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逃台后惨状:从富二代变成跟狗抢食
在蒋氏父子忙于整顿党、政、军事务的时候,迁徙到台湾的数百万居民也在忙着适应新的生活。然而这新的生活,却是一段长时间的混乱与贫乏。
萧志杰:全中国有地位、有钱的人都集中到台湾来了,但台湾原来的公务员不可能说“我(把职位)让出去给你当”,特别是有警察局局长的,你来了,我这个警察局局长不要当了?他还是给原来的人当。
我家乡原来在大陆的县长、县长太太跑到台湾来,他家住的房子跟狗窝一样,那是县长。他家吃的都是稀饭,那时候谁也顾不到谁。
而对于远离父母,只身一人来到台湾的少年高秉涵来说,这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无助的岁月。当年他随军抵达高雄后,就因年纪实在太小而离开了部队。
高秉涵:我最痛苦的时间就是睡火车站那几个月,没吃的,没人管我,腿肿了没有力量。那个扫地的老先生,他是铁路局的员工,就多盛一碗饭,没有菜,饭上弄点酱油给我吃,就跟现在讨饭的一样。我还拿着棍子,因为跟狗抢东西吃。我本来是一个很娇的孩子,我家里原本是有权有势的,也不缺钱,到了台湾变成孤儿了。我小时候吃馒头,吃不完就丢,邻居都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败家子;但是到台湾以后,我要看人家脸(色),跟人要饭吃。
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黑暗笼罩着他幼小的心灵。直到有一天在台北的街头巧遇家乡的小学校长,高秉涵这个在逃亡路上九死一生的少年,命运才算有了转机。
高秉涵:(她说)“你家都是读书的人,你要读书”,我说“我不要读,我想娘,我要回家”。她说:“傻孩子,回家没这么快,没那么容易”。我说:“那个墙壁上不是写着‘两年准备,三年反攻’吗?”她说:“那是政治口号,是他们骗人的,要读书。”
高秉涵被校长送到了台北建中的夜间部读书,而此时,同在台北的汪一正在经受相思的煎熬。未曾向未婚妻告别,让他一直郁郁不乐。
汪启一:来台湾以后心情非常坏,未婚妻也毫无消息,而且又是跟她不告而别。
到达台湾以后,他很快被调入了情治部门,并被派遣到海外。借着工作上的便利,汪启一陆续有了一些未婚妻的消息,但却为时已晚。
汪启一:只晓得我未婚妻在上海受了很多苦难,人也已经过世了,当时我就很难过了。后来从我父母那里得到消息,她一直很忧郁,闷闷不乐,她父母劝她也没用,茶饭不思。
(父母转给我一封她写的旧信,)她在信上讲:“爸爸、妈妈,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们的面,但我自己感觉我的灵魂已经给了汪启一了,我的肉体不会给任何人,可能会给予上天。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当面叫你们爸爸、妈妈。可不可能呢?我自己都不敢想了。”我当时看了这封信以后,非常非常难过,想尽办法怎样能对她尽一点力量,但也没有办法了。所以这是我今生遗恨终身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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