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晋崤之战赏析

秦晋崤之战赏析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名著，它不仅在史书领域独树一帜，而且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左传》的文学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善于记事和善于写人两个方面。《秦晋淆之战》作为《左传》中的杰出篇章，非常典型地、完整地体现出《左传》的艺术特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秦晋淆之战》就象一个《左传》艺术的「微雕」，如果我们把它加以「放大」——对它的写作艺术进行一番剖析和探讨，就可以更为清楚切实地了解《左传》在叙事、写人两个方面的艺术特点。

首先看叙事方面的特点

《左传》善于记事，它已经从《春秋》那种「断烂朝报」式的大事记，发展成为生动形象的历史故事，这是从简单的历史记事到光彩闪烁的历史文学的一个飞跃。《左传》的善于记事，还尤其表现在善于记叙军事战争方面的事件。春秋是大国争霸的时代，群雄逐鹿，战争频繁，《左传》以很多篇幅描绘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古代战争的活剧。《春晋淆之战》就是其中精彩的一幕。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解决政治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在战争时期，各方面的矛盾斗争特别地错综复杂、尖锐激烈。《左传》既能够简炼、清晰、严谨地写出战争的全过程，又能够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关键环节或有典型意义的部分，通过具体描写使得重点突出；既能够表现出复杂纷繁的矛盾斗争，写得波澜起伏，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又能够反映出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完整地记述了许多战例，以至后人千百年来还将《左传》作为一部兵书来研读和运用。

秦晋之间的这次战役，涉及的矛盾是极为复杂的，这里有秦与郑、秦与晋、秦与滑、秦与周的矛盾；在秦的一方，有出师和反出师的矛盾（表现为秦穆公与蹇叔的矛盾），有欲胜反败的矛盾（表现为秦穆公与孟明的矛盾）；在晋的一方，有主张伐秦与反对伐秦的矛盾（表现为先轸与栾枝的矛盾），有释放秦囚与反对纵囚的矛盾（表现为文嬴、襄公与先轸的矛盾）等。但是，作者在写这矛盾极为复杂纷纭的历史事件时，却走笔从容，做到了简练清晰，重点突出，形象生动，引人入胜。这并非易事，需要很高的技巧。应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归功于作者严密精巧的布局谋篇。

 （一）抓住主线，突出主线

能不能把事件的复杂内容记叙得条理清楚，至关重要的是，认识上要抓住事件的主线，写作上要突出事件的主线。所谓事件的主线，就是事件的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发展过程。

《秦晋淆之战》所以能把错综复杂的战事记述得明了有致的原因正是在这里。它抓住了事件的主要矛盾——秦晋之间的矛盾，写出了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的生动过程，以此为线，如长藤牵瓜贯穿于始终，把从属的其他矛盾组织进去，人物的出现、情节的发展、时间的迁移、地点的变换等等都围绕这条主线来安排，形成以中心事件的发展过程为顺序而展开的纵式结构。短短的一千字左右，就把复杂事件记叙得清清楚楚。

 《秦晋淆之战》的结构完整、严谨、巧妙。它可以分为五大部分：

文章一开始的序幕部分就抓住了主线，晋公显灵，卜偃传命，暗示了秦晋矛盾。有的文选在选用这篇文章时删掉了这一段，因为这一段有迷信色彩。这是从思想内容方面考虑的。但是，若从艺术形式篇章结构上看，这一段是不宜删除的。删掉了这一段，就成了一开始出现的是秦郑矛盾，从而使主线模糊不清，容易让人误解为作者在结构上的疏忽。再者，这一段神奇地预示了战事将起，渲染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浓烈的战斗气氛。

文章的第二部分写的是穆公拒谏，蹇叔哭师，第三部分写的是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这两部分虽说写的是秦伐郑，主要是秦郑矛盾，但是从蹇叔的劝谏中，明确地指出了晋将借此机会攻秦，而秦必败于晋人手中，所以，秦郑矛盾不过是秦晋矛盾的引线，主线仍然是秦晋矛盾。

文章的第四部分，正面揭开了秦晋之间的矛盾，是故事的高潮和结局。先轸论战，晋败秦于淆，本来此次战争的记叙可以结束了，但作者又加了一个尾声，即襄公释囚，穆公自责。这个尾声决非“蛇足”之笔，它表明这次战役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秦晋矛盾的完结，而是它们更加激烈的矛盾的开始，让人如闻天边隐隐滚动的雷声，预报了秦晋间一场新的战争的暴风雨即将到来。

（二）情节错落，故事曲折

主线单一的纵式结构，并不意味着文章僵硬刻板，平铺直叙。恰恰相反，它是富有技巧性的。这种技巧性集中表现在材料的选择截取和排列组合上。《秦晋淆之战》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剪裁材料和组织结构的艺术。

如果说秦晋淆之战是一个大故事，那么这个大故事又是由哭师、观师、犒师、败师、释囚等几个小故事相套合而成的。作者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恰如其分地运用了事件本身所提供的波澜，将泰晋双方的矛盾，多角度地巧妙穿插，使情节错落，曲折多姿。

