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董卓”朱温：反向迁都洛阳力求控制朝政

　　得以进入最高统治集团，缘于唐廷中官僚集团与宦官的矛盾。其时，朝中一些大臣与宦官各自勾结地方的藩镇势力，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

　　当时的李晔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希望能够振兴唐室。但是他生不逢时，在他即位时，面临的却是一副烂摊子：朝廷政治极端黑暗混乱，宦官、大臣争权夺利，全国各地民乱纷起、藩镇相互征伐，战火连绵不断。

　　唐昭宗在位的十六年间，费尽心思，一直在为解决困扰朝廷的最大的两个难题——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而努力。然而，多年来，宦官掌握朝廷中枢，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各地藩镇也与朝廷百官、内廷宦官的关系盘根错节，已然成尾大不掉之势。唐昭宗回天乏术，就像锁在藩篱中的鸟兽，几番挣扎都以失败告终。

　　唐昭宗为了保障皇室安全，想任用宗室掌管军队，由睦王、济王、韶王、通王、彭王、韩王、仪王、等八人统领殿后侍卫亲军两万余人。离京师最近的华州节度使韩建以重兵要挟来华州行宫的昭宗，逼他下旨将八王囚禁，八王所统领的殿后侍卫亲军也被迫解散，在韩建的威逼下，昭宗还不得不将德王李裕册为皇太子并进封韩建为昌黎郡王，赐韩建“资忠靖国功臣”名号。

　　这年八月，韩建又假传皇帝圣旨发兵包围诸位亲王居住的十六宅，给这些王爷按上擅自典兵导致“舆驾不安”的罪名，将通王、覃王等十一王及其侍卫亲随，无论长幼统统杀害，事后韩建告诉唐昭宗，诸王“谋反”已被诛灭。

　　唐昭宗听后，惊惧万分，一病不起。这个打击使他心碎欲裂，他往日的锐气消失大半，终日饮酒浇愁，脾气也变得更为暴躁。一天，昭宗又喝得酩酊大醉，当天夜里杀死宦官、侍女数人，引发了宦官们的恐惧。

　　左右神策军中尉(统领禁军的宦官头目)述、王仲先迅即将昭宗幽禁了起来，并要挟宰相召百官署状同意“废昏立明”，迎皇太子监国，紧接着又假传昭宗圣旨，令皇太子登皇帝位，昭宗退位为太上皇。

　　宰相崔胤暗地里联合禁军将领孙德昭发兵围住了刘季述等?，令他们放出昭宗。天复元年(901年)正月昭宗被禁军救出，重新登上大位 ，刘季述等人被乱棒击死，弃尸于市。皇太子李裕降为德王，改名李祐。唐昭宗希望借此机会诛尽宦官。

　　宰相崔胤也有这个心思,于是皇帝常常召崔胤入宫，钻进密室, 君臣两人叽叽咕咕，密谈半天，也不见出来。

　　皇帝和宰相神神怪怪，究竟在商量些什么?宦官们深为担忧。

　　这些宦官聚在一起，商量出了一个对策。

　　他们用重金在京城买了数十名,充作宫侍, 布置在皇帝的周围。皇帝和宰相防范再严，身边总少不了随侍的宫女，宦官以重赏令这些宫?暗中探听，昭宗和崔胤的密谋这才被泄露了出来.

