木河故道出来。”王万轩的小本上清楚地记着行走的路线和每天所走的公里数。
5月30日,探险队汇合后,开始再次穿越湖盆。这一次为减轻嘎斯车,也就是那辆曾经超载的货运卡车的负重,决定只有彭加木、汪文先、陈百录、王万轩、包继才外加电报员萧万能6个人穿湖,8座车拉着其他人从罗布泊外围到米兰汇合。
6月2日,他们的饮用水就已基本用尽。队员们在滚烫的沙砾中艰难地跋涉着,个个渴得嗓子冒烟。他们有时挖一个深坑,把头埋在沙子里呼吸一点潮湿的空气。此时,彭加木的心情更加焦虑,没有水就意味着死亡的来临。他一边探路考察,一边寻找水源。一天下午,彭加木忽然发现了一片小草,高兴极了,老远就向大家呼喊:“你们快来看,发现了绿色植物,我们有活路了!”经过一周异常艰难的努力,考察队终于从东戈里克穿出了罗布泊湖盆。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穿越罗布泊湖盆。
1980年6月5日,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考察队在彭加木的率领下,由北向南纵贯干涸的湖底,按计划到达本次考察的终点——米兰,打开了罗布泊的大门。实际上早在此时,虽然不太顺利,但需要我们知道的是,这一次科考队的“探路”任务已经完成了。
为了庆祝这次艰难的胜利,也为了庆祝考察活动圆满结束,考察队在农垦总局米兰农场购买了3只羊杀了吃,大家都特别高兴。“每个人都不成样子了,脸晒得暴了皮嘴唇干裂,但每个人收获挺大,特别是彭加木,一个硬皮的笔记本都快记完了”。此时大家的心情就是休整几天之后回家。
然而此时,彭加木却又有了新的想法,他想到罗布泊的东南去考察,然后从东北方向绕道“720”返回。彭加木对陈百录说,罗布泊东南是从来没有考察过的地区,应该乘机多做些工作,得到对罗布泊的完整认识,罗布泊的北部、西部、南部他都走到了,只有东部没有去过。他希望借这次难得的机遇,扩大考察成果。
“大家对这个想法情绪不高,意见相当不一致。又是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又是冒险。在地图上看,新的路线有900公里,比穿湖还要长,大家怕吃苦头。”王万轩记得去还是不去讨论了四五天。三个司机都坚决不去。沈冠冕不太坚决,从科学考察的角度,多考察一些是求之不得的。从身体的角度又有些吃不消。就在争论中,新疆分院批准的电话到了。“党员要带头”。但是大家也达成一个原则:往前走,当水或者油消耗一半,探险的路还没走到一半的时候,就立即原路返回。
临时起意的第四次科考?
闫鸿建记录,按照原计划,考察工作到此结束,全队沿着南疆公路北上,回到乌鲁木齐。彭加木却放着平坦笔直的南疆柏油公路不走,建议在归途中进行一次新的罗布泊东线考察,由米兰东进,经过东力克、落瓦塞、山兰子、库木库都克、羊塔克库都克、红十井、开元、新东一号,然后取道吐尔逊北上,返回乌鲁木齐。这样往东绕一个大圈,虽然路途遥远,却很有意义,因为这一带正是古代“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
于是探险队在米兰采购物资,包括50斤面粉,30斤大米,还有汽油等等。其中,彭加木买了一斤青岛食品厂出产的椰子奶油糖,也就是大白兔奶糖。闫鸿建介绍,这是他的习惯,外出时常带点糖果,当胜利归来或半途休息时,就拿出来“请客”。6月11日7点30分,米兰农场食堂提前开饭,考察队三辆车离开柏油马路,向东出发。
遭遇第一个计划外的困难
而另一位队员,化学家马仁文提供信息,当时彭加木单独乘坐一辆越野车(5座212),由王万轩驾驶;中吉普车(8座212)由陈大化驾驶,带着汪文先、闫鸿建、沈冠冕、马仁文、陈百录和萧万能6人;大卡车(嘎斯63)载着帐篷和供养,由包继才驾驶。
此时天已大亮,鉴于新疆的当地时间比内地晚2小时,北京时间7:30相当于新疆当地时间5:30.彭加木是个比较乐观的人,经常把困难估计得比较小。依照他的计划,探险队每天行进80-100公里。然而头一天,探险队就遭遇了“吹屁股风”。
所谓“吹屁股风”,是指与汽车行进方向一致的顺风,老是使劲吹汽车屁股。原本顺风推车是件好事,可是在沙漠之中酷暑难当,汽车水箱又都在车头,行车一二十分钟就会沸腾,用司机的行话说就是“开锅”。如果是逆风,风吹车头,还可以促进水箱散热,但是遭遇这种“吹屁股风”,水箱很快就会开锅。司机只好不断停车,打开车盖降温。特别是此行有三辆车,一辆车水箱开锅,另外几辆都得停下休息。结果第一天车队只前进了46公里。46公里,什么概念?这是汽车在普通公路上用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搞定的距离。
前苏联地图是错误的?
