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溥仪为何怒称“是战犯审判我们”？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是完整文献首次在中国面世。整套书80卷、5万页、一千万字，再现了那场耗时两年多的世纪审判。

　　65年前的11月12日，东京审判结束，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用了9天才宣读完——这只是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宣判，他们当中的七个被判处绞刑。

　　在东京审判中，最轰动的一幕出现在1946年8月16日，因为一个特殊证人的出场，这一天被称作“划时代的日子”。这个人，就是中国末代、日本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皇帝、废帝、寓公、傀儡、俘虏、囚犯、普通公民……溥仪的一生扮演过太多的角色，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证人。

　　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连续出庭八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年庭审单人作证的纪录。

　　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情绪激动时甚至拍案控诉，却也同时惴惴于自己当年不光彩的角色，隐瞒了部分事实，开脱着自己的罪责。

　　八天的证人经历，浓缩了这位末代皇帝多面人生中的复杂纠葛。

　　关键证人

　　1946年5月，初夏，东京市涩谷区杜鹃正盛。红白掩映之中，满眼都是破败景象。战后的东京，七成以上的建筑被炸毁烧光，遍地焦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的大楼，是断壁残垣中完整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建筑之一。

　　选择这栋建筑作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地有着象征意义。这栋大楼在战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摇篮;在战时是军部和参谋本部合组的大本营所在地。

　　日本侵略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心，这时成了战犯们接受审判的法庭。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

　　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的审判方式，法官必须保持中立，控辩双方的交锋是庭审的重头戏。而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现代法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和证据规则。因而从理论上说，在最终宣判之前，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们是不能被认为有罪的，而如果他们在控辩双方的交锋中占据了优势，甚至有被判无罪的可能。

　　这一点让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检察官都很不适应。

　　中国检察官倪征燠回忆参加东京审判时曾经写道：“在审判的第一阶段，都是涉及中国受侵略的问题，但中国方面没有估计到战犯审判会如此复杂，而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想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

　　在庭审的最初阶段，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席的中国证人也无所适从。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说日本“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无实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台。事后，秦德纯气愤地说：“这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是战犯审判我们。”

　　而那些受审的甲级战犯们，却在充分利用着法庭给自己提供的“权利”。“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的，自上庭之后就一言不发，连法官的提问也不予回答，十足是英美电影经典台词“你有权保持沉默”的现实版。

　　同样是“九一八事变”主谋、被称为“关东军之胆”的，公然宣称自己无罪，甚至叫嚣“要与检察方大战三百回合”。

　　直到8月16日，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入法庭，板垣一下变了脸色。

　　大约在午前11时25分左右，法庭执行官引导着一位瘦高的中国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缓缓地走向证人台，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着一副圆眼镜，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与别的证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宪兵护送，他身后却站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位苏联军官。

　　“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这位中国男子用标准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绍。

　　中国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就这样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日本最负盛名的报纸《朝日新闻》这样形容这一天之于东京审判的意义——“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溥仪将在8月16日出庭的消息其实早已传扬出去。这一天法庭的“上座率”远远高于往常。曾经定价几百日元的旁听券被炒出了数倍的高价，前排的贵宾席平时稀疏冷落，现在却满满当当。

　　曾经随侍溥仪15年的“侍卫长”工藤忠百般活动，都没能在旁听席上抢到一把椅子，最后他终于搞到一个“某报社的临时记者的身份证”，却发现自己只能被众多的媒体记者挤在后面……

　　与那些抱着好奇心态争睹中国末代皇帝真容的旁听者不同，被告席上的诸多甲级战犯，特别是与溥仪有着直接关系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对溥仪的出现大感惊惧。曾经被他们操纵在股掌之中的牵线木偶，现在是他们被控罪行的最直接证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将他们送上断头台。

　　在溥仪的叙述中，这几个人的名字不断出现着。美籍检察长季楠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仪问道：“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

　　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是。”

　　有媒体这样记述板垣的反应：“在法庭聆听之板垣，闻提渠之名，骤现不安之状。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触弄渠之耳机下之电线，当溥仪谓渠运用威胁时，渠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嘴之两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立即伪作未见，若无其事然。”

