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史上销声匿迹的三位高级将领：为何神秘消失

　　他们曾是叱咤风云的沙场战将，他们曾为革命立下功勋，但是后来，他们却神秘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是什么，让他们的人生如此波诡云谲?

　　一 陈昌浩：为张国焘所累

　　密电事件

　　1935年，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第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会合。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仅剩下1万多人，到达陕北后仅剩下约8000人，而第四方面军尚有8万之众，且武器精良，装备整齐。

　　当时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加剧。毛泽东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张国焘曾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的“杀机”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截获此“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报。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部队秘密北上，迅速撤离“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每逢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事。毛泽东与陈昌浩的嫌隙，恐怕出于此。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多年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

　　陈昌浩之所以在“密电”一事上大喊冤屈，用他的话来说根本就不曾见过这份密电。陈昌浩曾言及自己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决不会做出的糊涂事来，再说陈昌浩在四方面军也是“党指挥枪”，重兵在握，拥有8万人马，加上精良的武器和大片根据地，要想置毛泽东于死地，易如反掌，可是陈昌浩根本没有对毛泽东下毒手的意思。即便当时没有“密电”一事，陈昌浩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任的人，概因陈昌浩已经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激烈路线分歧斗争。

　　兵败河西

　　西路军几万人马西渡黄河后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1937年，红军西路军主力两万余人在甘肃一带被马家军围歼，，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指挥，而是逆来顺受、唯命令是听。中央军委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将责任推到西路军领导人之一的陈昌浩一个人身上，这已经成为目前党史界的共识。

　　最大遗憾

　　作为一位政治家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陈昌浩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没有在抗日战场发挥作用。

　　西路军兵败后剩下的不多人员，分散突围，陈昌浩、徐向前二人在突围时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实在不能行动了，再者也怕连累同生共死的徐向前，便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最终回到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建国后成为共和国的元帅。

　　1937年6月的一天，陈昌浩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的人生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不同，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陈昌浩在武汉呆了一天，就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只得赶赴陕北。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多次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但仍然没有收到回信。是党中央没有收到陈昌浩的信，还是历史和党中央遗弃了他?没人能说得清楚。此间，蔡畅曾途经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可见，陈昌浩一直抱有回国的愿望。

　　1951年，离开祖国十余年的陈昌浩才得以回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在昔日的老战友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战友、部下，当时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

　　陈昌浩是个有的人，曾在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5月，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部下，他们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昌浩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无情打击。他在“文革”中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1967年7月30日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的世界。时年，他61岁。

　　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二 陈光：与林彪结怨

　　电台事件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双方瞩目的焦点。林彪、陈云、彭真等率10万余干部昼夜兼程赶往东北，罗荣桓与黄克诚分率山东八路军、苏皖新四军齐头并进。

　　陈光原定回山东，由于形势的变化，便和林彪一道赶赴东北、10月，陈光在与罗荣桓及老部队会合后，中共东北局决定，在黑山、北镇一带设置第二道防线，由陈光负责指挥。罗荣桓当即把从山东带来的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交与陈光使用。

　　约两月后，林彪带领东北民主联军指挥所出关撤往阜新。此时，国民党部队已进占锦州、沟帮子一带，恶战一触即发。情急之中，林彪得知陈光处有一部大功率电台，忙致电陈光，要求将电台和机要人员火速调往阜新。陈光考虑到没有电台无法进行联络、指挥，况且林彪部已有两台大功率日制电台，当即回电希望不要调走电台。林彪则两度来电继续催调，并严词指责陈光扣压电台，妨碍其指挥作战。见此情况，陈光忙抽调出电台及机要人员，准备送往林彪处。不料，锦州之敌大举进犯陈光部，仓促撤退之际，陈光只得带走电台及机要人员。电台就此无法上交。

　　随后，林彪多次在公开场合指斥陈光“无理霸占电台，抗命不交”。1949年初，陈光担任了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3月进驻北平时，林彪在防止居功自傲的会上，未征得东北局同意，再次点名批评了陈光。