一切错误都起源于这张前苏联的地图,这张图在库木库都克的位置清楚地标出了一眼泉井。陈百录说。作为行政总管,陈百录曾要求彭加木对此行的给养做出预算。但是考虑到车子只能拉8只汽油桶,多了也带不了,这一次决定带5桶油,3桶水。
“彭加木把希望寄托在库木库都克的水井上。在维吾尔语里,库木库都克的意思是‘沙井子’,彭加木相信在那里可以找到水的补给。就是不成,再向东到八一泉,也可以补充到水。”陈百录说。
从地图上测算距离,到库木库都克只需要三天的时间。第一天行进46公里,而第二天(6月12日),只有更糟没有最糟,车队只前进了40公里。夜里11点开始又刮起大风,考察队员们连觉也无法睡。有队员开始泄气,提议取消东进计划,回米兰去。凌晨2点,彭加木召开会议,但是狂风怒号,飞沙走石,队员们即使大声吼叫着发言,别人也无法听清楚。
遭遇第二个困难
不只有“吹屁股风”而已,这一路以来,探险队都是在“假隔壁”上行进。正面虚实深浅不清,车子不敢走。而那张前苏联地图上标注的水井,又像一个海市蜃楼的诱惑,给予彭加木和探险队无限的希望。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两个关键性的线索已经抖出来了:水井,大白兔奶糖。之前大家一直议论纷纷的“水井”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早已出现在一张地图里,所以有很大的可能性,这就是彭加木失踪时留下的纸条上“水井”一词的来源。由于对实际情况估计的严重不足,一连三天,探险队走了不到200多公里,水和油已经消耗了一半。
第四天,陈百录的回忆是这样的。按照约定,应该返回了,前路漫漫,大家都有些动摇。这天夜里,一场大风乘机“打劫”了考察队的营地。“大风掀走了帐篷顶,大家伙一人抱一根帐篷杆在风中摇晃,彭加木就抱着帐篷杆在大风里给大家打气。”所有人都对这一幕记忆深刻,沈冠冕、陈百录、王万轩、包继才,所有的人在回忆中都加重并强调了这个大风的晚上。
“彭加木在风里连喊带叫:科学精神就是探险,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胜利将要到来的时刻,大家要挺住,决不后退一步,风不会永远刮的‘!风刮了一夜,那一夜没有人能睡着觉。”他们说。彭加木的勇敢鼓舞了大家。
大家都知道彭加木是患有两种癌症的人,年龄又是考察队最大的,在职务上是队长又是新疆分院的副院长,他都能坚持挺着,大家就不能躺下,他向前,大家就不能后退。
第三,城市凭空消失了?
还是之前提到的瑞典人斯文·赫定,于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新疆探险。第一次探险罗布泊时没经验,干粮设备什么的都带齐全了就是没带水,结果差点渴死。不过之后他痛定思痛,发明了在冬季携带冰块进入罗布泊。1900年3月28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赫文一行在罗布泊沙漠途中,他雇佣的当地维吾尔族农民去寻找丢失的斧头,突然遭遇沙尘暴。结果意外发现沙子下面埋着一座古城,赫文泪流满………..
