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并不是在北京景山自缢那么他到底死于何处?
自缢于景山,遗址至今犹存,且有石碑为证,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已是常识。但事实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1644年,,一场突发的瘟疫严重削弱了守城明军的战斗力,据史料记载,20万大军能登城的不过6000,且多为羸弱之卒。明北京内城墙12公里,外城墙14公里,就算皇城不布防,每名士兵平均也要守50米左右,绝无坚持的可能。
3月18日夜,农民军攻破外城,崇祯带十几名逃离皇宫,到齐化门,守军不认识他,以为有诈,将其射回,转安定门,没想到门闩沉重,太监们无法抬起,正是这根沉重的门闩,彻底改变了历史。
19日,农民军入城,遍搜皇宫无果,直到22日才在煤山(即景山)发现一具尸体,左手写“天子”二字,经太监辨认,系崇祯无疑。然而,对此说法,史家一直有争议,比如黄云眉先生认为崇祯自缢于北海公园,俞平伯先生则认为崇祯死于管园人的小屋。
“巍巍万岁山,密密接烟树,中有望帝魂,悲啼不知处。”这是清人哀悼崇祯的诗作,其中透露了两点疑问,首先,北海公园琼岛上也有一座“万岁山”,第二,自缢遗址,当时的人已经“不知处”。
至于“找到”自缢遗址,并“指出”究竟是哪棵树,甚至绘声绘色地称这棵树为“罪槐”,这是清政府为笼络人心干的事。清军以“为崇祯报仇”的名义入关,当然要做做样子,但并没有勒石立碑。
1931年,博物院始立“殉国处”碑,沈尹默先生题写碑文,正值前夜,故将“明”左半边故意写成“目”,以示对“日”不屑。此碑“文革”时被砸成两段,拉到原北京少年宫当井盖,北京少年宫即原景山寿皇殿,也有说法崇祯自缢于此。2003年,此碑回到原地。
1931年时“罪槐”已非原树,此时距崇祯自杀已280多年,从照片上看,那棵槐树胸径不过一尺,怎可能生长得如此缓慢?60年代中期,“罪槐”枯死,1971年伐去,1981年,栽了一棵小树,1996年,为渲染气氛,公园找了一棵树龄150年的歪脖老树,移栽于此,原本是建国门一带的道边树,就此成了“罪槐”。
1944年,甲申三百年祭,此处又立一碑,傅增湘撰文。傅是著名的教育家、藏书家,北洋政府时出任教育总长,在他的维护下,蔡元培得以施展“兼容并包”的教学理念,蔡元培辞职后,他也辞职了。1938年,傅参加日本人操纵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并任会长等职,为时人所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派陈毅持亲笔函,专程拜访。陈毅未到,傅已抱憾长逝。傅增湘撰文的石碑曾于1955年被移走,后又在原地复立。
总之,“崇祯自缢处”不过是个象征,以表达后人对历史的一份敬畏而已,如果,未免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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