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帝“伙食”看贪腐：鸡蛋30两银子一枚无人揭穿

　　这份“工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滋味，风险高、工作量大且不说，光是后勤部门报花账这事，就很难对付。比如，自己的伙食开销到底是多少，没几个皇帝搞得清。

　　不同的皇帝对于这笔糊涂账，有不同的态度，有的一直被蒙在鼓里、有的想办法震慑“蛀虫”，有的则假装糊涂。

　　宫廷鸡蛋30两银子一枚

　　根据留下来的食堂账本，皇帝的伙食开支是每月480两白银，折合人民币15万元左右，费用惊人。到了，皇帝的伙食标准飙升得无法想象，小皇帝溥仪每年要消费肉类一万斤、家禽3000只，伙食费达20万两白银。

　　万历皇帝作风懒散，创造过30年不上朝的纪录，对财务问题可能不上心;溥仪正是上幼儿园的年龄，骗小孩子不需要技巧，所以这两个例子可能有点儿极端。那么，正常的情况如何呢?

　　早朝时间从凌晨5点开始，大臣们为了不迟到，每天起得比鸡还早。有一天，帝亲切地问候一个大臣：“你天天上班这么早，在家吃早点了吗?”大臣说吃了，乾隆又好奇地问：“早点吃什么呀?”大臣答：“俺家不富裕，随便吃几个鸡蛋。”

　　乾隆惊讶得倒吸一口气：“天哪，10两银子一枚鸡蛋，我都不敢多吃，你还哭穷!”大臣立即明白是有人搞鬼，但也不好乱说，只好顺着敷衍道;“外面卖的鸡蛋都是残次品，特便宜，质量好的鸡蛋我们哪里吃得起。”乾隆这才释怀，反过来安慰大臣：“别急别急，咱以后涨工资。”

　　到光绪帝时期，宫廷的鸡蛋进价已变成30两银子一枚，其实市场上才卖三四个铜板。光绪偏偏好这一口，因此每年要“吃”掉上万两白银的鸡蛋，弄得自己都有点儿负罪感。有一天跟翁同龢闲聊，光绪问：“鸡蛋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贵了，翁老师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也不敢直言：“过年的时候买个把鸡蛋，给孩子们解解馋，平时不敢想。”可怜的光绪皇帝，终生都以为吃鸡蛋属于高档消费。

　　无可奈何的“汤面管理处”

　　皇帝特别节俭，每年全部的生活支出，还不及后来他的儿媳妇的一半，弄得后勤部门清汤寡水，大家都很郁闷，就不断“创新”贪污思路。时间一长，道光隐约感觉不对，就想搞搞调研。

　　有一天开早会，道光帝突然问大军机：“你家平常做饭，都是谁买菜?”曹振镛知道皇上最欣赏的干部，痛快地回答：“保姆买菜我不放心，下了班俺自己上菜市场。”

　　道光帝切入主题：“那鸡蛋多少钱一个呢?”曹振镛是个情商超常的老江湖，他一盘算，管后勤的可都是皇帝身边人，岂能瞎掺和，便顺口编了个故事：“我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差点儿死了，医生嘱咐千万不能吃鸡蛋，一吃就没命，所以我家从来不敢买鸡蛋，真没口福啊!”

　　道光皇帝还曾经想过叫“外卖”，这在今天是很平常的事，他硬是没办成。

　　道光帝上任前，曾在前门一家小吃店吃过一碗汤面。这家的汤面做得实在是好，以至于道光帝念念不忘。登基后，皇上有一天发现吃饭开支过大，就明确指示伙食不要太讲究，多搞家常的，比如汤面之类的。

　　第二天，后勤事务管理部门内务府递上一份报告，建议设立汤面管理处，选派得力干部挂帅;修建汤面厨房一所，增加事业编制若干;请求拨付筹办费60000两，此后每年需要15000两保证运行。皇上一看差点儿晕过去：“这也太夸张了吧，前门外就有一家汤面馆，不能让去买吗?”

