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皇帝的“游迹”：继位后其为何少出巡？

　　武陟油茶是河南有名的传统风味食品，外包装上多有介绍油茶历史的文字。笔者见到其中的一种是这样写的：

　　清代皇帝至武陟视察黄河险工，知县吴世碌以武陟油茶进奉。雍正食之大喜，称赞“武陟油茶润如酥，山珍海味难媲美”，并传旨广开油茶馆，武陟油茶由此盛名远扬。

　　笔者多年前去山东曲阜，在孔林内一石牌坊前，见导游地说着雍正帝来此的故事，游客们也听得津津有味。

　　问题是，雍正帝真的到过武陟和曲阜吗?

　　“出游”之由来

　　雍正帝还是皇子时，确曾随父帝多次外出，包括南巡江浙，西巡五台，塞外巡狩，以及前往盛京(今沈阳)祭拜祖陵。即位后，除了去清东陵(今河北遵化马兰峪)安葬、祭奠康熙帝外，他在位十三年间只在京城及周边活动，主要是紫禁城和，这与其父康熙帝、其子帝经常出巡，形成了鲜明对比。

　　终雍正帝一生，既没有到过河南，也没有到过曲阜。但上述两则雍正“出游”的故事，却并非全是无稽之谈。

　　“吴世碌”史有其人，正确的写法是“吴世禄”，据雍正《河南通志》记载，他是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雍正元年(1723年)任武陟知县，二年调任嵩县知县。

　　武陟是黄河和沁水的交汇处，康熙末年河水数次泛滥，雍正元年再次黄河漫决，附近州县大面积遭灾。雍正帝命副河道总督嵇曾筠专驻武陟，并在武陟建龙王庙，赐名嘉应观。他还特别颁赐祭文，后刊于铜碑之上。总之，雍正帝对于武陟的河工是极为重视的。

　　而雍正帝“游”曲阜的说法，也是事出有因。雍正二年六月初九日，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因雷击而烧毁，这事对雍正帝震动很大，他在上谕中说：

　　道高德厚，为，所以维世教、立人极者，与天地同其悠久。朕临御以来，思极尊崇之典，以申仰止之忱。今阙里圣庙被灾，岂朕尊师重道之诚有未至欤?

　　为此他亲前往京师的孔庙祭奠。六月十三日，雍正帝令派遣工部官员前往与山东巡抚等筹议重建事宜，务期“规制复旧，庙貌重新”。他同时承诺“告成之日，朕将亲诣行礼”。

　　雍正帝极关注曲阜孔庙大成殿的修复，由中央特拨款项。雍正七年冬，有大臣上奏说，大成殿上梁的前两日，曲阜天现庆云。雍正帝很为此高兴，觉得是自己的“诚敬微忱”感动了上帝及先师。

　　雍正八年十月，大成殿修复工程告竣。但雍正帝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只是命皇五子弘昼等前往曲阜参加落成告祭典礼。

　　食言有苦衷

　　雍正帝的即位不论合法与否，他统治之初，内部形势确实很严峻。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皇考”就是他的父亲康熙帝。但康熙帝生前一些出巡活动，包括进行木兰秋狝，也就是塞外狩猎，雍正帝并未能效而仿之。雍正二年时，他派怡亲祥及皇四子等前往围场，并十分关注他们的狩猎情况，而他不曾亲往。《上谕内阁》记载， 雍正四年十月，雍正帝对此有过解释，一方面承认不如父亲，另一方面说明原因在于防范的需要：

　　国家武备关系紧要，不可一日废弛。朕之不往，乃朕不及皇考之处，朕自知之。盖以朕之兄弟阿其那(指允禩)、塞思黑(指允禟)等密结匪党，僭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

　　同样道理，他不可能于继位初期前往河南武陟视察河工，享受油茶，并诌上两句顺口溜的。

　　到了雍正八年十月，雍正帝的统治形势已十分稳固，且他曾承诺亲往曲阜，为何又食言了呢?这应与此一时期其身体状况大有关系。从雍正七年冬天开始，雍正帝大病一场，八年九月，他甚至将秘密传位一事告诉了大臣张廷玉，算是交待后事了，这表明病情相当险恶。让他一个月后就拖着病体去曲阜，的确不现实。

　　以上解释了雍正帝不可能去河南武陟以及未能亲往曲阜的原因，但这仍无法回答：雍正朝十三年间，他何以未能像康熙帝一样出巡，毕竟他也有统治安定且身体健康的时候。

　　雍正三年(1725年)，盛京将军噶尔弼赴任时，雍正帝告诉他：来年将前往盛京(今沈阳)谒陵。四年四月二十日噶尔弼上奏说，盛京，地方安谧，望皇帝幸陵。雍正帝的朱批是：“候旨，未定。”

　　这一时期，曾经权势显赫的业已自裁，隆科多也遭到打压，离心离德的兄弟允禩、允禟将定大罪，雍正帝的统治日益安定。然而他对于前往盛京还是犹豫未定。结果，这次没去，而且一直未去。

