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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简介:唐朝的史书为何有新旧之分

时间2023-04-25 20:13:34发布小兔子乖乖分类历史趣闻浏览84

  历代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便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以吴兢、韦述所撰最为有名。吴兢撰成《唐书》六十五卷(一说九十八卷),韦述又补遗续缺,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但武宗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史事缺略。

  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

  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他挑选文士,拟订了完整而庞大的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的计划。写作是在唐国史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赵莹即从两个方面着手组织编纂。

  其一、根据史馆所缺史料,奏请下诏购求会昌元年至天祐元年“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

  其二、与张昭远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计划,并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诸帝本纪”;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备录”、“条列”各相关材料,以凭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

  两年以后,赵莹出任晋昌军节度使,离史任,未竟其业。但是,编纂工作在张昭远的具体主持下,仍然依计划继续进行。因此,史称赵莹“监修国史日,以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

  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

  《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瑭之命修撰,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因为书成时刘昫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刘昫就成了署名撰者。三任监修之外,参预纂修工作的,先后总计9人。他们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一作光)。其中,张昭远始终具体负责其事,用力最勤。贾纬受诏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起复,主要贡献是其《唐年补遗录》65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难得史料。赵熙始终其事,“竟毕其功”。王伸于书成之日,身列“恩奖”名单。吕琦预修唐史,史称“有能名”。

  《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的惨状,公私损失都很严重,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卷以及唐高祖到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一般认为,五代纷乱之时,唐代遗闻往事,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这部唐史援据较少,而其前半则“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 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

  其实,上述认识,不论是赵翼的两段论述,还是今人的那种说法,都失于深入、细致的考察。更有甚者,以其《经籍志》没有著录的史籍,便是五代修史时未曾见到的书。其实,这些认识都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不足以说明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旧唐书·经籍志》所录,以毋煚《古今书录》为据,乃“开元盛时四部书。至于天宝以后的著述,并不是五代后晋时没有看到,而是史臣们不打算将其混杂到“开元盛时”的著录之中。对此,后晋史官说得十分清楚:天宝以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

  这里提到玄宗天宝以后的撰述有三类,一是“裁国史之繁略”者,二是“记礼法之沿革”者,三是“诸公文集”,只不过都放在本人的传记当中记述罢了。因此,凡是《旧唐书》纪、志、传中提到的撰述,尤其是天宝以后的撰述,都应视为后晋纂修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

  其史料来自一是实录。二是唐人所修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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