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政权的奠基者曹操 竟唯一信任的人是他

　　曹魏存在40余年(220-265)，是曹魏政权的奠基者。他执掌政权20余年(196-220)，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改革措施对曹魏政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曹操是位杰出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鲁迅则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可说评判有据。

　　曹操(155-220年)，安徽亳州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父，是大的养子。东汉末年，豪族地主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他们大量兼并土地，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广泛的渗透，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庶族地主却不甘落后，也希望在封建地主政权中争一席之位。因此在地主阶级内部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东汉政权瓦解之后，他们纷纷拥兵称雄，在政治上采取分裂的政策，大搞封建割据，占地为王，形成鼎立的局面!　

　　曹操为了恢复统一的政治局面，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和发展自己的势力，非常重视吸收和选拔人才。在官吏的选任方面，纠正了尚名背实、朋党结交的选举弊端，提倡“唯才是举”的政策，坚持“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方针。203年(建安8年)曹操在《论吏士行能令》中明确指出“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的选官准则。他为了消灭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以成就霸王之业，曾写信给，请他帮助推荐奇谋之士。当时荀彧知道有奇才，便把郭嘉推荐给曹操。

　　郭嘉字奉孝，颍川郡人(今河南禹县)，少年就有远大志向。起初，他听说袁绍礼贤下士，便北上去投奔袁绍，但经过观察，知道袁绍不是真正的成大事者，便对袁绍的谋臣辛评、说：“夫智者审于量主，故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之下士，然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霸王之业，难矣!”于是，便离袁绍而去，经荀彧推荐而得见曹操。曹操与他谈论统一天下之事说：“本初(袁绍)拥冀州之众，青、并从之，地广兵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郭嘉对曹、袁二人的贤愚早有分析定论，便胸有成竹的答道：

　　“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虽强，终为所擒。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行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慑，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宣，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 

　　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　

　　郭嘉分析曹、袁两家优劣长短，曹操有十胜之论可谓，真不愧为当世之奇才，曹操听后非常高兴的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看到曹操那么诚心的听取他的分析，也深服曹操的英明，愿意帮助他打天下。两人长谈后，郭嘉自言自语的说曹操：“真吾主页!”于是，曹操表奏郭嘉为司空军祭酒。从此，曹操对郭嘉非常器重，凡郭嘉所谋划的策略，无不言听计从。建安2年(197年)袁绍占据河北，占据徐州一带，形成互相声援之势。袁绍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想将冀州的消灭，使率领大军北上，进攻公孙瓒。这时，郭嘉对曹操说：“袁绍率军北上进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若不先取吕布，一旦袁绍来攻我军，吕布就会援助袁绍，此深为我军之害。”曹操采纳了郭嘉的建议，于建安3年(198年)九月亲率大军，“征吕布，三战破之，布退固守。时士卒疲倦，太祖(曹操)欲引军还，嘉说太祖急攻之，遂擒布。”从而取得了“南控虎牢之险，北倚太行之固”的有利形势。

　　“转斗千里，尽有江东，闻太祖(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将渡江北袭许。众闻皆惧，嘉料之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雄豪杰，能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孙策临江未济，果然被许贡门客所杀。 

　　后来为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及和三郡乌丸，郭嘉又随着曹操踏上北伐的征途。“从破袁绍，绍死，又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连克。诸将欲乘胜遂攻之，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征荆州，若征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太祖曰：“善”及南征。军至酉平，谭、尚果争冀州。谭为尚军所败，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还救之，遂从定邺。又从攻谭于南皮，冀州平。”　　

　　“太祖征袁尚及三郡乌丸，诸下多惧刘表袭许以讨太祖，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猝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四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惧应，以生蹋顿之心，成窥见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太祖遂行。至易，嘉曰：‘，今千里，辎重多，难以取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易。’太祖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以下，尚及兄走辽东。

　　郭嘉向曹操提出了用轻骑袭击乌丸的建议，得到曹操的赞成，一举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但是，由于戎马倥偬、积劳成疾病死在北伐班师的路上，年仅38岁。曹操亲临致祭，不胜悲痛，他抚摸着郭嘉的灵柩痛哭道：“奉孝之死，是天亡吾也!”又对荀彧等人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尽，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后曹操在大败，叹曰：“若在，不使孤至此!”为了表彰郭嘉的功劳，曹操特上表，为郭嘉追加封爵。 

　　曹操用人政策的最可贵之处，是相信“天地间，人为贵”的哲理。他对人才求贤若渴，在其创作的《短歌行》中，他所抒发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辅，天下归心”的思想就是他求贤思想感情的流露。在征讨敌对势力的战争中，曹操深刻的认识到贤能之士对统一大业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建安15年《210年》春，曹操正式颁布《求贤令》，其中说：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偿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辛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不得无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丑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极端轻视儒家所提倡的那套伦理道德。他认为既要求得贤才，就不能像东汉那样讲究什么孝、廉、仁、义。追求什么行为端正。他在建安19年12月所下的诏令就这样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岂笃行，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曹操的用人标准很明确，他所追求的是有“高才异质，或堪为将相”的人，对于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甚至于“不仁不孝”的人，只要他们有“治国用兵之术”，便可不计德行，予以举用。他认为官吏只要“忠能勤事，”，便可称为“国之良吏”。

　　既然重视才学，就不能讲究出身履历，《魏书》称赞曹操“拔、于行阵之间，取、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拨出细微，登为牧守者，。”这证明了曹操的用人原则，不仅口头说了，而且实际做了。曹操如此坚持举任贤才，是为了改变东汉以来大族名士主持乡间评议，控制选举局面。曹操的唯才是举的选官方针，对以后的魏晋政权的统一，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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