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发展的黄金期：北魏迁都后大肆新建庙宇

　　公元386年，北魏在十六国争雄中异军突起，统一北方，定都大同(今山西大同)。大同距中国腹地遥远，不利于统治。公元471年魏孝文帝即位后，为展示雄才大略，积极推进迁都洛阳，但屡遭大臣反对。无奈，他以南伐为名，出动30万大军，誓师南进，行至洛阳，阴雨连绵，将士疲惫不堪。军队在洛阳稍作休整后，他即骑马执鞭，号令六军，继续南进。群臣纷纷跪于马前谏言：这样南伐，必败无疑。孝文帝说：“不南伐，即当移都于此。”群臣只得同意，于是定都洛阳。

　　北魏乃鲜卑族政权，鲜卑人在草原游牧，崇尚自然，崇拜太阳，道教、佛教传到此处，一一被人们接受。魏文成帝后，崇佛之风日盛，尤其是洛阳后，对佛教的发展更是推波助澜。他建立各级官方佛教管理机构，设置僧官;请一些高僧每月到宫廷讲经三次;广做佛事，还亲自为出家人剃发。他率领皇亲国戚参与大型礼佛活动，重臣公卿争相趋附，的《帝后礼佛图》就表现了这一盛大仪式。

　　寺院是佛教传播教义、组织僧众活动的重要场所。孝文帝一到洛阳，就以祖母冯追福的名义，在城南开阳门外的劝学里(今伊滨区佃庄镇附近)建报德寺。《魏书》中记载了孝文帝诏建此寺一事，高祖诏曰：“朕以虚寡，幼篡宝历，仰恃慈明，缉宁四海，欲报之德，正觉是凭。诸鸷鸟伤生之类，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为太皇后经始灵塔。于是罢鹰师曹，以其地为报德佛寺。”

　　孝文帝身边有位西域高僧菩提跋陀，长期为孝文帝讲经祈福、出谋划策，颇受敬重。但跋陀好山林之乐，不喜城市的喧闹，一到洛阳，心烦气躁，。孝文帝深知跋陀之意，下诏在京畿的嵩山专为跋陀修建了少林寺，供他静养修炼。今少林寺山门石坊刻有“祖源谛本”“跋陀开创”“嵩少禅林”“大乘胜地”等字迹，显示了少林寺的来历及它在佛教界的显赫地位。

　　汉明帝创建的白马寺，经魏孝文帝下诏整修后，依然是巍然大寺。寺内珍藏的最早经函保存完好，人们常烧香供奉它。这里的石榴、葡萄均从西域引种，优异于别处，故有“白马甜榴，一实值牛”的美誉。白马寺寺内有沙门宝公，虽形貌丑陋，却通晓过去，预知未来三世之事。据说，胡太后向他询问世事，宝公道：“把粟与鸡呼朱朱。”时人皆不知其意。建义元年(公元528年)，胡太后被投入黄河淹死，这才验证了宝公之言。

　　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厉行新政。其一是北人迁洛悉为洛阳人，“死葬河南，不得北还”;其二是改为汉姓，孝文帝改姓为元;其三是逝北语，讲汉话;其四是禁胡服，改礼俗;其五是定姓族，行联姻;其六是改官制，定律令，同时，扩建洛阳城。至今遗存的汉魏故城测量显示，北魏洛阳外廓城长、宽均达10公里，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这座古代最大城市又是中国历代佛寺最多的城市。据《洛阳伽蓝记》载：京师洛阳，“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自孝文帝，洛阳城大规模建造佛寺、佛塔、佛窟，使洛阳佛寺数量达1367座，仅西域僧人即3000多人，拥有佛经达415部1919卷，洛阳被誉为“佛国”。

　　北魏洛阳高僧云集，著名的有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昙摩最等。昙摩流支在洛阳译出《力入印法门经》等3部，菩提流支译出《十地经论》《佛名经》等30部，佛陀扇多译出《金刚上味陀罗尼经》等11部。昙摩最在融觉寺主讲《涅槃经》《华严经》，有僧徒千余人。菩提流支读昙摩最的《大乘义章》时，常“弹指赞叹，唱言微妙”，被文章的立论和文采折服，并用梵文译出，派人送往西域。西域沙门读后钦佩不已，常向东面遥拜，称昙摩最为“东方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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