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捕日军“百人斩”战犯始末：一张报纸引跨国追缉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展陈结尾，一间黑洞洞的屋子。每隔12秒，会有一滴水从屋顶落下，一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肖像在墙壁上闪现，瞬间又湮灭在黑暗之中。“滴答”的水声，重锤一样敲击着每个参观者的心——持续六个星期的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相当于每12秒，就有一个中国人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

　　这种的杀戮，在南京城陷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攻的途中，两名日本军官展开了一场“百人斩杀人竞赛”，以先杀满百人者为胜。到攻入南京时，两人一个杀了105名中国人，另一个则杀了106人。

　　这两个杀人狂魔，一个叫，一个叫野田毅。当时的日本媒体对这场“竞赛”大肆宣扬，并留下了一张著名的合影。两人并肩跨立，军刀拄地，脸上挂着日军式的骄横微笑。这张照片冷酷残忍的形象，成了日本侵略者最典型的标志，也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深植在中国人的心头。

　　“百人斩”血色凝结十年之后的1947年，这人不寒而栗的合影被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发现，随即传回国内。中国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了追捕、引渡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要求，一场针对这两头嗜血野兽的国际抓捕开始了。

　　远东军事法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人民历时14年的终于赢来了胜利。

　　正义的审判紧随着胜利的欢庆。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举行过后，宣布逮捕日本战犯，等108名前日本军政要人被宣布为甲级战犯。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的开始了。

　　代表中国出席的法官是时年42岁的梅汝璈，时任立法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检察官向哲浚，时任上海特区首席检察官、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此外，还有杨寿林、方福枢、裘劭恒、刘子健等数位法学家出任助手。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这也让中国检察官的举证工作异常繁重。正式审判之前的1946年三四月间，早已投入前期工作的向哲浚频繁回国搜集证据，同时也物色既懂英文又熟悉法律的人充实力量。

　　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因此迎来了人生的重大机缘。他就是时年仅24岁的高文彬，中国现在唯一在世的东京审判见证者。

　　1945年夏，日本投降的时刻，高文彬在东吴大学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刑庭书记官和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长。由于各方应酬，他很快就辞职了。就在这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语翻译，东吴大学教授刘世芳把高文彬推荐给了向哲浚。

　　高文彬英语极好，直到现在仍能每天在电脑上和远在美国的女儿用英语聊天。他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这里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所除了大陆法以外还教授英美法的学校。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用的恰恰是英美法系。

　　1946年5月16日，高文彬抵达日本，从盟军专用的巴士上下来，步入设在原日本陆军司令部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此时，法庭开庭已经13天。

　　“首批28名被告人被指控犯有55项罪状，主要被归结为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违反人道罪。”高文彬说，“审理共经历两年半时间，开庭818次，受理证据4000多件。”

　　1948年11月12日，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终于出炉。28名日本人中，7人被处极刑——包括战争的发动者东条英机，手中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土肥原、；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尽管出庭时间不多，但每天阅读庭审记录让高文彬对审理过程。起初他是作为翻译来到东京的，很快就被向哲浚任命为秘书，协助搜集、整理证据。

　　为了搜集更多战犯的证据，高文彬一有空就到国际检察处三楼的档案室查资料——那里集中了数不清的日本官方档案、媒体报道、机密文件，。

　　1947年的一天，高文彬翻到了一份1937年12月的《东京日日新闻》，那份报纸刊登了一张大幅照片——拍摄于侵华日军攻入南京不久，两个面带微笑的日军少尉军官拄刀而立。

　　高文彬略懂日文，但即便是完全不懂日语的中国人，也可以从那幅照片标题中的日文汉字明白其表达的意思：百人斩……竞争……两将校。

　　待到完全看完这篇报道，高文彬的肺都被气炸了。

　　报道的标题是《百人斩超记录》，署名“记者浅海、铃木发于紫金山麓”。文章这样写道：

　　以南京为目标的“百人斩竞赛”这样少见竞争的参与者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在十日的紫金山攻略战中的对战成绩为一百零六对一百零五。十日中午，两个少尉拿着刀刃残缺不全的日本刀见面了。

　　野田：“喂，我斩了一百零五了，你呢？”

　　向井：“我一百零六了！”

　　两少尉：“啊哈哈哈……”

　　结果是谁先砍了一百人都不去问了，“算作平手游戏吧，再重新砍一百五十人怎么样？”两人的意见一致了，十一日起，一百五十人斩的竞争就要开始了。

　　“当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时，我的心都碎了。”高文彬说，“作为中国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将他们处决。”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中国检察官提供的南京大屠杀确证就达2400多件。每一件证据背后便是一个血淋淋的控诉。而由于日军严密的消息封锁，这些血写的事实，高文彬也是直到东京审判时才得以知晓。面对一份份“不忍多读、不忍多想”的血证，高文彬心中郁结，义愤难平。《东京日日新闻》的这篇报道，无疑是侵华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

　　但是，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举证程序已经结束，这份证据已不能再呈送。而且，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军衔很低，也不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资格。

　　如此残暴的两个杀人狂，难道就此逃过惩罚？

　　高文彬说，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战犯分为A、B、C三个等级，国内通常译作甲级、乙级和丙级。所谓A级是“对和平之罪”，即计划、开始、实行侵略战争的犯罪，东条英机等人属于此类，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B级是“通例的战争犯罪”，即违反战时国际法的行为。C级是“对人道之罪”，即指战前、战时的杀害和虐待。B、C级战犯交由各国的军事法庭审判。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注定要接受来自中国的审判。

　　高文彬随即把报纸复印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转寄回国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那场丧绝人性的“百人斩竞赛”在其发生10年后，终于被公诸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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