安营扎寨
6月16日,困难重重,探险队被迫停下不再前进。一方面是后面两辆车,中型越野车和卡车都跟不上了,一开始等半小时,后来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油和水都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于是这变成了对探险队信心和意志力的考验。
“一边吃饭,彭加木一边开动员会,已经动员了三次了,他说,现在还不是山穷水尽的时候”。王万轩说。下午2点左右,探险队在疏勒河南岸的库木库都克扎营。由于在东进的日子里,探险队着急赶路,每天都是在新的地方睡觉,每夜因为恐怖的大风也只能平均睡三四个小时。因而当他们到达库木库都克时,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都不算好。
疏勒河故道中常有苍蝇和叮人的小虫子“小咬”和“草蹩子”,而疏勒河的南边是广阔的库穆塔克沙漠。探险队宁愿在沙漠里过夜,也不愿意在疏勒河故道里安营扎寨。
遭遇野骆驼
此时,探险队却在这里突然遭遇了一批不速之客,一群野骆驼。而关于这件事,不同的资料描述却又出现了很明显的分歧。我们需要进行一下对比。在对王万轩的采访资料里,他是这么说的:6月16日的【傍晚】,在探险队身心疲惫达到低谷的时刻,他跟队长彭加木在车上发生了争执。
“我说,这样下去,你会把考察队带入绝境。”
“彭大声地说,‘怎么连你也怕死了?"
‘怕死?怕死我就不来了!要不咱俩下车比比,看谁更怕死!’”王万轩激动地说。
彭加木低着头,沉默着,很难受的样子。十几分钟后,彭向王道了歉,但还是闷闷的。
就在这时,一群野骆驼出现了,十五六头,“野骆驼”!有人喊了一声。
此时的彭加木一下子从车座上蹦起来,激动得浑身发抖,大叫,追、追!
请注意,按照王万轩的描述,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傍晚。而在另一本关于彭加木的纪实文学《追寻彭加木》中,作者却写到,早在【下午2点】左右,几人刚刚抵达库木库都克时,就遭遇了这一群野骆驼。
傍晚,和下午2点,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果我们再加上新疆当地与北京时间的2小时时差,我们假设此行探险队用的是标准的东八区区时,那么实际上北京时间下午2点就是新疆当地时间中午12点!一个是傍晚,一个是12点,为什么在描述彭加木一行人遇到骆驼群的时间上,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沙漠之舟”
野骆驼,又名“沙漠之舟”,目前属于国家濒危物种,过去曾经遍布于世界上很多地方,然而现在野生骆驼只在蒙古和我国西北部存在。这些地方多沙漠和戈壁等广阔的不毛之地。就比如罗布泊,这个地方干旱缺水,夏天酷热,冬天又冰冷,常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可神奇的是野骆驼适应能力极强,耐饥、耐渴、耐热、耐寒、耐风沙,可以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其中,因而被人称作“沙漠之舟”。
更神奇的是,野骆驼甚至能以喝盐水为生。专家曾声称只要喝足一次水,野骆驼可以在一个星期内都不再喝水。80年代初时,全球只剩下2000-3000头野骆驼,所以彭加木看到野骆驼群,自然是激动万分。
于是随着彭加木一声令下,车队与野骆驼进行了一场赛跑。探险队遇到的骆驼数量在这里并不算太明确,有资料记载是17头,也有说是15、16头,不过这种细节误差并不算太大,我们暂且搁下。
虽然在追赶过程中,很多骆驼都趁机跑散了。但还是有两只掉队了,一只是小骆驼,另一只是只大骆驼,而且是母骆驼。小骆驼腿有点瘸,自然很快落伍,开车3公里后立刻被活捉。而母骆驼看到小骆驼离群,不时回头张望,结果也离开了骆驼群。又追了3公里,陈百录掏出枪朝母骆驼连放7枪,母骆驼应声倒地。
所以,我们暂且可以打消看到野骆驼等于水源在附近的念头。因为野骆驼能喝盐水生存,所以如果想要通过野骆驼来推测附近是否有水源,基本是不可能的。野骆驼每日可行进50公里,坚持10天不喝水,那么实际上野骆驼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大的。
但是捕捉到两头野骆驼的确也是此行的意外收获。彭加木当即决定把小骆驼当做活标本,装在车上好以后运回去,而把已死的母骆驼剥皮做成死标本。彭加木甚至还亲自去剥皮,挤骆驼奶请队员喝。当然,除了他也没人敢喝。所以也只有他一人喝了,因为他声称这是“沙漠中最富有营养的饮料”。
请注意,这是关于饮食方面的一个细节,一路以来探险队吃的都是同样的军队基地购买的食品,但是在这里,他喝了一样东西,是任何人也没碰过的——野生骆驼奶。
请求支援
然而在支帐篷做晚饭时,水和汽油的残酷现实又摆到探险队眼前。按照原本的行进速度,现在本应该抵达目的地。然而现在却还只是全程的一半,还剩下400公里的路程没走完。汽油与水却都各只剩下一桶。
而那仅剩的一桶水也因被放置在旧汽油桶里,呈现深褐色,满是铁锈。探险队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吃晚饭时全队又进行再次讨论,决定向马兰基地请求救援。注意,彭加木在这里并没有明确反对这个意见,他的想法是,我也同意,但是,我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我们按照前苏联的那张地图,先在附近试着去找一找水。
为什么彭加木会提出这个办法呢?