　　证人席上的溥仪，其实内心也不平静。直到乘飞机从苏联到日本的途中，他还在惴惴不安地揣测，自己不是去作证，而是被送回中国受审。

　　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带着亲属“大臣”从“新京”(长春)的皇宫中仓皇出逃。1945年8月19日，一行人降落沈阳准备换机时，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忽然出现，溥仪被俘。

　　做了苏军俘虏的溥仪，反倒放下了一路逃亡的惊恐不安，因为“自认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他觉得“没被中国人捉而落在苏联人手里，实在是万幸”。在东北做了十多年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自知罪责难逃，回国受审的可能，一直刺激着溥仪的神经。

　　苏联方面对溥仪还算优待。在关押地赤塔的莫洛科夫卡疗养所，伪满的“皇亲”和“大臣”享受了和苏联军官相同的待遇。溥仪拥有自己的单间，上有什么要求，苏方都是尽量满足。只要身边跟个人，溥仪还可以在附近地区散步。

　　见苏联人似乎没有把自己押回中国接受审判的意思，溥仪对这里的生活表现得十分满意。一个月后，他给苏联最高统帅写了一封，要求“永远居留在苏联”。私底下，他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偷偷和弟弟溥杰商量，一有机会，带上从皇宫偷运出的，逃到英美等国去做寓公。

　　斯大林的回信迟迟不来，溥仪最怕见到的中国人却出现了。

　　溥杰回忆，俘虏们被改送到红河子地区关押后，有一天，几个担当炊事和勤杂工作的中国人从外面干活回来，告诉他们，“国民政府派来的一些人住在附近的别墅里。”据说为首的是一个中将，他们“为接收你们而来。”

　　溥仪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派人与这些人搭话，但苏联人很快发现了双方的联络意图，调走了这几个仆役。

　　根据事后传闻，因为“交涉不得要领”，苏联人对那个中将的请求未做答复。

　　迁往伯力收容所后，又出现了一件让溥仪惶恐的事。苏方下令，所有在押的俘虏都要接受讯问，并写下揭发日本侵略罪行的书面材料。

　　作为绑在日本战车上的伪满洲国“皇帝”，日本的每项罪行，自己都脱不了干系。溥仪赶紧趁着苏联人不在，把所有的亲戚和随从召集起来，叮嘱他们要将所有行为都说成被日本人“绑架”;苏方传讯之时，要表现凛然的态度;不可显露心虚;不许指证别人;不许乱提话头……为了封住身边人的嘴，一向吝惜手中香烟的溥仪还给每个人发了一盒“三炮台”。

　　不料，苏联人对其他人都没什么兴趣，简单地问了几句就让他们回去了，只有溥仪本人，受到伯力内务局的几次传讯。

　　8月，谜底终于揭开，苏联当局通知，让溥仪到东京军事法庭作证。8月2日，溥仪登机离开苏联。

　　溥仪后来回忆，登上飞机后，自己“又犯了狐疑症”。飞到半途，他从舷窗向外看去，只见山峰连着山峰，好像是大兴安岭的模样，他不懂俄语，但是却隐约听见身边苏联军官的交谈中，夹杂着“哈尔滨”的发音。这个中国地名也让溥仪：“难道这是往中国而不是日本飞?也许苏联当局要把我送交蒋介石，怕我害怕，才故意说让我去东京作证?”

　　直到飞机在海参崴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溥仪才略感放心。

　　几天的休养后，溥仪飞抵东京。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助手裘劭恒在开庭前看望了这位重要证人，他后来回忆，“溥仪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我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你来作证，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身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终于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出关前后

　　根据法庭规定，证人出庭后的第一阶段是直讯部分，由提证一方对证人的身份、所见所闻进行问答。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记载，溥仪给自己设计了这样的开场白：“我继位之后的第三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

　　一个被推翻了的前朝皇帝，称孙中山是“伟大的人物”，用“腐败”一词形容自家王朝，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年报纸上的奇闻。

　　不过，这样的自我剖白对审判并没有价值，法庭的评价仅有一句“离题太远”。负责询问的检察长季楠立刻抛出了关键的问题，“你退位后为什么要离开天津去满洲?”

