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为何从支持利用义和团到镇压义和团

　　甲午败，维新起。戊戌维新本是体制内以制度改革达到振衰起弊、救亡图存的难得的机会，却因“帝”“后”两党权争，最后以维新被镇压，“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等维新志士亡命海外告终。反对维新的虽然获胜，但比她年轻得多的的存在，对她和支持她的守旧大臣是潜在的巨大威胁，因此，只有废之而后安。但由于列强明确反对废帝，最后，慈禧相信具有刀枪不入的神功，利用义和团反对列强。最终，败于“八国联军”。1900年8月15日清晨，北京城破，慈禧携光绪等仓皇出逃，好不狼狈。面对灭顶之灾，慈禧不能不对自己基本的执政方针作重大调整。从1900年8月到1901年1月，朝廷发布了一系列上谕，完成了这种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有四道，这种方针调整及所体现的“政治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个上谕发布于8月20日，即向西逃亡的第五天，慈禧尚在途中、前途未卜便以名义，下诏责人罪己。此谕首先对清王朝开基以来“列祖列宗”的“厚泽深仁”热烈颂扬，意在此时此刻仍要强调政权的合法性。然后，又赞扬，“于祖宗家法恭俭仁恤诸大端，未敢稍有偭越”，特别强调这是“薄海臣民所共见”，尽量减轻责任。对这次大劫难的起因，则归结为“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致震惊九庙”，完全是义和团与传教士、教民的冲突引起，朝廷、慈禧并无责任。但又承认“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众所周知，自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即向全国宣布重新训政，“负罪实甚”者其实就是慈禧。不得不罪己，又要强调政权的合法性、并要顾全自己的面子，是此诏第一层意思。

　　紧接着，此谕又将责任、矛头指向诸位大臣：“祸乱之萌，已非朝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偷安之习，何至一旦败坏若此?尔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具在，试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许忠义者安在?今见国家阽危若此，其将何以为心乎?”其实，就在决定是否向列强开战的御前会议上，坚决反对开战的几位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五人受到慈禧严斥，分别在7月28日和8月11日被朝廷处死。对不同者处以重罚甚至死刑，但酿成灾难后又把责任推向大臣，向大臣问责，这是专制社会中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的本质体现。无数史实说明，在专制体制下，“臣工”若敢于直言，有时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

　　更重要的是，此谕肯定了由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官员策动的“”。当中央政府向列强宣战时，东南地区的官员不仅不支持中央、积极支持战争，反而与交战国达成彼此互不开战、保护彼此商业经济利益的协议，公然抗旨，与朝廷对立，确实少见。但此举是否“合法”?朝廷是否正式认何?仍不无疑虑。对此，此谕作了明确肯定：“前据刘坤一、张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务照常，如约保护，今仍应照议施行，以昭大信。”肯定“东南互保”，已潜藏“求和”之意了。因此，紧接此句的是：“其各省教民，良莠不齐，苟无聚众作乱情形，即属朝廷赤子，地方官仍宜一体抚绥，毌得歧视。”从打杀镇压教民到保护教民，也是重要的政策变化。

　　两天后，上谕又称：“自来图治之原，必以明目达聪为要。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及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无隐。当此创巨痛深之后，如犹恶闻诤论，喜近谗谄，朕虽薄德，自问当不至此。”最后表示希望“内外臣工，各矢公忠，共持危局，庶几，用以祛弊扶衰，朕实惓惓有厚望焉”。

　　虽然此谕表示今后要虚心纳谏，要臣工直言，但一来当时朝廷命运究竟如何还是未定之天，二来一贯独裁专断的慈禧能否容忍逆耳之言，人们不能没有疑虑，所以并未得到响应。但最后这句要“祛弊扶衰”，毕竟潜含承认体制有“弊”之意。

　　9月7日，停留太原的朝廷在要奕劻、等与列强议和的上谕中将责任完全推给义和团并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直隶地方，义和团蔓延尤甚，李鸿章未到任以前，廷雍责无旁贷，即著该护督饬地方文武，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傥仍有结党横行，目无官长，甚至抗拒官兵者，即责成带兵官实力剿办，以清乱源而安氓庶。”

　　清廷政策从此前向只是“保护教民”的转变进一步急转为镇压义和团。不久前还称义和团为“义民”，此时则成必须剿杀的“肇祸之由”。理由何在，并未解释，慈禧急于求和，政策只能急转弯，顾不得更多了。

　　从支持、利用义和团到抛弃、镇压义和团，意味深长。此事一方面说明，利用、支持民情，对政府来说如同玩火，非常危险。有政府支持，民众往往有恃无恐，行为会越来越激烈，政府很难控制其行为范围。最后，政府总要收拾局面。但民众情绪一旦被煽动起来，政府要收拾局面也非常困难，只能以镇压民众收场。政府威望，必然大受影响。另一方面，此事也告诉民众，不要认为自己得到政府的支持，就可以为所欲为，越来越激烈，因为政府迟早要收场，往往会以民众当的。

　　1901年1月29日，正与列强议和期间，清廷宣布了著名的新政改革上谕。此谕一方面承认“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并以清王朝入关前后的变化，来为变法辩护。“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但同时，又认为“盖不易者，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承认“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慈禧终于承认要向外国学习：“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甚至认为“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因此：“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此谕的发布，标志着晚清“新政”的开始。究其实质，与康有为不到三年前发动的维新并无不同。或者说，慈禧镇压了维新，又不得不充当“维新遗嘱”的执行人。

　　但是，慈禧并不愿意承认此点。所以此谕特别强调当时“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现在还逃亡海外，仍“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慈禧虽行“新政”，但要强分与当年维新不同、仍坚持三年前的戊戌政变、镇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是对的，不容藉此翻案。

　　行新政而不宽囿当年的维新派，历史之结迟迟未解，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新政与预备立宪。梁启超是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自上而下和平改革的立宪派的领袖，当立宪派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时，清廷不但未能“宽恕”其“罪”将其收归己用，反而一直通缉、捉拿。这样，他在与革命派辩论中居于非常尴尬的位置。他力论只有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的暴力之害、而且清政府也可能自上而下的改革，然而他自己却未能被清政府赦免，一直是“待罪之身”，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讽刺，使他的理论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从1900年8月下旬到1901年1月底，在半年的时间内，清廷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时移势变，为时嫌晚，此时仅仅“新政”已经不够，“立宪”成为社会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总是被动的清政府又迟迟不立宪，只能最终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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