第一,虽然这个项目是由中科院批准,也是官方提供资金。但是彭加木认为,飞机飞行一小时要1000块钱(当时物价),甚至一公斤水也要20、30块,所以粗略计算下来,直升机运送一次物资要花上万元,而且数量有限。这样一来,国家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第二,如果能在这附近找到水源,不但可以解决这次的用水问题,说不定还能为以后科考队过来探险考察提供帮助。于是,在他的提议下,大家又开始在附近寻找那口水井。在《追寻彭加木》一书中,根据陈百录的说法,他跟汪文先早在16日下午就曾往东去找过水,但是一无所获,这一点也得到了马仁文的证实。
四口水井
在《追寻彭加木》一书中提到,彭加木在几日前曾跟马兰基地的参谋张占明闲谈时,说起这样一件事。在1980年1月,CCTV和NHK联合拍摄纪录片《丝绸之路》的摄制组就曾经在一个叫“八一泉”的地方加过水。而这个“八一泉”所在的位置,正好就是疏勒河故道北岸,库木库都克北约30公里处。
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八一泉”呢?张占明说,“是因为50年代时,兰州部队的战士经过那里,发现底下有水,于是挖坑取水,坑里的水可以没过膝盖。为了纪念解放军功绩,便命名为‘八一泉’。”
对于彭加木来说,这是一个有那么一点希望的线索。而另外一方面,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张彭加木对之抱有很大希望的前苏联地图。当然,这张所谓的前苏联地图原件扫描件复印件我们全都无法看到,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下面这张手绘图想象一下。
彭加木发现这张地图上,在库木库都克以东的疏勒河南岸,羊达克库都克附近位置,居然标注有4口水井!这张前苏联地图是40年代绘制的。这是另一个线索。这两个线索,一个发生在20年前,一个30年前。一个是道听途说,一个是一张不知真假的前苏联地图上的标记。或许都是谣传,然而,身为科学家的彭加木却似乎非常坚信按这些线索会找到水源。
八一泉
1980年,《丝绸之路》摄制组,“八一泉”。有没有觉得眼熟?如果没记错的话,再翻回彭加木的第二次罗布泊探险,我们找到的时间是1979年。更进一步,1979年11月15日和12月20日。没错,在新浪网提供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个很微妙的说法:“1979年11月15日【和】12月20日”。
1979年,1980年。又矛盾了。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段信息产生的问题:
首先,为什么同样一个摄制组,却在不同的时间都到达过罗布泊附近?而一个是有彭加木跟随的1979年,而另一个则是在没有彭加木跟随的1980年?(之所以知道彭加木没有跟随是因为上面提到,《丝绸之路》摄制组遇到“八一泉”的事情彭加木也是听别人说的)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把它理解为摄制组在79年底和80年初都一直在丝绸之路上转悠,但是79年时有彭加木的探险队跟着,而80年因为彭加木的先遣探查任务已经结束,熟悉了路线,所以提前走了。
然而仔细回想一下,彭加木在第二次探险中的任务应该是作为排头兵先行,开路探路。按常理说,摄制组应该走的是彭加木他们走过的路线才对。那么如果真有“八一泉”的话,应该也是彭加木一行人先碰到,摄制组才看到。可是为什么摄制组却在与彭加木分开后的1980年独自看到了?
其次,之前忽略掉的彭加木第二次探险时间,1979年11月15日和12月20日。在这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和”?是1979年11月5日出发和12月20日出发的分别两次,还是1979年11月15日到12月20日的一次?如果是两次的话,丝绸之路摄制组后来的行程为什么跟彭加木不在一起了?
晚饭
在罗布泊科考的那一段时间,探险队帐篷里挂着的气温计数值一直居高不下。最低时也有42、43度,最高50度。地表温度一测,居然有接近75度的高温!