　　溥仪是如何出关的，直接关系到伪满洲国是如何成立的。

　　在溥仪的口中，这是胁迫和绑架下的行为：“(‘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长春市溥仪研究会副会长王庆祥说，溥仪离开天津是日本长期策划与准备的结果，为了在侵占东北后将溥仪诱骗到东北，各方面势力软硬兼施。

　　根据“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河本大作后来的供词，1929年秋，日本军部便决定在“满洲问题”上用溥仪。东北是清王室的发祥地，当地的旧王公贵族对溥仪抱有忠诚，便于控制。军部认为，由于幼年退位，没有强大的后台和根基，溥仪是一个易于驾驭的对象。

　　1931年9月22日，沈阳的枪炮声刚刚平息，板垣征四郎在沈阳参加了关东军的秘密会议，会上炮制出所谓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要以溥仪作为“国家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9月30日，板垣还专程派人前往天津与溥仪接触，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这时，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土肥原贤二出现在溥仪面前。

　　土肥原贤二是个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阴谋家，他在各路军阀中游走多年，致力于分裂中国的勾当，日本投降后，他作为28名甲级战犯之一，被东京法庭批捕。

　　1931年3月，日本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土肥原任机关长，那时就与溥仪多有接触。“九一八事变”当天，土肥原被召回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奉天特务机关，成为事变核心指挥之一。10月25日，土肥原又到了天津。

　　对伪满洲国的建立，溥仪其实不像他说的那样完全被迫。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复辟清王朝的机会。在和土肥原的会面中，溥仪最关心的是“满洲国”的“国体”，当时，土肥原贤二信誓旦旦地表示，“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在溥仪的智囊中，一直存在两方意见，包括他的生父载沣、老师陈宝琛在内的一些人始终对日本人心存怀疑，不赞成他贸然前往东北。溥仪开始有几分犹豫，这时，一些带有威胁意味的“礼物”出现了，也就是溥仪在法庭上所说的“水果炸弹”。

　　驻在静园附近的日本兵拿走了炸弹，第二天便鉴定它们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生产的。数封措辞强硬的恐吓信也被送到了溥仪的桌面上，上面的基本意思都是“如果不离开，便会有生命危险”。惊吓之中，溥仪决定，立刻动身去东北。

　　其实，第二天的《北平晨报》上便有人披露，炸弹是土肥原贤二安排的。

　　溥仪告诉法庭，1931年冬，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见面。板垣对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利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板垣邀请溥仪当这个“新国家”的元首。

　　季楠问：“你答应了吗?”

　　溥仪说：“我拒绝了，因为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

　　溥仪当时确实拒绝了板垣，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根据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会见板垣》一节，板垣告诫溥仪，“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溥仪发现自己坐的不是大清的龙廷，便表示了反对意见。

　　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屈服了。

　　溥仪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转变的，“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我已处在旅顺也就被日本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话可说!一旦拒绝日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已，我屈服了。”

　　“次长正在办!”

　　19日，溥仪第二次上庭刚刚到场，季楠检察长便提到了1932年的“李顿调查团”。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没多久，国联便派人前去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后形成的“满洲问题”，当时，溥仪并没有做出任何针对日本人的指控。

　　溥仪在法庭上承认，曾经与李顿本人在长春见过一面，“我很想找个机会单独与他谈话，可事实上办不到。我当然应该把满洲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但是在我的身边和周围，总有许多日本军官和宪兵，借保护之名监视我，我怕向他说了，日本人将杀害我。”

　　根据当时的记载，在这次会面中，溥仪宣称：“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沈燕告诉记者，日本人始终防备着溥仪与调查团成员的单独会面，先是拒绝让溥仪自己去调查团下榻的宾馆，后又在李顿等人来到“执政府”的时候，让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郎与板垣征四郎在旁监视，溥仪一旦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

　　调查团离开后不久，作为“帝室御用挂”(日本官名，意为宫廷秘书)的吉冈安直便被调到了溥仪身边，名为随侍，实为监视，溥仪后来回忆，“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

　　在这样严密的监视下，溥仪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盯梢，他只能做好一个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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