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北宋为何不许独生子女和未成年人出家？

　　从北宋以前的僧人传记来看，那些在僧传中留名的僧人，绝大多数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大概是十岁左右。在“佛制”中，长期以来并没有规定人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家。寺院在古代一直也作为佛学教育机构而存在，里面生活着很多儿童少年。他们最初在寺院是带发修行的，中对他们有特别的称谓，比如童子、行者、长发、沙弥。

　　“童子”这一称呼，北宋的道诚法师在其《释氏要览》中解释说，根据《大智度论》中的说法，从修为来看，从初发心断淫欲乃至菩提，都叫童子。而若以年龄记，则“自七岁至十五皆称童子”。另外，佛门中还有“行者”的称谓，就是指能修行的人，而“凡年十六岁以上应呼行者”。道诚法师的解释是，“男生八岁毁齿，十六阳气全，以其有意乐信忍，修净梵行故”。后来又有把童子、行者合起来称呼的“童行”一词。

　　这些在寺院中生活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还处在修行的初级阶段，大多并不剃发。而一旦剃发则须受十戒，落发之后就可以称为“沙弥”了。关于剃发年龄，在《僧祈律》中有规定，“佛制，年不满十五，不应作沙弥。”但“沙弥”这一称谓一般来说包含童子，这在佛经中是有典故的。在迦维卫国，阿难的故乡有两个被遗弃的儿童，被阿难收养了。佛问阿难，为什么不让他们出家，阿难回答说，佛制不允许。于是佛又问，那这两个小孩能够驱赶偷吃食物的禽鸟吗?阿难说，能够。于是佛就说，那就让他们当“驱乌沙弥”吧。所以，后来在佛制中，七岁至十三岁的出家小孩，也可以称作驱乌沙弥。而年龄十四岁到十九岁的，则称“应法沙弥”。二十岁以上的，则可在沙弥前冠以他的名字来称呼。

　　另外，佛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年龄规定，即可以受具足戒的年龄。所谓具足戒，简称具戒，是指比丘(尼)所应受持的戒律，依戒法规定，具足戒分为六大类，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五十条，和上文沙弥所受的十戒相比，要复杂完备得多，所以称具足戒。只有受持具足戒以后，才能正式取得比丘(尼)的资格。而受具足戒的条件也是十分严苛的，需要“身体强健，诸根具足，无有聋盲等众患，身器清净，无有边罪、犯比丘尼、贼住等杂过，具出家之相，剃除须发，披着袈裟，已受沙弥(尼)戒，且年龄已满二十岁而未逾七十岁之间”。

　　北宋奇葩规定：满二十才能出家

　　本来，出不出家是个人人生道路的选择，按照佛制的规定，只要有寺院有老师愿意接收，就可以出家了。那时候，寺院中的师父会向想出家的人介绍寺里的情况，要问“一食一住，少食少饮，多觉少眠。汝能否?”如果回答“能”，就可以收入门了。但是，随着佛教势力的不断壮大增强，当出家之路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以致和世俗之路争夺人口资源的时候，必然会影响到世俗社会的运行秩序，所以佛教团体的内部管理也不得不受到政府的管控。据《唐会要》记载，自延载元年(694)开始，天下僧尼就归于祠部管理，到了天宝六年(747)规定，佛门中度僧尼，“令祠部给牒”，也就是说，成为僧人需要国家颁发职业资格证了。当然，在“王法”最初干预“佛制”的时候，基本上还是遵循“佛制”的传统，“王法”只是在“佛制”规定的关节处给予官方的认可，并不特别影响佛教内部的管理秩序。

　　直到北咸平四年(1001)，从诏令的规定来看，当时的“王法”和“佛制”也基本还是相符合的。据《宋会要辑稿》所载：“行者、童子、长发等，今后实年十岁，取逐处纲维、寺主结罪委保，委是正身，方得系帐。仍须定法名申官，不得将小名供报。尼年十五，僧年十八，方许剃度受戒。”在这段材料中，“系帐”的意思，就是国家把户籍转到佛教系统，也就是将户口归入佛教系统内计数，那么出家人也就免除了世俗的赋税和劳役。这一规定，相比于以前佛制中七岁即可出家、十五岁可受沙弥戒的规定，尽管在年龄要求上统一延后了三年，但并不至于离谱。

　　但是到了天圣八年(1030)，北宋政府颁布律令，规定“应男子愿出家为僧道者，限年二十已上，方得为童行。”这一规定和佛制就相去甚远了。规定一出，想必在佛教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从十岁左右就出家开始学习佛学，和从二十岁以后才可以开始学佛，对于僧人的教育培养过程来说，必然会产生质的影响。当时有位禅僧契嵩在给仁宗的上书中，就表达了对这一规定的强烈不满，疾呼：“其人年未二十者，不得听之出家。何其与佛制大相戾耶!”(《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他认为，二十岁才开始诵经学习，即使资质聪明，专心诵一经，也需要三四年时间才能成。如果资质暗钝，那么学习时间需要更长。而且学习完规定课程也不一定一次就能通过考试。所以，等他们可以受戒为僧，可能就都三四十岁了。而如果要受具足戒，还需要学习更多佛学内容，恐怕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都会学得很辛苦且难成大器。所以，如果从二十岁才出家开始学习，就太晚了。

　　但是，整体而言，北宋王朝的政令在民间是能够得到落实的，年满二十方能出家的规定一出，必然会使人们的出家之路受到很大的影响。尽管我们从后世的僧传资料中，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僧人在二十以前就出家了，但这些现象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解释。一方面，正如游彪先生在《有关僧尼的法条初探》一文中所指出的，“政府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法条限制出家的资格，但在民间，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抑或其他原因，违规出家的现象是根本无法禁止的。”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能够留下僧传记载的，只是一个时代的少数僧人，可以说是僧人群体中成器的佼佼者，而在整个佛教团体中，更多的则是庸庸碌碌默默无名的普通僧人。所以，留下僧传的僧人大多早年就出家，反而可以说明，二十以后才出家确实难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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