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多有隐漏户口：明朝政府曾派军队点户勘合

　　户口之数是古代国家社会治理的基础，因而被赋予神圣意义。《周礼·秋官》小司寇之职，在每年孟冬之月祀司民星，“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以图国用而进退之。”可是，隐漏户口却历代多有。政和三年，详定《九域图志》，蔡攸、何志同言：伏见本所取会到天下户口数类多不实。通河北德霸二州之数，率三户四口，则户版刓隐，不待较而知之(《宋会要辑稿·食货》)。这是从微观层面质疑户与口的比例关系。从情理上说，不可能二州之地都是三户才四口人，这不可能是正常家庭状态。历代为了获得准确的户口数，几乎不惜一切代价。明洪武三年籍天下户口，除了颁布户帖式，规定隐匿者斩，甚至派出军队去点户勘合。于是我们便可明白有明一代户口变动的怪现象：“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明史·食货志》)

　　吕思勉《中国社会史》曾归纳户口不实的原因有四：设官之疏阔、政事之废弛、产业制度之不同、社会组织之复杂。究其实，当以其所言第三点为主：古代田宅，皆受于官。隐匿口数，是自弃其承受田宅之利。后世则不授田，而徒役其身，征其税。有丁有田者，苟能漏籍，即同宽免;贫无立锥者，不能免役，且输无田之税，孰不欲为亡命之徒乎?其所言后世，当为宋以后。但是，两千年来仍然有一以贯之者在。战国时期就有“士卒(此指达到兵役年龄的男子)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傜赋，而上不得者万数”(《韩非子·诡使》)。之所以如此，正因为国家的压榨要重于私门。可见“苟能漏籍，即同宽免”的情形也同样存在于宋以前。北魏推行均田制，就是为了将附托于豪门的人口吸引出来，为国家获取丁口赋役。作为国家权力的执掌者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所谓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和地主阶级之间存在着争夺人口和赋役的矛盾。地主阶级的存在实际上是给贫苦民众以选择的可能，由此成为皇帝与民众之间的隔热层。于是国家在弱小时，只能以均田制等方式提供优惠政策以与豪门竞争，这以六朝时期为主;在强大时则打击地主阶级，迫使依附民归属于国家，这以明清为高峰。

　　天下为公实中华政制之本。君相分权则提供了制度保障。监察御史吴猎即上奏直斥宁宗：事不出中书是谓乱政。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为是轻易快意之举!出身士人的宰相成为对于君权的制度制约。但地主阶级的萎伏，使得以一纸诏书轻易罢废中书省。此后中华大地便成为钱穆所斥“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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