　　过了几天，内务府的人报告说，前门外的那家馆子早就关张了。可怜的道光皇帝只好认了：“算了算了，我不吃汤面了!”

　　桌子一拍震慑“蛀虫”

　　有一次，皇帝书房的门坏了，后勤部门的意见是换个新的，皇帝说修理一下就行了。门修好了，报销单据上写着白银5000两。咸丰帝大为震怒，桌子一拍：“你们当我是傻子!”立即下令组成专案组，要求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讯问了好几圈，结果出来了：具体办事的干部是新来的，业务不太熟，加上第一次给皇上办事，心情非常紧张，错把50两填成了5000两。既然领导还有点儿专业知识，后勤部门着实小心谨慎了一阵子，但领导也不能事事都查，时间一长，依然如故。

　　光绪与慈禧关系微妙，趁60大寿之机，光绪定做了手镯作为生日礼物，表表忠心。内务府的庆宽是经手人，报销了40000两白银。光绪责问：“怎么这么贵?”庆宽笑笑：“看过了，说很喜欢呢。”光绪很不快，暗下决心要除掉这个蛀虫。

　　恰好此时，庆宽通过私下运作，包揽了慈禧寿辰庆典的政府采购工作，他的同事们眼红了，集体向皇上举报他的斑斑劣迹。光绪则顺势撤销了庆宽的一切职务，责令其提前退休。

　　揣着明白装糊涂

　　慈禧太后当政那些年，是大清历史上腐败分子过得最“舒服”的时期。这是因为慈禧自己就十分贪财，而纳贿收礼少不了帮手，鼓励报花账就成了她购买忠心的妙招，事情更一发不可收拾了。

　　有一天，后勤部门出去采购了100个皮箱，每个箱子报销60两银子。军机大臣阎敬铭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还主管过财政部门，知道这里面猫腻不小，便悄悄告诉慈禧：“现在市场上的皮箱，每个不会超过六两银子，内务府明显是报花账、骗领导，不认真查处不得了。”

　　慈禧连连摇头说：“你别听人嚼舌根子，哪能这么便宜。”阎敬铭以为领导不了解行情，说我们家前天刚买了一个，还是名牌呢，也就几两银子，而且，集中采购的价格更低!慈禧这下不高兴了：“那好吧，给你半个月时间，你帮我买100个便宜箱子，办不到你负责。”

　　第二天，阎敬铭兴冲冲地带着钱上街，不料所有箱包店都不开门。好不容易敲开了一家店，老板压低嗓子说：“昨天宫里来人了，通知箱包店一律停业整顿半个月，如有违反，以后就不能开店了。”

　　阎敬铭心想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就不信正不压邪!一封信，派人送给天津道台，请他赶紧代购100个皮箱送来。

　　半个月过去了，天津那边消息全无，就连送信的也不见踪影，急得阎敬铭想撞墙。几年后他才知道，当时有人硬塞给送信的1000两银子，让他滚得越远越好，不然小命不保。气得阎敬铭破口大骂：“洪洞县里没好人!”

　　内务府的干部天生都是坏蛋吗?不是坏蛋就不能到内务府工作吗?不是!他们都是经过层层把关选拔进来的，如果政治不可靠、品德有瑕疵、业务不精通，根本没有机会来为皇帝管理家务和财务。可是在清代，内务府却是最臭名昭著的部门，是腐败分子暖洋洋的温室，贪腐案件易发多发，许多干部成了明火执仗的劫匪，而且谁都拿它没辙。同样一个人，怎么会由天使变成了野兽呢?

　　原因很简单，内务府一直缺乏刚性的制约制度，更不要说现代财务制度;加上在皇帝身边工作，各部门巴结还来不及，谁敢监督?内务府编制超过3000，指望皇帝一个人进行有效监督是不现实的;再说日久生情，猫和老鼠朝夕相伴，也会成为朋友。

　　历史和现实反复示我们，“坏人”是坏的制度惯出来的，“好人”是好的制度制约、引导出来的;与其寄希望于发现“好人”，不如多花功夫在建立健全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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