　　得知皇帝和宰相欲诛灭自己的这一消息，宦官们吃惊不小。

　　宦官头目韩全诲素来与风翔节度使李茂贞交好，他赶快派人告知李茂贞，由李茂贞出面，一帮宦官带着禁军将昭宗挟持到了凤翔(今陕西凤翔)。

　　崔胤见事危急,出面向驻扎于定州(今河北正定)行营的朱温告难,引朱温率领所部入关，请他带兵迎驾。

　　朱温亲率大军将凤翔团团围住，凤翔孤立无援，粮草乏继，城中士卒百姓多饿死，一年后凤翔城破，昭宗落到手中，成为他的战利品。

　　朱温击败李茂贞后，?部下将昭宗带回长安，朱温在半道上迎接，见了昭宗，，伏地大恸，还亲自将昭宗扶上坐骑，为昭宗牵马，一路上边走边哭。

　　朱温的这番举动，明显是在演戏。

　　但是这种蹩脚的表演术居然骗过了当时唐廷中的君臣，他们真以为朱温是一位匡护社稷的忠臣良将。

　　唐昭宗此时对朱温深不疑。他回到长安，拜谒太庙毕，召见了朱温，对他说：“朕生入旧京，是卿之力也。自古救君之危，曾无有如是者。况今日再及清庙，得亲奉觞酒，奠于先皇帝室前，卿之德，朕知不能报矣!” 说罢，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唐昭宗的感激可能发自内心，不仅皇帝对朱温有感激之心，宰相也为朱温的举动兴奋不已。

　　朱温率领大军进长安时，宰相崔胤率领百僚前来迎接，“谒于渭桥，捧卮上寿，持板为全忠(朱温)唱歌词，赞其功业。”(见宋孔平仲著《续世说》)

　　人叶廷珪认为崔胤"喜隐计,附离权强,”是一个倚靠强权势力搞诡计的阴险小人.(见<海录碎影>).当时也有人骂崔胤是“国贼”，斥责崔胤引来朱温倾覆社稷，令百姓遭殃。另一位宋朝人孔平仲也认为，崔胤此举“史以为自古与盗合从，覆亡宗社，未有如(崔)胤之甚也。”(见《续世说》)

　　以我看来，叶廷珪和孔平仲两位说得过分了。崔胤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迂腐的读书人，朱温击败李茂贞，迎回昭宗后，他喜不自禁，忙着为朱温。甚至放下宰相的架子，举杯为朱温祝寿，还亲自拿起乐板，乐颠颠地唱着赞美朱温的歌词以助酒兴，些举动未必不是出于真心。

　　崔胤天真地以为 ，只要朱温救出皇帝，杀死闹事的宦官，朝廷就会平安无事，朝廷大权就会仍归于己手。

　　不料存有“虎狼之心”的朱温早就想插手朝廷权力中枢,只是苦于没有理由，这一下好了，为朱温进入朝廷庙堂打开了大门,朱温堂而皇之,率领大军进入京师长安.

　　唐廷驱走的不过是几只豺狼,迎来的却是张着血盆大口的斑斓猛虎.

　　崔胤引朱温带兵入关，使人不由想起末大将军和等人召进京的故事。

　　何进是汉末少帝的舅舅，与宦官不和，企图诛杀宦官，听从袁绍的建议，召西凉军阀董卓进京。董卓在进京的路上。何进因谋泄，已被宦官杀死。

　　董卓进京后，不仅将肇事的宦官全部杀死，而且滥杀无辜,凭借武力的威慑，废黜少帝，另立新君，将皇权视为股掌上的玩物。

　　为了将朝廷大权集中己手，他强迫皇帝迁都长安。原来的京城洛阳随之被大火焚毁。洛阳城里的富翁，被他随便按个罪名处死，财产悉数归入他的囊中。又命令士兵，像赶牛羊一样，驱赶数十万洛阳民众，迁移长安。民众半道上被马踏死的、被人踩死的、饿死的、遭抢劫致死的，不计其数。京师宫殿、官府和民宅，尽被烧毁。

　　昔日崇门富室，洞户连房的京城洛阳顿时成为荒丘鬼城，方圆几百里鸡犬无闻。汉廷和百姓陷入更深重的苦难之中.