文章一开始，镜头对着晋国。这是晋国的大丧之日，臣民哀痛。但忽然文公显灵，风云突变，显示了一场战争的先兆。然后，镜头转向了西边的秦国，杞子密报，穆公拒谏，秦师浩荡东征伐郑，照应了前文。进军途中，秦师遇到郑商人弦高，镜头转而对着郑国。郑穆公使视客馆，皇武子下逐客令，使孟明只好灭滑而还。然后镜头一跳，又对着晋国，先轸论战，晋君发命，终于败秦于淆。最后镜头又回到矛盾的主要方面秦国，戏剧性地结束了故事。这种时间、空间的转换、跳跃，不仅使故事省略了大量的一般过程的记叙，突出了矛盾主线，而且使文章正反、扬抑、张弛、开合变换自如，形成峰回路转、跌宕起伏之势，获得了引人入胜的效果。

 （三）重点鲜明，反复照应

在全文的若干小故事中，作者不肯分散地平均地使用笔墨。事件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总是有主次轻重之分的，文章的布局上也要根据需要突出重点。所谓重点，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重点事例，它是表现作者思想的核心材料、骨干材料。突出重点的方法，一个是详写，一个是反复照应。

在《秦晋淆之战》中，重点材料显然是蹇叔哭师，作者集中笔墨，写得淋漓尽致，十分精彩。历代许多文选，如《古文观止》，就只选了这个片断。蹇叔反对伐郑，这是秦国内部矛盾的主要之点。他透彻地分析了秦师必败的原因，而这分析就成为后文的伏笔，秦师东出后处处回应上文。如王孙满观师说的一番话，就从秦师「轻而无礼」的角度对蹇叔观点的补充和肯定。又如弦高密报郑国，郑国下逐客令，就应验了蹇叔的「远主备之」、「郑必知之」的分析；而晋先轸论战伐秦的第一句就是「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再如晋终于打败秦师，活捉三将，又验证了蹇叔「晋人御师必于淆」，「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的预见；最后秦穆公悔过的第一句话也是「孤违蹇叔」。这样，对蹇叔哭师的反复照应，不仅使文章重点鲜明，首尾贯通，结构严密，而且更重要的是，突出表现了作者从政治上对秦师不义之战的谴责，从军事上对不可「劳师袭远」，「骄纵轻敌」的战略战术思想的总结。

 再看写人方面的特点

《左传》善于写人，如果说《左传》的叙事艺术较之它以前的史书有一个飞跃，那么，可以说它在写人方面又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左传》中所写的人物，不是叙述事件当中陪衬的、被动的角色，而是影响着事件进程的一系列血肉丰满的生动形象。《左传》的善于写人，还尤其表现在善于写处在战争各个方面、各个部位上的人物，善于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通过典型事件，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乃至细节，刻划出人物活生生的个性。春秋时代，与频繁的军事斗争紧密配合的频繁的外交斗争，对于矛盾斗争中人物外交辞令的成功描写，是《左传》刻划人物的又一重要手段和特色。

《秦晋淆之战》和《左传》中的其他篇章一样，是以记叙事件为主的。本来，以记叙事件为主的文章不同于以写人为主、为人作传的文章，它不着重于哪一个人物的深入刻划，而只是对事件所涉及的人物作必要的较为简略的交代。但是《秦晋淆之战》却用简炼的笔法，生动地勾勒出如秦穆公、蹇叔、王孙满、弦高、皇武子、先轸、晋襄公、孟明、文嬴、阳处父等人物群象。虽然每个人都着墨不多，有的只是寥寥一两笔，但是却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其奥妙是什么呢？这就是文章通对人物的具体的语言、行动和细节的描写，刻划出了人物的个性特点，展现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内心世界。如王孙满的年幼而聪明敏锐，弦高的爱国和机警应变，文嬴的人在晋而心在秦的特殊地位，阳处父的解下左骖以诱捕孟明等，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里，拟特别地剖析一下文中对两个国君——秦穆公和晋襄公，两个大臣——蹇叔和先轸的对比鲜明的个性描写，以及对弦高、皇武子、孟明的富有个性特点的外交辞令的描写。

