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还是民心：历史上到底是谁杀了大明王朝？

　　据这则传闻的泄露者陈济生自己说，他是当初客居国丈嘉定伯府时听从大内传来的消息。在《再生纪略》中讲述完崇祯死难之后，陈济生地将这段颇具神秘色彩的轶闻补述其后，似乎暗示，早在定鼎之初，其覆亡就早已是命中定数。

　　陈济生的神秘故事，不过是关于明朝灭亡的满坑满谷的神秘故事当中的一个，故事中提到的本领不止于此，被后世奉为中华三大预言宝典之一的《烧饼歌》，就把作者安到了刘伯温的头上。据说刘伯温在这本书中更是留下了大明王朝会传到至“万子万孙”，国祚方尽。这话唬得向他求问国运短长的一阵欢喜，却不意刘伯温乃是，他的意思乃是“子孙”。这个故事在遗民计六奇的《明季北略》中，又被安到了张天师头上。而陈济生《再生纪略》中讲述的那则故事，后来更是被敷衍成时事小说《定鼎奇闻》《铁冠图》的一段情节，进入民间的想象当中。此外，但凡翻开明代遗民关于崇祯一朝的稗史野乘，就会发现，里头充斥着大量亡国预兆，从钦天监奏报帝星下移，到大风摧折旗杆，再到神秘图谶，似乎无论是老天爷还是前朝某代能掐会算的方士天师，都突然一时冒出来，喋喋不休地提醒崇祯大明亡国在即。

　　尽管这些亡国征兆的记录者，但值得玩味的是，它们全都是在崇祯死难、社稷沦陷后一股脑冒出来的。它先前似乎就在那里，但是人们偏偏视而不见，直到事情发生，才让人恍然大悟——如此集体性的恍然大悟，实在令人心下倍感怀疑。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讲，明朝灭亡，确实和天有关。现代学者的研究发现，明末恰好处于气候史上的一个小冰河期，这个新鲜的说法指出，这一时期反常的气候导致农作物大规模歉收，饥馑不断，饥民起来造反，撼动帝国根基，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

　　与此同时，瘟疫也来凑热闹。一位笔名花村看行侍者的人，在其笔记《花村谈往》中记载了当时北京流行的一种名为“疙瘩瘟”的瘟疫。根据花村的说法，这种瘟疫蔓延之广，发病之遽，死亡之速，令人胆战心寒，“呼病而亡，不留片刻”。两个人喝茶打恭的功夫，就会“不起而殒”，甚至前一个染病死亡，后一个去买棺材，竟死在棺材铺里。这件事正发生在眀亡的前一年。到崇祯十七年三月前来攻打北京时，其实他所面对的，乃是一座早已被瘟神攻陷的残城。根据后人的推断，这种病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跳蚤传播的肺鼠疫，所以，套用一个比较时髦的说法，可以说是跳蚤灭亡了大明帝国。

　　民心所向?

　　在1644年甲申之变中的赵士锦，写过一本《甲申纪事》。依着他的说法，崇祯十七年闯军进北京时的情景，远没有后世想象的那么。满城逃难的人群自不待言，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倒是很有些意思。逃难都是往外逃，但有两三百人却是从西边过来往城里跑，边跑边喊：“已进城了!”没过一会儿，又跑过来二三百人，这些人喊的却真是一颗定心丸：

　　“好了，好了!不杀人了!速粘‘顺民’二字于门首!”这话一出，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到处找黄纸、红纸，写上“顺民”贴在门上，过会儿又搬出香案，粘黄纸一条大书“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等一切都做得差不多了，李自成也带着他的大顺军浩浩荡荡进城了，没有欢呼，没有喝彩，连馒头水米之类的孝敬都没有，反而是“寂然无声，惟闻甲马之声”——这真是太让后世习惯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叙事之人大感失望。翻翻古书，历朝历代的文人，特别青睐“民心所向”这四个字，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既然民之重要若此，故“得民心者得天下”。

　　晚明时期爆出不少“乱民”暴动，看起来，民心从那时起似乎就不那么向着明朝。但其实未必若是。苏州民变是最典型的一次，制造出来一个周顺昌，至今还活跃在中学语文课本上。看书的人全被其中英勇胆气所慑服，却没太注意其中的一段话，逮捕周顺昌时，本来没有掀起多大的纷争，除了跪了一地的号冤之民外，只有几个当地文士请求官长将民情上闻，总体上来说是一幅和平请愿的样子。结果偏偏一个旗尉多了句嘴，骂道：“逮人，鼠辈敢尔!”结果被广大群众抓住了话把：“始吾以为天子命，乃东厂耶!”然后民变才猝然暴起，换言之，若是当时那位旗尉说的是“天子逮人”的话，恐怕这场能进入课本的民变就闹不起来，最多就是朝中奸臣又屈死了一个好人的陈词滥调罢了。当然，在文章最后，周顺昌还是皇帝亲自下旨平反的，官方予以褒奖，忠贤祠的位子也是坐定了。

　　亲历开封守城的白愚在《汴围湿襟录》里记过一件轶事。开封围城时值冬日，守城的高巡抚便号召大家有衣捐衣，有被捐被。围城日久，物资紧缺，巡抚大人也有些不大好张口，就对民众讲：“官军需尔衣被，奈尔妻子冻馁何?”民众的觉悟此时就显示出来了：“妻子在家可忍，官军霜立堪怜!”一时间官民纷纷倍受感动，把鼻涕眼泪都混在一起。但等到弹尽粮绝了，此种情谊便化作水火了。官兵说我们拼死为你们守城，要吃要喝自是应该，待闯贼攻进来，大家都得死，于是下乡搜掠米粮便不那么温良恭俭让起来。民倒是一面担心着城外闯军攻进来，大家玉石俱焚;一面又觉得反正都是抢，也许倒不如让闯军进来抢更痛快一些。等到闯军真攻进来时，大家发现其实倒没这么糟糕，除了那些抵抗者，高门大户全都充了产以外，只消磕个头，当个顺民，日子照过，无甚两样。

　　但大问题就在于，民心究竟所向为何，最终还是史书定性。假使李自成不是在北京只待了42天，只坐了一天大顺皇帝，而是一世乃至万世不穷，那么开封民心的故事自然只有后半段的顺民书写，而前半段对抗闯军时的官民同心协力，自然就要大打折扣。但史家的另外一个难题就是，毕竟投降不是一个好听的字眼，哪怕是附会以“早识天命”、“不忍阖城糜烂”之类的高尚字眼，也是难以完全美化的，而忠君保城的行为，即使是对王师所指阻遏甚剧，也是要大大表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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