　　广州蒙冤

　　由于两人之间已产生嫌隙，后来，陈、林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1949年1月，陈光被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陈光到职后，在当时的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的领导下，负责剿匪肃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市场物价等方面的工作。广州紧邻港澳，是新中国的南方前哨，。陈光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缺少对城市管理建设的经验。当时，中央明确规定，在港、澳、台做情报工作，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高度的纪律，结果陈光在掌握政策时，表现得主观、简单和不够审慎，以致出现一些较大的错误。同时，他从局部利益出发，在老家宜章违反干部政策和一些，规定，将烈士子弟和知识青年招来广州，办起了训练班。

　　这些错误被组织上发觉后，叶剑英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劝他认识并改正错误。但是由于性格的原因，加之组织上对其错误有些不实和夸大，陈光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

　　鉴于陈光的错误和抵触的态度，中南军区报请中央后，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

　　1950年7月23日，陈光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理。这天一大早，陈光的老部下、时任广东军区参谋长的李作鹏，邀约他赴广州荔枝湖游玩。陈光很开心。两人在湖中泛舟，还搞了野餐，颇为尽兴。但是待到下午归来时，陈光，只见其住所已，跟随他多年的老炊事员含泪望着他，四周则站满了他不认识的战士。警卫全部撤走，住所被查抄，在二楼的房间里，李作鹏尴尬地望了望他，然后朝保卫部部长努了努嘴。保卫部部长便捧出上级的电令，宣布他已被撤销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司令员的职务，旋即将他软禁起来。

　　实际上，对陈光的处理意见已在7月22日晚由中南军区电告了广东军区：鉴于陈光性格刚烈，又是战功卓著的老同志，电文强调尽量做到不扩散，具体实施由广东军区党委安排，采取先撤换警卫，再就地软禁的办法。但是怎样实施呢?广东军区连夜召开党委常委会(未通知陈光参加)，由叶剑英主持，拟了几套方案，都未获认同。最后，李作鹏提出了邀陈光游湖、再派人查抄住所的办法。

　　病殁武汉

　　这一年10月，抗美援朝战端开。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陈光被转送武汉，软禁在中南军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此间，中南军区不少旧部以各种方式探望过他。由昔日功臣沦为今日的阶下囚，陈光，情何以堪?在以后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他一直被监禁于此，从来没有离开过二楼。

　　对于他的错误，显然是夸大了。尽管当时的中南局、中南军区先后派苏静、刘兴元、梁必业找他谈话，劝他认识错误，但陈光认为其主要错误，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处理得极不公正;他还认为，林彪出于历史过节，刻意加害他，因而拒绝接受组织对他的处理。

　　事情就这样被拖了下来。

　　1954年6月7日，陈光在那栋2层小楼里，含冤去世，终年49岁。此前，他已有精神病征兆出现。不过，关于其死因，至今仍未解密。

　　陈光去世一年后，其夫人史瑞楚带着已改随母姓的两个儿子，悄然隐居于北京。如今，两个儿子学有所成，多不愿提及父亲的悲剧。

　　三十多年后，在纪念长征五十周年之际，熟知陈光的人，包括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在内的十余位老同志，联名上书陈云，希望重新公正处理陈光的问题。1987年，中纪委、中组部、军纪委和总政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认真细致的审查，实事求是地认定其解放初所犯错误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受到了林彪的诬陷和打击，以致被长期非法监禁和错误处理。

　　1988年4月，经中央批准，撤销了强加于陈光头上的“反党”结论，恢复他的党籍和名誉。

　　三 吴成德：朝鲜被俘蒙冤

　　突围被俘

　　1951年4月22日，朝鲜战争中，由于时间紧迫，吴成德所在的第一八〇师只进行了仓促的准备便投入了第五次战役。5月21日，他们又接到上级命令，准备担任掩护主力后撤的任务，并在阻击地域至少阻敌3至5天。

　　5月24日，第一八〇师接到军部命令撤至汉江以北，此时两路敌人分别从其前方与侧后方的空隙中突然钻出，对其形成夹击之势;26日，全师陷入敌军重围。六十军军长韦杰命令第一八〇师固守待援，但很快又令该师实施突围。一八〇师决定分散突围。

　　当吴成德一行来到一个山口时，他发现有三百多名一八。师的伤员黑压压地挤在一起，他们因为行动不便而无法跟上部队转移。战士们见到师政委，如同在黑夜中见到曙光。

　　“吴政委，我们能冲出去吗?”