　　“未遑他出”

　　雍正七年夏，雍正帝因派兵征讨准噶尔，第一次到南海子(现在北京永定门外二十里的南苑)进行誓师。离京城如此之近的外出阅兵活动，对于雍正帝来说，竟属头遭。

　　雍正帝不出巡的问题，是雍正史研究的一个疑团。答案是否如雍正帝对于上述阅兵之举所解释的“朕御极七载，宵旰万几，未遑他出”呢?这自有其道理，但肯定不是全部答案。

　　首先应说的是，帝王出巡绝非百姓外出一样简单。比如守成之君的帝，以遵从祖制而闻名，他塞外巡狩，西巡五台，又前往关外拜谒祖陵。可他当皇帝后没有去曲阜和江南，尽管他不是没有此计划的。

　　我们从孔府档案得知，嘉庆十四年(1809年)十月初三日，嘉庆帝在乾清宫召见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时说：“我赴曲阜还得五年，我要瞻谒庙瞻仰圣墓。到临时山东巡抚自然知会你，你再准备。”

　　十年后的嘉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勤政殿，嘉庆帝又一次召见孔庆镕，他说：

　　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 总不能去是个大缺典，我从前虽然跟着高宗去过两回，到底不能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罢难去，一路行宫也都破坏了。现在黄河、运河开口子，山东水又大。

　　不出一年，嘉庆帝就辞世了，他亲往曲阜的意愿，终究没有实现。

　　“去容易”——皇帝去哪里似乎都不应是难事，嘉庆帝对孔庆镕说的“路难走”“行宫都破了”“山东水又大”等，绝非他不去曲阜及南巡的真实原因。有学者研究，乾隆帝的一次南巡，其社会组织与动员，相当于一场中小型战争，开销在白银三百万两以上。这是每个理智的皇帝必须认真考量的问题。

　　嘉庆帝说完上面的一番话后，孔庆镕对答了一句：“臣来的时候还没有水。”这位衍圣公答得真不得要领，呵呵。

　　雍正帝对于自己的出巡，说得很少。雍正八年七月，他再次提及出口行围打猎之事：

　　从前皇考每岁行围，令人学习技勇，服习劳苦。及朕即位，仰思皇考付托之重，八年以来，励精图治，未及巡幸郊外。而武职大臣侍卫官员兵丁，技力亦渐不如前。不可不急为整饬。

　　雍正帝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未行围所带来的问题，但他却始终不曾那样做，这背后肯定有隐衷。

　　“洞悉下情”

　　还是回到上次引过的雍正四年十月的上谕吧。关于雍正帝不能如乃父那样行围校猎，除了政治斗争需要外，他还承认自己的精力、射技不及等原因。然后他接着说：

　　朕事事不及皇考。而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

　　雍正帝这种话在许多场合都说过，但紧接着出巡的话题言此，还是有深意在的。“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这话其实是在批评自己的父亲。类似批评的话是极少见的，或许是注意到这一点，乾隆帝在编写雍正朝实录时就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这几个字删去了。我们可以认为，雍正帝看到了康熙帝常常出巡造成的种种弊端，而这正是他自己“励精图治”要加以改变的。雍正帝决心提升八旗官兵的技力，但不是通过出巡校猎来解决。

　　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对以下情况也就容易理解了：雍正八年十月，雍正帝虽未能亲临曲阜孔庙大成殿修复工程落成告祭典礼，但对代他出席的皇五子弘昼一行做了特别的规定：

　　此次皇子等往来经过地方，凡一切应用车马、口粮、食物、刍牧等项， 俱系遣官动用钱粮， 一一备办， 丝毫不取给地方。若地方官有借名科派累及民间者，定行从重治置。若随从人员有借端需索、骚扰地方者，亦从重治罪。……地方大小官员不许馈送礼物，即食物亦严行禁止。

　　为此，他预先将谕旨通知有关各省官民人等知悉，还专门派满汉御史各一员随往稽查，对于不遵规定者要随时参奏。

　　在外的弘昼也着重奏报了这一点：“自大臣、官员乃至跟役均皆谨遵皇父训谕，每日悄悄而行，不曾耳闻勒索地方官员、扰害百姓等事。”“地方百姓来军营交易者，均皆照时价，因略有超时价付给者，百姓忭悦，争先恐后，与日增多。”

　　笔者认为，担心自己出巡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包括出巡本身的大笔支出，是雍正帝不出巡的重要甚至是根本的原因。

　　笔者不清楚，雍正帝前往武陟品尝油茶的故事是早已有之，还是新近出现的，但见诸油茶外包装上的宣传应该不会太久，因为近些年雍正帝才突然在民间“火”了起来。今天百姓的眼中，过去雍正帝道德有亏、残忍毒辣的固有形象已经改变。他既然是一位勤于改革的好皇帝，其野史轶事也就值得了。

　　雍正帝乃务真求实之人，若他看到了武陟油茶外包装上的介绍文字，真不知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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