　　朱温进入长安后，下令杀了大小宦官数百人， “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备洒扫”。

　　出于将朝政大权揽于己手，牢牢地控制住昭宗的目的，朱温仿效董卓，也提出要迁都,董卓是从洛阳迁往长安,朱温则是从长安迁往洛阳。朝中大臣和百姓如有反对迁都者，一律斩首!他令长安居民按户籍迁居，宫室和民居被强行拆毁焚烧，房屋被拆后的木材被抛入渭河，河道拥塞，顺河而下，月余不息。

　　长安这座经过历代帝皇尤其是唐代高祖、太宗、玄宗等心经营的具有千余年历史的辉煌古都变成了废墟，宫殿屋舍刹那间成了短墙 残垣，高台重楼、花林曲池统统化为乌有，宝玩财物被朱温的军队抢掠一空，长安城里外哭声一片，长安往洛阳道上苍痍满目，百姓被兵士驱赶而走，困苦不堪，很多人在路上倒毙而死。

　　这是中国历史上两次因野心家肆虐而造成的浩劫。是野蛮、暴力对文明的摧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给中华民族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和极为深重的灾难，这种灾难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恶劣影响在长时期内都无法消散。

　　李国文先生认为，东汉末年董卓的这一把火，使“蔚然王气的洛阳，一国之首善之区，曾经有过数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只残留数百户人家”，这是因为“所有来自文明程度较低，物质状况较差的草根阶层，一旦牧民手里赶羊的皮鞭子，换成枪杆子，一旦农民手里耕种的锄把子，换成印把子，对于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城市，是绝不留情的。践踏，破坏，毁灭，焚烧，便是他们发泄仇恨的唯一方式。尤其当他们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力，作威作福之能量，宣泄性欲之随便，聚敛金银之轻易，那是绝对不会客气，不会谦让的。” (李国文著《薤露》，以下李国文先生的引文相同)

　　这话有些道理，但未免有些绝对，其实中国历史上，一些原先拿着皮鞭子赶羊的少数民族仰慕中原文化和封建文明，赞叹城市华丽的。

　　鲜卑族出身的，崇尚汉文化，他深知洛阳是历代帝王理想的建都立业之所，也是汉文化积淀深厚之地，在入主中原后，不仅对洛阳原有的城市设施加以保护，而且毅然决定将首都从偏僻的平城迁往洛阳，洛阳为此整修、扩建了许多宫宇建筑， 使洛阳这座古都在曹魏、西晋之后再度繁华、辉煌。

　　拓跋魏文化由最初的胡汉杂糅的文化形态转变开始，最后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融入汉文化之中。关于这个转变的全过程，逯耀东先生所著《从平城到洛阳》有详细描写，我这里不再赘述。

　　在辽、金、元、清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中，从贵族到平民，对汉文化、中土城市的倾慕和喜爱也并不鲜见。

　　金主完颜亮虽然是个暴君，史书上仍然称他“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他见了对江南都会城市杭州的吟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下江南之心。

　　对汉文化的倾慕和喜爱，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入主中原后的少数民族的文化素养，甚至出现了全盘汉化的倾向。

　　而由“锄把子，换成印把子”的农民，一旦进入城市，也并非全然践踏，毁灭，毁灭，焚烧.

　　由农民而成为统治者的进入当时的首都咸阳后，听从等人的建议，向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对咸阳秋毫无犯，赢取了民心。

　　相反贵族出身的进驻咸阳后，却是大肆破坏，毁灭，焚烧，以发泄对秦人的仇恨 “杀秦降王，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是后人对项羽残暴行为的憎恨和对被毁坏场面的深长痛惜。

　　所以，搞“践踏，破坏，毁灭，焚烧”城市活动的，还是是什么人就说什么人为好，这些人可能与其原先的出身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绝对的。

　　李国文先生还有一段话说得很准确，“中国文明史的每一次倒退，都是这些破坏力大，报复心强，作恶绝不手软的勇敢者所制造的“杰作”。

　　以我看来，这种制造 “杰作”的“勇敢者”，项羽算一个、董卓算一个，朱温当然也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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