　　“吴政委，你一定要带上我们呀!”

　　伤员们纷纷喊着。

　　此时，如果吴成德继续追赶的话，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师部。但是吴成德不忍心抛下这些可爱的战士，于是翻身下马，来到了伤员中间。他选择了与伤员们在一起。

　　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吴成德拔出手枪，对准自己坐骑的头部开枪，战马轰然倒地。吴成德高声说道：“同志们，我与大家在一起!”伤员们立即安静下来。

　　吴成德高声鼓励他们赶快突围。然而，敌人已经用各种火器封锁了所有的道路，同时加紧收缩包围圈。吴成德也与许多官兵一道，左突右冲，拼杀了整整一夜，一直打到弹尽粮绝，然而最终未能冲出包围圈。战斗结束后，吴成德带领剩余的战士在朝鲜37度线附近的山区打游击，坚持了14个月，一直到只剩下3个人的时候，被美军的搜山队所俘。后来知道，吴成德当时的职务是代师政委，是志愿军战俘中职务最高的。

　　吴成德被送进了釜山“战犯”监狱。在这里，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吴成德始终没有放弃返回祖国的信念。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朝鲜战争正式结束。停战后，双方经过谈判开始大批交换战俘。吴成德是最后一批被遣返回国的。

　　命运多舛

　　吴成德被遣返的这天是1953年9月2日。上午9时左右，当熟悉吴成德的中方人员再次见到他的时候，都几乎认不出他了，仅仅几个月的战俘营生活，就将吴成德折磨得骨瘦如柴，原来体重130多斤，现在只剩下了90多斤，身体十分虚弱。

　　列车驶过丹东，到达沈阳，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东北军区招待所。几天后，他们被送往设在辽宁昌图的“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归管处”的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央对待战俘的“二十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

　　在那个思想狂热激进的年代里，许多人对战俘存在着偏激的认识，在他们的意识里，“战俘”这个词与“叛徒”、“特务”之类的名词没有太大的区别。

　　“归管处”工作人员宣布，学习阶段的目的是：自我交代，互相帮助。“交代”这个词使许多归来人员听着刺耳。不过他们很快便明白了“归管处”的观点，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本身就是怕死，就是可耻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不和敌人拼命或自尽?一个怕死被俘的人，在战俘营怎么能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呢?即使作了些斗争，也仅是迫不得已的反抗;由于曾经被敌人俘虏过、教育过，因此他们很可能“已经变质了”。

　　这使许多归来人员迷惑不解。他们在历尽之后回国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俘营里所付出的一切，却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这不能不令他们感到心寒。

　　此时的吴成德同样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之中。敌人为了让他投降和拉拢他去台湾，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他始终没有低头屈服。如今，在“归管处”看到自己的付出不仅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与信任，甚至被当成了罪人，这是他怎么也想不通的。有人要吴成德承担一八〇师失利的主要“罪责”，这一点吴成德更不能接受，也承受不起。直性子的他，宁折不弯，因此他的“交代”一直未能获得通过。这种政治上的不公和精神上的压力，使吴成德的精神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他的言谈和举止甚至都有些失常了。

　　1954年6月，上级下达了对这批遣返人员的具体处理结果，被遣返的6400多人中，绝大部分离开了军队。像吴成德这样的人，自然也是不可能继续留在部队的。他被开除党籍和军职，安排去了有“南大荒”之称的辽宁盘锦的大洼农场。

　　好在吴成德并没有就此趴下，他凭着自己的诚实和苦干，在农场获得了广泛的信任。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有人主张对他进行批斗，但群众都知道他是个好人，没有几个人去参加他的批斗会。

　　多少年来，吴成德与其他散落在各地的志愿军战俘们一样，从未停止为自己的不平遭遇而奔走呼号，仅吴成德一人就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了数十封上访信。他们只求组织上给他们一个公正的结论。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了题为《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的第74号文件，全面地、正确地规定了对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的重新审查、正确处理办法。

　　组织部门重新鉴定后，决定吴成德享受部队军级干部待遇，具体事项由地方负责。数十年前遗留的政治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吴成德终于可以拜见家乡父老了。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回到了老家山西运城落了户，在运城军干所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1996年3月，吴成德去世，享年78岁，薄一波、柴泽民等老首长向他献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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