（一）对两个国君的刻划

秦作为西边的一个小国，是在秦穆公当政时才逐渐强大起来的。秦穆公广集人才，重用贤能，雄心勃勃地要在中原争夺霸主地位。因此，在当时的霸主晋文公刚死而又得到杞子从郑送来的密报时，他认为时机成熟，便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了。他原以为会得到重臣的支持，所以他去询问蹇叔，但是蹇叔却劝阻他伐郑。他当时称霸心切，拒不纳谏。这边大军整装待发，那里蹇叔却在痛哭失败，穆公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从牙缝中迸出刻毒的诅咒：「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这固然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奴隶主的刚愎自用、凶狠狰狞的面目，但却也表现出他争霸中原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后来，果然应了蹇叔的预言，在全军覆没的惨重失败面前，穆公才清醒过来。他素服郊次，乡师而哭，引咎自责，悔恨不已；他依旧重用孟明，又显示了一个能逐鹿中原的国君的明智和气度。虽然作者在文中对秦的不义之战持否定态度，但他仍能忠于历史，写出了人物的多重性，秦穆公毕竟是春秋时期一个比较杰出的国君，他终于成为霸主，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而晋襄公则不然。襄公的父亲晋文公是春秋时继齐桓公之后的一个威名赫赫的霸主，但他的儿子却不象父亲了。对于是否伐秦他没有主见，后来同意了先轸伐秦的主张。但是当将士们在战场上拼力俘获了秦的三员大将时，他却又听从了文嬴的请求，糊里糊涂地放虎归山，后来经不住先轸的责骂，又派阳处父去追赶，可是已经晚了，以至造成了「一日纵敌，数世为患」的恶果。文章中仅用「公许之」，「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公使阳处父追之」三笔，就活画出了一个优柔寡断、无智无谋的窝囊国君的形象。晋国就是在他手中开始衰弱下去的，三年之后终于被秦打败，逐渐失去了霸主的地位。

 （二）对两个大臣的刻划

秦的蹇叔和晋的先轸，都是本国的元老重臣，他们都忠于各自的国家，都有着深谋远虑的政治卓见。但是两个人的个性却大相径庭。

蹇叔在穆公不听劝告孤意伐郑时，他一哭再哭，发自肺腑，哀切动人，表现出他对秦国的一片忠心和一片深情。而先轸在襄公放走秦囚时，却是盛怒之下，不顾君臣尊卑的礼仪，在朝廷上公然直呼文公夫人为「妇人」而且「不顾而唾」，表达了对文嬴、襄公纵敌的鄙视和愤怒。他对晋国的至诚，是通过他粗豪刚烈的个性表现出来的。

作者对这两个元老重臣的对比式的刻划，符合二人的阅历身份，是很真实的。蹇叔原是宋国人，他是百里奚推荐来到穆公身边的，因此，他虽然忠心耿耿，却总还是小心谨慎，除了直言相谏之外，只能是以痛哭倾吐忠心。而先轸是晋文公重耳得国之前在外逃亡十九年中一直跟在身边的五贤士之一，在文公争霸的决定性的一战——晋楚城濮之战中，曾出谋定策，并身任中军主将立了大功，他是和晋国长期休戚与共的老臣宿将，所以他才敢在新君襄公面前大发雷霆。蹇叔的「哭」，先轸的「呼」和「唾」，这几个细节把他们在特定情境下的思想感情、内心活动的个性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

 （三）外交辞令的描写

善于写外交辞令是《左传》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点。刘知几《史通·言语》称之为「语委婉而多切」。《秦晋淆之战》中有三段外交辞令，因为人物的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处境不同，各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实在是非常出色。

弦高是郑国的一个爱国商人，他在「将市「的途中遇到伐郑的秦师，急中生智，一番犒师的辞令，说得是那谦恭有礼，热情周到，同时柔中有刚，明确暗示出郑国早有准备，决心迎战。弦高意在言外的话语，使孟明逡行不进，领师而回。

皇武子是郑国的大夫，他奉郑君之命，告诉戍郑的秦大夫离境。皇武子的话，说得是那么抱歉客气，但又代表了国家，严峻地揭露了敌人的阴谋，下了冷冷的「逐客令」。皇武子辞杞子的一段话，是旁敲侧击，使杞子等人感到无形的威压，只好仓惶出逃。

孟明是秦国的猛将，他被晋俘获又被释还，死里逃生，复仇心切。所以当阳处父追来时，他在舟中讲的话，表面看来是「君惠」不离口，那样感恩戴德，但是内中却隐伏着报仇雪恨的切齿誓言，嘲笑了晋君放虎归山的愚蠢，点破了阳处父诱捕的企图，流露出侥幸生还的得意心情。孟明拜赐的一段话是绵里藏针。果然，三年后，秦穆公用孟明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宫及郊，晋人不出，遂至茅津济，封淆尸而还」（《左传》鲁文公三年），验证了孟明三年报仇的誓言。可见，孟明拜赐这段外交辞令对刻划人物性格，表现秦晋之间的矛盾，有其特殊的作用。

可以说，构成人物形象的生命在于人物的个性。如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人物也有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的关系问题。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造成了个性。这种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用到文学与写作上，用到描绘人物形象上，则正如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所说：「最要紧的是写出这个人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描写出那人的个性。」而后人的这些真知灼见，正是从包括《左传》在内的古今中外的名著的写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秦晋淆之战》所以能活灵活现地描绘众多人物，正是因为作者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个性，而且通过行为、语言和细节准确地表现了此人物区别于彼人物的特殊之点。当然，这些个性和特殊之点，又包含着那个时代的共性和普遍性，因而作品也就成了当之无愧的灿烂的历史画卷。

《秦晋淆之战》确实不愧为《左传》艺术的「微雕」。「见微而知著」，通过对于它的剖析，我们可以更加具体地认识到《左传》作为历史名著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