当天下午,找水结果不尽如人意。水井没有找到,八一泉也并没出现。最后一桶油桶里的水已经发臭浑浊,探险队员们又累又渴,也没有心思再找水。现实已经十分严峻,无论是向罗布泊继续前进,还是返回,对于他们来说都已不可能。没有足够的饮用水,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基地求救,原地等待。
晚上探险队员们回到营地,彭加木又与众人讨论。最终还是在众人的要求下,向马兰基地发出电报,请求救援。电文由彭加木起草,内容如下:
我们已到达库木库都克以西约10公里,我们缺油和水,现在的水只能维持到明天。根据闫鸿建的回忆,当晚成功发出电报后,除彭加木以外的所有队员都长舒了口气。而彭加木却似乎一直对没找到水井耿耿于怀。为了欢庆离回家不再遥远的旅途即将结束,他们将野骆驼肉割下来,准备饱餐一顿。吃晚饭时,彭加木一言不发地往篝火里加柴禾,替大家分肉。然而,直到凌晨2点,所有人都回到帐篷里休息,他也没有离开。当晚所有队员都依稀记得,彭加木并未回帐篷里。
再次提议找水
前面是来自CCTV的说法,而另一说来自新浪,彭加木的电报内容为:我们缺水和油,请求紧急支援油、水各500公斤。1980年6月17日,清晨9点,马兰基地回应,同意救援。汪文先拿着电文跑出去给彭加木看,彭加木并没有多高兴,而是再次向队员们提出去找水井的计划。然而这一次,他的提议再也没有人响应。请注意,知道上午9点,彭加木还是在的。
正午12点,马兰基地再次发来电报:飞机十八日送水,不能送油。不要动,原地待命。汪文先再次拿着电文兴冲冲地跑出帐篷找彭加木,却没有发现彭加木的踪影。副队长汪文先猜想彭加木可能出去方便了,于是回帐篷里等待。下午1点,司机王万轩回车上取衣服,在车上拿起一张地图,发现下面压着一张纸条(另一说是拿起一本地图册,发现其中夹着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是彭加木的笔迹:
附注1:
据王万轩说:他是当年考察队的司机,他从1979年就和彭加木在一起工作了。跟着彭加木参加过几次考察。在他的眼里,彭加木的性格不仅内向,而且“太执著了”。看问题比较直观,别人说什么都劝不进去。“他认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别人想把他拗过来是不太容易的。”
彭加木如此执著究竟是为什么?王万轩告诉记者,那时已有外国人去罗布泊考察。“我们说是去罗布泊考察,但在此之前谁也没去过。说有外国人来这里考察也是在外围,很早的,那时罗布泊还有水。罗布泊的水消失是在70年代,没水之后,谁也没有来过。”
外界一直传言,彭加木率队进罗布泊是为了寻找钾盐矿。但这种说法遭到了王万轩的反对。他介绍说,进去的时候,并没听说过这种说法,“我们到罗布泊中间去的真正目的是想要寻找一些特殊能源和稀有金属,这是科学院的目的……我们还带了两位化学专家。”
是什么值得他苦苦寻找?对考察任务官方一直语焉不详。在CCTV可可西里搜寻里称是—稀有矿产资源—-那么到底是什么?跟找宝一样,知道一定在此范围,才可能反复寻找。而且目的明确。如果泛泛考察,不会这么不甘休,它是什么?为什么神秘?核爆都不是秘密的今天,为什么彭加木的科考目的还保密?他为什么带植物标本?这才是谜底。
附注2:
彭加木遗体为什么久寻不见?这个谜如何解开?敦煌的一个骆驼客淡的情况似乎有助于人们解开此谜。这个骆驼客叫叶多寿,家住敦煌城里,对彭加木失踪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旧社会就赶着骆驼经常往来于敦煌—哈密—吐鲁番,他说,彭加木有可能掉进北戈壁的土海里了。?
他说的北戈壁是指疏勒河北故道北侧的戈壁滩,也就是彭加木留下屁股坐印时所面对的那片戈壁滩。为啥叫土海?叶多寿说,那戈壁滩看上去是平的,其实是假的。古时候那里有很多深沟,后来风吹的细土面儿把它填平了。那土面像雪粉一样,是虚的,表面上却是一层干皮,人、马、骆驼踏上去,噗哧一下就埋进去了,越挣扎越深,就像人误人了沼泽一样,最后把人埋的连印迹都不留。他早年就曾见有人掉进去过,根本没法救。彭加木是否也遭了此难呢?
附注3:
双鱼玉佩可能是假的?网友编缀的!没有确切的资料表明有双鱼玉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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